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甄嬛传》心存疑虑，此书为我揭开谜团

01

回溯往昔观看《甄嬛传》的时光，剧中有一个情节始终萦绕在心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那便是剧中皇帝（胖橘）对汪景祺的处置方式。

在《甄嬛传》的剧情脉络中，汪景祺的戏份主要集中在第42集和43集。

当时，年羹尧的势力被彻底扳倒，在其府邸中，众人意外发现了汪景祺所著的《西征随笔》，按照朝臣们的描述，此书“尽是大逆不道之语”。

那么，书中究竟有哪些内容被视为大逆不道呢？剧中呈现出了三点关键信息：

其一，汪景祺对年羹尧极尽谄媚之能事，甚至不惜使用夸张之词，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伟人”，将其捧上了天。

其二，汪景祺公然指责“雍正”这一年号不吉利，声称在历史的长河中，以“正”字为年号的皇帝，大多命运多舛，结局悲惨。

其三，汪景祺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胖橘）为庸才，嫉妒年羹尧的卓越才能，甚至预言皇帝早晚会对其下手。

剧中，当皇帝听到这些言辞后，顿时龙颜大怒，怒斥汪景祺“悖谬狂乱、大逆不道”，并对其施以了极为严厉的刑罚：

汪景祺本人被枭首示众，其首级被高高悬挂于菜市口，且十年不许取下，以儆效尤。

汪氏女眷被发配至披甲人为奴，男丁则被流放至宁古塔。就连疏远的亲族也未能幸免，凡是在朝为官者，一律被革职查办。

仅仅因为几句话，便要承受如此惨烈的后果，人头被悬挂于菜市口长达十年之久，这刑罚未免过于严酷和毒辣。就连一向老实本分的甄远道也感到心惊胆战，认为这样的举动会让老百姓心中充满恐惧。

而甄嬛也觉得，汪景祺虽然罪有应得，但连累家人、亲眷和远亲也受到牵连，多少显得有些无辜。

他们对汪景祺的同情，以及对事件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的担忧，引起了皇帝的猜忌与反感。这为甄嬛在后续的纯元故衣事件中失宠埋下了关键的祸根，也最终导致了甄家被流放至宁古塔的悲惨结局。

皇帝冷冷地告诉甄嬛，谁敢动了他的天下，即便是错杀，也绝不能轻纵。

然而，这样的处置真的合理吗？何至于此呢？

汪景祺作为年羹尧的幕僚，在书中对年羹尧进行吹捧，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即便他对皇帝有所诋毁，赐死或许也已足够，但首级悬挂菜市口十年，家人亲族受牵连，这样的惩罚未免过于夸张。

在《甄嬛传》中，其实也有一个可以作为对比的案例，那就是钱名世。据徽声在线历史资料记载，钱名世在年羹尧鼎盛时期也曾写过许多诗文赞美年羹尧。雍正皇帝虽然对他也有所指责，称他“称功颂德，备极谄媚”，但惩罚手段却相对温和。一是要求官员写诗谴责他，二是将钱名世定为“名教罪人”，并亲笔写下这四个字，制成匾额，挂在钱名世的老家。

相比之下，汪景祺的遭遇无疑更加骇人听闻。如果《西征随笔》中真的只有剧中呈现的那三处问题，又何以会招来如此严重的惩罚呢？

以往观看电视剧时，我对此一直感到困惑不解。然而，这次阅读孙立天的《真事隐》一书，我却意外地找到了不一样的答案。

02

在历史的长河中，汪景祺（1672年—1726年）确有其人，他出身于官宦世家，还曾中过举人。

汪景祺是一个胸怀大志、不甘平庸的人，他渴望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然而，由于未能再进一步考中进士，他的仕途之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雍正初年，年羹尧奉命西征，汪景祺通过私人关系，毅然前往西北，成为了年羹尧的幕僚。

《西征随笔》正是他作为幕僚期间，献给年羹尧的一部私人笔记。他希望通过这部笔记，向年羹尧展示自己知晓一些不能写入正史的北京官场内幕、人物掌故和朝廷轶事，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尽管汪景祺在撰写过程中已经进行了自我审查，但即便他认为可以写入书中的部分，仍然留下了让雍正皇帝震怒的内容。

其中最直接、也最致命的一条，是汪景祺对康熙皇帝的讽刺。

康熙皇帝南巡时，曾挥毫泼墨，赐给一位名叫杜诏的生员一首程颢的《春日偶成》：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杜诏回乡后，向众人炫耀这幅珍贵的墨宝。其中一人看到后，也写了一首诗进行调侃：

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

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

汪景祺将这个讥讽康熙皇帝的故事写进了《西征随笔》的“诙谐之语”一章。这成为了当时刑部给汪景祺定下“照大不敬律，拟斩立决”罪名的重要依据，也是现当代学者在阅读《西征随笔》时的主要关注点。

然而，《真事隐》一书对此表示了怀疑。这真的就是雍正所谓“悖谬狂乱”之极的内容吗？而现存的《西征随笔》下卷被删得只剩一篇文章和一首诗，是不是真正的“悖谬狂乱”之言已经被销毁了呢？

03

《真事隐》一书中，还揭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发现《西征随笔》的人看到这本书后，都表现出了极度的惶恐和不安。

杭州官员傅敏在写了密折上报雍正皇帝，讲述发现《西征随笔》的过程时，竟然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来批判年羹尧敢于收藏这本书的罪过，并声称“臣等受恩深重，义不与逆贼共戴天日”。

作者孙立天评论道：“在传统观念中，杀父之仇才是不共戴天之仇。而年羹尧仅仅藏了一本书，傅敏就表示与他不共戴天，可以想见傅敏看到内容后的‘惊骇’程度。”以至于他需要用这样的批判来与之划清界限，表明自己的忠诚和立场。

雍正皇帝派去抄家的阿拉锡，在奏折里详细记录了抄家收到的物品，但却向雍正皇帝表示，他们发现的文字材料看都不敢看，可见他们的警觉和恐惧。

作者因此推断，他们看到的内容，应该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见的“皇帝挥毫不值钱”这样的戏谑之言，而大概率是臣子不可与闻的宫廷秘闻，还很有可能和雍正皇帝本人有关。

汪景祺死后，雍正皇帝还因为别的官员而提到这本书，说他们都“诽议”了康熙时期的庸人行政，记录了雍正认为不该记录之事。

前面说过，《西征随笔》被删了很多内容，而《真事隐》也没有直接给出汪景祺到底写了什么不该写之事。但我们从作者的叙述中，大概能猜出来，这些事很可能涉及康熙朝晚年的储位之争、宫廷内幕等敏感信息，是雍正皇帝希望从历史上彻底抹去的。

这些内容，才是真正触怒雍正皇帝的关键所在。

04

汪景祺出身于官宦世家，对北京官场的情况十分熟悉。他记录的内容很可能包括以下这些事情：

比如，皇四子（雍正）在第一次废太子期间，举报皇八子、陷害大皇子的事情，或者早在藩邸时就结交大臣、培植势力的事情。这些行为如果被揭露出来，将会彻底戳穿雍正皇帝自己塑造的“在藩邸时安富尊荣，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的完美人设。

比如，雍正皇帝修改的官方历史中，皇八子被塑造成奸臣的形象。但据《北京纪事》记载，皇八子却是“上天赐予治理国家的英才”。如果汪景祺记录了当时朝臣对皇八子众口一词的推崇和赞誉，这将会让雍正朝对皇八子的全面否定显得站不住脚，从而暴露出官方历史被“炮制”的痕迹。

再比如，如果汪景祺在书中记录了年羹尧私下透露的、关于他与雍正在夺嫡期间如何谋划的只言片语，或者记录了年羹尧功高震主后，雍正皇帝对其态度变化的微妙细节，这些内容都会像一根根刺一样，戳痛雍正皇帝的神经。

但在《真事隐》一书中，作者孙立天却暗示了，《西征随笔》可能还记录了太子好男风的秘闻，以及索额图的死因。

据《清史稿》记载，太子“昵比匪人”，康熙皇帝就曾下令把和太子有密切关系的几个身边人处死。而雍正皇帝也提到过太子当年买“优童”的绯闻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康熙皇帝在一废太子后的五日里，还感慨自己从不“令姣好少年，随侍左右”，以此来说明太子好男风的“恶习”并非来自于自己。

那么，太子的这一“恶习”又来自于谁呢？

作者孙立天分析道：“康熙皇帝之外，与太子关系最近、对太子影响最大的人是索额图。而索额图恰恰就喜欢面容‘姣好’的男色。”

汪景祺在《西征随笔》中就记载，河道总督张鹏翮是索额图的男伴。

1703年，索额图被关进宗人府，并于当年去世。可诡异的是，学界至今都不清楚他去世的具体原因何在。

现有对索额图案的各种猜想和推测，反而是从太子案的记录中反推出来的。康熙皇帝给出的官方罪名（起马到太子很近的地方才下，有违礼制）也像是托词和借口。而主流说法（索额图和太子密谋推翻康熙皇帝）也站不住脚，缺乏确凿的证据。

另外，索额图死后，康熙皇帝还评价他为“我家之罪魁也”“本朝第一罪人”。《真事隐》一书认为，由此可见索额图所犯之罪有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与谋反和夺权无关；

二是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都不愿或羞于记录和提及。

如果说索额图真的是因为“带坏”太子搞同性恋而被康熙皇帝秘密处决，而这件事又被汪景祺记录在《西征随笔》中，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索额图把康熙皇帝好不容易培养的继承人“带坏”了，当然是“我家之罪魁也”“本朝第一罪人”；

这样的“家丑”，身为满人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都认为不光彩、难以启齿，所以才讳莫如深、不愿提及；

傅敏和阿拉锡等官员看到记录太子与索额图秘闻、涉及皇室极端隐私的文字，再加上更多九子夺嫡的内幕和细节，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的样子就好理解了。

如果《西征随笔》下卷那些被销毁的内容中，恰好包含了太子“好男风”以及与索额图关系的细节，再加上咱们上文说的九子夺嫡内幕和宫廷秘闻，那这本书被雍正皇帝视为洪水猛兽、必须彻底抹去，甚至要把汪景祺的人头悬挂菜市口十年，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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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上面说的这一切，也只是《真事隐》这本书的一家之言，以及我自己根据这本书做出的合理推测和联想。

但我看完《真事隐》这本书后，对于汪景祺之所以被处以如此严酷的刑罚，以至于影响到甄嬛一家的命运，相比于剧中给出的那几个理由，这个解释更能说服我、让我信服。

在一部通俗电视剧中，竟然还隐藏着如此丰富的历史故事和深层含义；或者说，在一本严肃的历史书中，竟然能看到一部通俗电视剧中的桥段，并找到了更合理的解释和答案。这真是双重的乐趣和收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