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疆乡村到柏林荣耀，他用慢电影寻回童年与自然之梦

时光回溯到多年前，在新疆北部那片广袤农村的屋顶上，有个名叫景一的男孩常常一待就是一整个下午。那时的他，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惬意地晒着太阳，嘴里嚼着香甜的果干，目光悠悠地越过村庄，投向远处天山那雄伟的轮廓，脑海中不断幻想着远方究竟藏着怎样的奇妙世界。

2025年，对于青年导演景一而言，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他凭借长片首作《植物学家》，在柏林电影节一举斩获“新生代儿童单元”国际评审团最佳长片奖。当站在领奖台上，他仿佛一下子抵达了童年躺在屋顶上无数次幻想过的远方，不禁感慨：“只是没想到这个远方，距离竟是如此遥远。”

《植物学家》这部影片的征程可谓一路闪耀。从第46届开罗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周”单元的特别提及奖和最佳亚洲电影奈派克奖，到第49届香港电影节新秀电影竞赛（华语）单元的最佳导演奖，它接连收获诸多荣誉。4月14日，这部承载着诸多荣耀的影片，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正式上映，让更多观众有机会走进它所构建的独特世界。

这部诞生于新疆北部山谷的影片，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它以细腻悠长的镜头语言和沉静舒缓的节奏，讲述了一个孤独的哈萨克族男孩阿尔辛与植物世界之间那隐秘而动人的生命连接。景一将自己那些几乎要被时光吹散的童年记忆、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寂寞的心境以及对远方的无尽想象，精心融入到这部电影之中，成功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对自然、对土地的那份柔软情感。

景一的电影之路，起始于父亲在镇上经营的那家租碟行。在那个小小的院子里，村里第一台VCD和柱式音响被架了起来。某个夏日的午后，一部港产恐怖片的A面在机器里缓缓转动，画面阴森恐怖，吓得八九岁的景一匆忙爬上苹果树，接着又翻上屋顶，试图逃离那令人胆寒的场景。

在新疆农村，家家户户的屋顶紧密相连，宛如一片巨大的平台。这里不仅是景一童年的游乐场，更是他眺望世界的绝佳窗口。在这里，他尽情释放着对外部世界的丰富想象力，也安放着少年时期那些难以言说的惆怅与思绪。

“我小时候的生活，就如同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里所描绘的那样，很多时候，我只是静静地看云、在树底下悠闲地坐着，时光就在这样的闲适中悄然流逝。”在接受徽声在线专访时，景一回忆道。他的童年，常常是在屋顶上一躺就是一下午，双手随意地插兜，偶尔踢着石子走过街道；少年时，还会和暗恋的女孩偷偷跑去废弃房屋里，好奇地观察那里的植物。这种缓慢而无目的的生活节奏，不仅构成了他生命的独特底色，也成为了《植物学家》那舒缓而富有韵律的呼吸节奏。

2014年，景一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第一次离开新疆，前往杭州求学。置身于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市之中，他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割裂感，身体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疲惫考验。“我要乘坐三天两夜的火车先抵达上海，然后再转车，几乎用遍了所有的交通工具。”密集的高楼取代了家乡开阔的视野，一种复杂的情感在他内心悄然滋生：既有着对新世界的无限向往，又有着对“回家为何如此艰难”的深深困惑。

这种“既扎根又流动”的独特生命状态，后来被一位观众精准地概括为他电影的内核。为了拍摄电影，景一毅然返回家乡，开展关于植物的田野调查。他格外偏爱电影中那颗从山间坠落的松果，它顺水漂流，不知将在何处靠岸、重新扎根。景一觉得自己就像那颗松果，从新疆的村庄出发，漂流到杭州，又因为电影的缘分，漂流到柏林、巴西领奖，最终抵达了童年未曾想象过的远方。

《植物学家》的诞生，源于2022年的FIRST青年电影展创投会。景一清晰地记得，当时他站在台上，怀着既焦急又迫切的心情，向众人陈述这部仅存在于自己脑海中的电影。

他回忆道，或许正是那份赤诚与不安，打动了许多人。文牧野导演的梦将军影业给予了他第一笔现金奖励，随后剧本经由文牧野传递到毕赣导演手中，又辗转到了制片人单佐龙那里。2023年8月，《植物学家》正式开机。那时的他，形容自己“像一个赌徒”，仿佛将青春全部押上，只为博取一个美好的未来。

电影在新疆北部的山谷村庄开机拍摄，条件十分艰苦。洗澡需要临时用木板搭建棚子，再拿水瓢一瓢一瓢地舀水。剧组的许多伙伴在村里一待就是两三个月，只能住在帐篷里。每逢深夜大风呼啸而来，对他们而言都是一场不小的挑战。然而，正是在这样质朴甚至原始的环境中，电影如同破土而出的幼苗，缓慢而坚定地生长着。

《植物学家》里，既有天真无邪的小孩，又有活泼灵动的动物，拍摄这样的内容需要极大的耐心。景一从当地学校精心挑选了毫无表演经验的哈萨克族男孩叶斯力·加和斯力克来出演。在拍摄过程中，男孩把景一当成亲哥哥，对他充满了信任。但有时，一个镜头需要反复拍摄十多条，小演员难免会感到郁闷，忍不住问道：“你不是导演吗？你们不是厉害得很吗？为什么拍这么多遍都过不了？”正是这份真实与信任，最终让叶斯力摘得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未来”单元的最佳男演员奖，为他的演艺之路开启了美好的篇章。

景一特别强调，《植物学家》并非一部纯粹的少数民族电影。他身上带着祖辈南方汉族的家族印记，却在新疆这片多民族聚居的土地上土生土长。他选择用哈萨克语来讲述这个故事，是希望“让大家感受这个语言本身的美”，就如同植物学家的工作，不仅仅是对植物进行分类，更重要的是保存它们之间的差异，展现世界的多元与丰富。

在电影中，男孩阿尔辛与汉族女孩美玉之间纯真的友谊，以及哥哥对上海“好是好，就是太偏僻了”的复杂感叹，都超越了简单的田园与都市的对立，呈现出普世的人类情感：对陪伴的渴望、对离别的感伤、对自身归属的寻觅。这些情感如同细腻的丝线，交织出电影丰富而动人的情感画卷。

景一选择如今罕见的4：3画幅来拍摄这部电影，这恰恰是新疆给予他的独特视觉感受——山高水长、天地辽阔。4：3的画幅收缩了两侧的视野，却着重强调了高度，就如同一个孩子蹲下来看世界：树显得那么高、天显得那么高、山也显得那么高。这种画幅还带来一种私密感，仿佛是一本精美的视觉日记，盛放着一个孩子内心世界那些幽微而细腻的情感。

在这个被短视频、快节奏叙事主导的时代，拍摄这样一部安静、缓慢的电影，无疑像是在对抗时代的焦虑，为人们的心灵提供一片宁静的港湾。

影片中几乎没有强烈的冲突，男孩阿尔辛总是日复一日地在草原上行走、眺望。他在溪边精心挑选石头，在荒废的教室里专注地观察植物，还与一匹会说话的马（源自哈萨克族的神话传统）静静对视。景一坚信，电影院“也许是能给一些人带来安慰”的地方。电影的魅力或许就在于，它并不直接提供答案，而是精心营造一个感受的场域，“逼你去听那些平时听不到的声音——风的声音、树叶的声音、一个孩子沉默时心里的声音。”他希望，这个故事从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出发，却能调动每个人对生命的独特理解，引发观众内心深处的共鸣。

戴锦华教授评价这部影片“在现实中稀缺的自然之美与纯真记忆得以封存”，而顾晓刚导演则用“极致美丽又浪漫”来形容它，可见这部影片在艺术层面的独特价值。

从新疆偏远农村的屋顶到柏林的红毯，从FIRST创投会上那个焦虑的陈述者到带着作品走遍世界的导演，景一完成了一次漫长而意义非凡的迁徙。他用电影这门独特的艺术，将自己的童年寂寞、对故土的深深眷恋、对植物静默力量的领悟，以及对不同文化之间“和”的坚定信念，精心制作成一部光影标本，留给了这个喧嚣的时代，成为人们心灵深处的一抹温暖慰藉。

对话景一：植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徽声在线：《植物学家》拍出了人类与植物、自然以及不同民族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很多人说，能拍好儿童电影的人都有一颗赤子之心。在观众的反馈中，有哪些让你觉得不一样，甚至超出了你拍摄初心的部分呢？

景一：最让我意外的是，很多观众在看完电影后，真的会主动去寻找、分享自己和自然、植物相关的生命经验，甚至长篇大论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虽然电影的故事是从小孩的内心世界出发，但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对生命的独特理解。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观众会在时间的缓缓流动中，更充分地调动自己的感受，让那些被遗忘的情感重新浮现。

我很荣幸一部电影能被大家看见，大家把自身的生命经验或对自然的思考注入其中，共同构成了对影片丰富而多元的印象。无论是从未接触过艺术电影的普通观众，还是专业的影评人，都是这个丰富印象的创造者。就像儿时认识第一棵树，我们只是单纯地触摸它、感受它，而不是带着那么多复杂的知识和明确的目的。

有观众说，看完电影有种“既扎根又流动”的感受。这特别准确地描述了我的成长历程：我出生在新疆，然后不断前往城市、世界各地。我就像一颗松果，顺着河流漂流，可能在某个岸边停下，重新扎根，长成一棵新的树，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

徽声在线：这部电影对部分观众来说可能有一定的挑战，因为它的节奏比较慢。在如今追求快节奏的时代，你觉得“慢电影”的魅力究竟是什么呢？

景一：对我而言，我的童年就是这样的慢节奏。今天的生活，无论是短视频的快速传播，还是快节奏叙事的广泛运用，都过分强调效率和强目的性。然而，拍摄这部电影时，我从植物身上得到了深刻的启发：植物从不强迫人类去关注它，侵略性极少，它只是静静地在那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今天在城市中，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即使在忙碌的办公室里，也会精心照料一盆植物，让自己进入安静感受美的时刻。我希望电影能带给大家这样的感受和思考，让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

徽声在线：拍这部电影时，你花了大量时间做田野调查，这是否让你重新梳理了自己与童年、与自然的关系呢？这部电影里有很多人的离开，比如哥哥、美玉，他们都离开寂静的村庄，去往大城市。这种告别没有惊天动地，却显得更加孤独，是否和你童年的感受有关呢？

景一：肯定是有关系的。电影里不仅有小男孩阿尔辛，还有哥哥、叔叔、老人等角色，他们就像植物不同的生长阶段，又如同一个家族在不同时代的真实境遇。我小时候的家在村头，坐在房顶就能直接看到天山，从小我就会想象远方有什么，心中有一种莫名的、难以言说的寂寞感，想象力被放置到很远的地方。所以电影里除了现实场景，也有想象的部分。比如那匹会说话的马，在哈萨克族的神话传说中，动物是会说话的，这安放了我从小对远方和未知事物的强烈想象与好奇。

关于离别，电影里运用了一些圆圈的意象：阿尔辛和美玉玩耍时的转圈、舍不得她离开时的转圈、夜晚围着树转圈、哥哥从乡村到城市的漂泊……以及电影结构上开头和结尾的老者，也形成了一个圆圈。这就像泉水的波纹，一圈圈地映照出人生的不同层次，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扩大。这也是电影从一个小孩的视角向下扎根，试图呈现更完整的感受与思考，引发观众对人生的深入反思。

徽声在线：看《植物学家》很有伊朗导演阿巴斯的感觉，而且电影的作曲也来自经常跟阿巴斯合作的伊朗作曲家裴曼·雅茨达尼安。

景一：我们都对人在景观中的境遇有着相似的关注倾向。不仅是阿巴斯，包括土耳其导演锡兰，以及我很喜欢的印度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他们的电影都不仅仅关注人本身，更关心人在环境、风景中的独特表达。这些电影史上的杰作是我们年轻创作者创作的源泉和努力方向，激励着我们不断探索和创新。

徽声在线：是什么启蒙了你的电影梦呢？你希望自己是一个带有新疆印记的导演吗？

景一：我八九岁时就通过租碟看了大量港片和好莱坞商业片。上初中后，我才逐渐发现有些电影能够震撼心灵、让人感动落泪。那时我就觉得，那些在房顶无法安放的复杂感受和情绪，似乎可以通过电影这种方式表达出来。比如《霸王别姬》、库斯图里卡的《地下》等电影，让我惊叹“电影居然能这样拍”，它们直击人心，在我心中种下了电影梦的种子。

我比较特殊的一点是，我出生成长在新疆，但父辈是从南方来到这里的。新疆对父辈而言意味着新的土地，这里生活着多个世居民族。从某种角度看，我也属于这里的少数派。我带着父辈和自身的印记在这里土生土长，与各民族交流融合，自然会形成一种既是新疆的一部分，又带有我个人独特特点的感受，这种感受也融入到了我的电影创作中。

徽声在线：你的电影里有一些超现实的魔幻元素，比如会说话的马。

景一：这也是受到文化影响的结果。往上追溯，整个中亚文学都深受《一千零一夜》等传统故事的影响。在新疆这片多民族聚居、文化交织的土地上，会产生独特的思考方式和丰富的想象力。我相信未来新疆产出的电影，也会有很多这样充满魔幻色彩的时刻，每个创作者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对世界、对生活的独特理解。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