深度剖析：大卫·芬奇电影中的身体解域化与精神分裂

撰稿人：严芳芳

（本文首发于徽声在线电子刊。）

大卫·芬奇凭借其标志性的视觉语言、精湛的电影制作技艺以及对艺术表达的执着追求，在国际影坛上独树一帜。

他的作品常被用作探讨各种社会议题的载体，如当代男性气质的危机、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弊端、暴力与痛苦的表现、法西斯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探讨，以及导演中心论等。这些多元的理论视角因他的电影而显得更为合理和有力，促使我们进一步深入剖析。

在电影的讨论中，古典电影理论聚焦于电影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通过取景框构建想象的空间。然而，这种稍显陈旧的方式往往陷入形式与内容的争论。相比之下，大卫·芬奇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的二元对立，如身体/头脑、内在/外在、男性/女性等界限，实现了对这些界定的质疑与超越。

随着数码影像与数字合成技术的日益成熟，我们对“真实”与“虚幻”的认知不断深化。电影理论开始更多地探讨电影与思维的关系，电影似乎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能够影响并参与我们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本身也在不断生成电影（即虚幻世界）的元素。

在大卫·芬奇的作品中，无论是《消失的爱人》中婚姻中“爱人”的“消失”，《搏击俱乐部》中胶片细节的“戏谑”与“恶搞”，还是《七宗罪》中对原教旨主义“上帝之名”的反思，都展现了对人文主义、宗教、解剖学等基础上的“人”的话语的拒绝，并试图从这种解构中探索新的研究路径。

聚焦《搏击俱乐部》

值得注意的是，“身体”在这部电影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当“人性”、“道德”、“灵魂”等概念被悬置后，“身体”成为了一个相对“纯净”的存在。身体不仅确认了人的生物性，还标志着人所占据的空间，同时因其皮肤的包裹而呈现出自足与完整的表象。

朱迪斯·巴特勒等后现代理论家在性别讨论中，已将身体视为一个新的场域，一个话语交锋的前沿阵地。提及精神分裂分析，不得不提20世纪下半叶法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德勒兹，他通过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与重新定义，成为后结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与伽塔里合著的一系列作品，更是对后现代社会进行了经典阐述。

精神分裂分析正是基于他们对后现代社会的哲学思考。可以说，大卫·芬奇的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精神分裂电影理论以及德勒兹和伽塔利理论的途径。

《搏击俱乐部》改编自恰克·帕拉尼克1999年的小说，讲述了一个深受失眠症困扰的都市白领男性的故事。主角杰克（爱德华·诺顿饰）在画外音旁白中不断自述，他饱受失眠的折磨。起初，医生建议他参加病患组织，以感受真正的痛苦来释放情绪。在这些组织中，他遇到了同样假装病人的玛拉。

杰克白天是一名汽车召回调节员，负责核算召回汽车的成本。他的工作需要频繁出差，在一次旅行中，他遇到了神秘的无政府主义者泰勒·德顿（布拉德·皮特饰）。回家后，他发现公寓因煤气泄漏而被炸毁。泰勒邀请他住在自己破旧的房子里，从此，杰克的生活被泰勒改变，他们开始了搏击游戏。

渐渐地，搏击俱乐部应运而生。对现代生活的厌倦和男性气概的危机吸引了众多愤愤不平的男性加入夜晚的拳击游戏。参与者发现这种身体体验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需求，搏击俱乐部开始逐渐壮大。

对杰克而言，拳击不仅能帮助他入睡，还能让他摆脱单纯观察他人痛苦的困境。而泰勒则将搏击俱乐部转变为一个大破坏计划，一个隐蔽的地下破坏组织。这暗示着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瓦解，从最初的故意破坏行为逐渐升级为带有恐怖情节的行动，破坏金融公司并横扫其总部。

杰克不再参与治疗活动，玛拉主动追问杰克并以自杀为由试图引起他的关注，但现实中的杰克拒绝了，泰勒却给予了回应。结果，泰勒与玛拉发展出了热烈的性关系，这让杰克感到厌恶。

在大破坏计划中，泰勒排斥了杰克。当杰克试图阻止故意伤害计划时，他发现许多人似乎都认识他，尽管他坚信自己从未遇到过他们。当恐怖主义情节达到高潮时，杰克最终意识到大破坏计划的成员认识他，并非因为他是搏击俱乐部的建立者，而是因为他就是泰勒·德顿。

意识到自己就是大破坏计划的策划者，杰克试图用手枪射击自己的头部来杀死身体中的泰勒部分，以终结大破坏计划。子弹偏离了他的下颌骨，看上去泰勒已经死了。

然而，大破坏计划仍然完成了其无政府主义的目标。电影结尾，当窗外公司的大楼倾倒，信贷记录开始回到原点时，一个男人的阳具快速剪接进电影画面——或许这暗示着泰勒实际上并未死亡。我们从叙述人那里得知，他习惯性地将单一的色情镜头剪接进电影。

在故事中，杰克讲述的内容来自一个身体经验无法区分的人类。在电影的形式和美学建构中，我们通过数码技术对身体经验的描绘和对空间形式的把握，感受到流动的“精神”体验的分裂。

大卫·芬奇使用不失真的球形镜头确保在弱光环境下电影风格与主题的一致性。在全片最多的打斗、搏击镜头中，黑暗的空间感放大了身体行动的效果，而反白的空间则用来反映精神性、理智的部分。

《搏击俱乐部》还运用了数字技术来创造影片空间。开头一段两分半的在杰克大脑中的跟踪摄影，随后移动到神经突触和身体流动的细胞。经过一系列快速移动，镜头最终静止在正吞枪的杰克画面。

CGI和动画制作技术的运用使镜头能够自由出入人类大脑。但大卫·芬奇在这些现实的“身体”情景与“大脑”世界的想象场景中，几乎将二者融为一体。想象世界与现实生活并非截然对立，相反，《搏击俱乐部》似乎在告诉我们想象可以延伸成为现实，反之亦然，现实的延展也可以成为想象，我们已无法有效区分二者。

《搏击俱乐部》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电影史上经典的“精神分裂”角色。从文化研究性别、种族、阶级的三元标准来看，杰克是一个标准的中产欧洲男青年，拥有稳定体面的工作和对家庭生活用品、厨卫家装的独到审美。然而，平淡无趣的生活表层下压抑着“另一个自己”，内心的分裂最终催生了泰勒——杰克释放的本我。

“欲望”是德鲁兹和伽塔里精神分裂分析学中的核心概念。他们认为“欲望”不再是精神分析中被匮乏与缺席所束缚的概念，而是建立在生成（becoming）基础上的更具生产性的过程。他们用“机器”和“生产”这两个看似与欲望不相关的概念来解释欲望。

主体不再只能通过缺席来指认，德鲁兹和伽塔里认为主体是永远变化着的，在变化、流动的状态中指认自我。生成的过程正是在传统的内与外、真实与虚幻、自我与他者等含混中进行。由此，他们开创了理解和认识世界的全新方式——精神分裂分析。精神分裂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解域化”。

德鲁兹和伽塔里的关注焦点已不再是符号或文字在社会意义体系中的作用，而是从“地域化—解域化—再地域化”的角度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体系，这个角度对应着社会的“规则化—去规则化—再规则化”。

德勒兹将“解域化”解释为“某事物逃脱或离开其所属的特定地域的运动或过程”，是对现存整体边界的突破。这种解域化的可能性存在于电影内容和形式的层面，也存在于真实世界的呈现。我们不能只探求故事层面和叙事者的话语中发生了什么，还要发现电影自身如何将形式和功能层面整合进这个世界。

《搏击俱乐部》可以说是通过身体的生成和大脑的生成实现了德勒兹理论的“解域化”特点。无论是描绘身体状态的画面还是有身体画面转化而成的思想部分的展示，如突然苏醒而引起的幻觉，在影片中，我们感到身体和大脑的生成并不能如笛卡尔主义认为的那样截然区分开。

在90年代的电影研究中，用认知主义来研究电影心理的理论家，特别是受“后结构主义”思想影响的理论家，试图将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对电影的研究区分开来。在认知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争执的中间，德勒兹与后者的联系更为紧密。

如今，国外兴起的神经科学和其他学科逐渐进入电影研究领域，人们开始认识到德勒兹将“头脑—身体”并置的讨论并不离谱。大脑并非与身体脱离的一种理智工具，也不是能够忽视情感和内心反应的“不理智”现象的工具。

相反，大脑获得的理智思想完全是因为有身体给予的事实反应。在《斯宾诺莎：实践的哲学》中，德勒兹描述了如何不接受在身体之上的大脑和在大脑之上的身体。头脑和身体从等级关系中解放出来，大脑变成了机器成分的一部分，大脑将传出的信号发送给身体，身体同时将命令送去大脑。

斯宾诺莎的宣言“那么给我一个身体”有了新的意义。通过新的身体状态与大脑中新的神经连接的匹配反应，能够实现新的思想。在德勒兹的电影范式中，去思考变成了“去认识没有思考的身体能够做什么，它的能力，它的立场。通过身体（而非通过身体作为中介）电影形成它与精神、与思想的联盟。”

《搏击俱乐部》中泰勒拿碱性化学物质烧伤杰克的皮肤的场景，成为了感性化的身体与理智化的头脑之间关系的缩影，展现了身体的感性知觉和思想的大脑活动之间的直接关系。

《搏击俱乐部》中的男主人公杰克在“另一个自己”即泰勒身上做出了与现实中的自己截然不同的选择。搏击、反资本主义、甚至后来发展为恐怖主义行为，其中最多的“搏击”场景以暴力、血腥给人以直接的“身体”反应。精神分裂分析中的“身体”始终是一块重要的思想争夺阵地。《搏击俱乐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其中身体直接参与了“领地化—解域化—再解域化”的过程，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身体何为。

为了更好地理解《搏击俱乐部》中身体的解域化是如何实现的，我们首先要回到电影中失眠、饥饿、癌症和暴力游戏这些直接的身体状态上。这些让身体拥有解域化的力量，使主人公杰克进入了一种在想象与现实、内在与外在、思想与行为开始混淆的意识边缘状态。帕特里夏·品斯特认为“只有当一个人精疲力尽或者瘫痪麻痹的时候，感觉主导的行动才会让位于单纯的视觉声音状态，进而进入了梦的世界或者幻想的冥想世界。”

在连续六个月无法睡觉以后，杰克叹息道“失眠中没有东西是真实的。每样东西都在很远的地方。每样东西都是副本的副本的副本。”这些主观经验被抽空了色彩、深度和声音的画面表达，也有富于表现主义特点的扭曲效果，如重叠剪辑、膨胀的声音、整个场景的扭曲变形。虽然这些暗示了幻觉，但很难说杰克的真实感受是与这些幻想元素区分开的。

《搏击俱乐部》也描绘了主人公的日常生活场景，如刷牙或去厕所，但很少展示他吃东西的画面。当他打开冰箱时，冰箱空空如也。也几乎很少有对他饥饿的展示，或者导演很有意识地快速跨过了对他吃饭与饥饿的表达。

影片中杰克家中的场景设置也让人感到一种禁欲主义的暗示。杰克的这种生活状况帮助他进入了一个扭曲变形、梦一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身体经验与大脑想象密不可分，与现实不可区分。

杰克在生理、身体层面的消耗缺少在电影中以他对资本主义层面的消费的拒绝而获得最终胜利。但是这些杰克最初有的如失眠、饥饿的状况促使杰克通过身体获得了自身最初的解领域化。杰克后来发现他在帮助他身体和精神得到解放的疾病互助团体中又让自己再度领域化了。

第二个层面的解领域化来自于玛拉这个角色。表面上《搏击俱乐部》是对某种男子气概缺乏的特别关注，甚至有点厌女症倾向，但玛拉这个特殊的女性角色（“如果我会得肿瘤，我要叫它玛拉”），一个有着哥特风格的女性，黑色的眼线、黑色的服装，在杰克的意识中成为了那个最有力量的动物。这说明玛拉在杰克的现实与梦幻中都确证着自己的存在。她实现了杰克的第二层解域化，她使得杰克再次无法入眠，而只有泰勒的出现能够平息这一切。第三层解域化则是遇见泰勒并开始了搏击俱乐部。搏击的暴力形式在身体和心理上给予杰克放松。

相比之前医疗效果的某种再领域化（杰克可以安稳地在宜家风格的公寓中睡着），暴力在这里成了某种更持久强大的解域化手段。杰克失去了房子，开始每天肿胀着脸出现在公司，他拒绝了过去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暴力成了解域化的身体力量，这种身体的疼痛暴力体验相当于大脑的震惊反应，联系着解域化的技巧和方式。

在《搏击俱乐部》中，“身体”还存在着更深层的解域化。这种解域化是通过玛拉和大破坏计划中的暴民们作为影片中出现的形象的递进而实现的。大破坏计划的暴民们持续发展增多，将杰克的世界“去领域化”，他们荒废的房子成了某种意义上“身体”的隐喻。这些暴民、恐怖主义者在其身体内，房子成了“活着的生物，内部充满吃喝呼吸的许多人”。

搏击俱乐部和大破坏计划成员开始在全美集结起来，听从泰勒指挥。泰勒也是杰克去领域化的一部分，他利用美国飞行线路如根茎般的网络展开大破坏计划，这也如同癌症在人身体中循环系统的发展变化。影片中很多场颇有仪式感的搏击暴力场面，在这些场景中形式与内容协同相互作用，富于情感地表达出疯狂的攻击，超越了已建立起的仪式编码。

从受害者的位置来设计拍摄视角，搏击双方身上的肉的重击声和嘎吱作响的骨头声，这些场景给杰克形成了可怕而又拥有坚定无畏的内心的情感经验。对于杰克来说，这些暴力身体经验展示出他对自己能够平和睡觉的目标达成后需要更深层次的解域化的需求。

在失眠、饥饿、癌症和暴力中间，我们感觉到在《搏击俱乐部》中身体起到的重要作用，尤其在杰克从一个资产阶级消费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者的解域化转变道路中更能感受到身体的解域化。身体与大脑的解域化同时协调发展发生。

《搏击俱乐部》明显带有反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现实批判意义，但作为当代好莱坞经典之作，它依然成功负载了好莱坞的文化功能。

德勒兹在主流电影、动作—影像电影中也曾忽视了还会有《搏击俱乐部》这样的作品出现。他曾低估了当代好莱坞电影的解域化功能，又或许精神分裂分析已经进入主流视野并实现了某种主流文化产品的再领域化。我们也要警醒新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继续发挥它强大的整合功能，因而打破领域化的循环规则，需要更多的思想资源。

而一旦“身体”的能量被打开，任何规定都面临失效，任何理论话语都期待着更多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