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弘揭秘《密档》：即兴创作演绎红色传奇，尊重观众审美成亮点

当导演郑大圣向袁弘娓娓道来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时，这位演员眼中闪烁着惊讶的光芒。在听闻这段尘封往事前，袁弘对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一无所知，而听完导演的讲述后，他直言“太传奇了”。

中央文库，这一中国共产党中央秘书处于1926年在上海秘密设立的地下文书档案库，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使命。它主要负责保管1922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前的2万余份核心档案，这些档案见证了党的早期奋斗历程。在十余年的时间里，文库历经多次迁址，十余位地下党员接力守护，最终在1949年上海解放后，由最后一任保管员将16箱104包档案完整移交中共上海市委，并于1959年入藏中央档案馆，成为珍贵的红色记忆。

导演郑大圣独具慧眼，从这段历史中汲取灵感，截取了1942年上海沦陷的艰难时刻，以两位地下党员在五十二号石库门老房中守护密档的故事为蓝本，创作了电影《密档》。该片定档于2026年8月28日上映，袁弘在片中饰演守护密档的地下党员徐书亭，为观众呈现一段惊心动魄的红色传奇。

2024年年底，袁弘有幸拿到了《密档》的剧本，并开始了紧张的前期准备工作。他不仅深入研读历史资料，为角色撰写详尽的人物小传，还苦练织毛衣这一特殊技能。原来，在电影中，毛衣成为了传递密码的重要接头工具，徐书亭和妻子通过编织不同花样的毛衣来传递情报，毛衣编织图册便是密码本，每月按约定更换纹样，接头时只需触摸花纹即可对上暗号，宛如现代“扫码”般便捷。

《密档》剧照中，毛衣作为传递密码的重要元素引人注目。而在片外，袁弘更是下足了功夫，苦练织毛衣技艺，甚至达到了在说话、看电视、走路时都能针线不停的地步。他笑称：“我老婆（张歆艺）、我妈，家里的女性都能教我织毛衣。”经过十来天的刻苦练习，袁弘逐渐掌握了织毛衣的技巧，过年时更是边织毛衣边与家人打牌，场面十分有趣。

与郑大圣导演的合作，对袁弘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他坦言，这次合作有很多工作方式都超出了他的经验范围。“我第一次接触到一个剧组前期做了那么详细的筹备工作，”袁弘感慨道。导演为演员们提供了大量的文字、影像历史资料，让他们提前很长时间进组，剧本通读了4次，逐场、逐句、逐字地讨论。此外，导演还带领大家体验当时的生活，如生火做饭、做即兴小品等，以建立对角色的深刻认知。袁弘表示，这种创作方式在电影中的呈现结果就是不少戏份都是即兴表演，给了演员极大的表演空间。

以下为演员袁弘自述（徽声在线整理）：

“徐书亭”：群像的缩影，历史的见证

拿到剧本后，我深入分析了角色，并在进组前撰写了一个几千字的人物小传。我给自己起的角色名“徐书亭”，蕴含着对奶妈记忆中的温度和对书局的寄望。我希望这个角色能像街头巷尾的小小书亭一样，传递一点信息、一点知识、零星文明的火种。

“徐书亭”并非真实姓名，而是地下工作者为了保护自己而使用的化名。我从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开始，一直写到他小时候的家庭环境、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与太太的相识相知、女儿的出生以及家庭氛围等。这个角色是接力守护“中央文库”的十余位地下党员的群像缩影，我们将很多历史中真实发生的小细节融入了电影中。

比如，徐书亭家里反复端上餐桌的“咸鱼”，就来源于“中央文库”第一任保管员陈为人的真实生活。他当时对外的身份是木材商，生活原本比较宽裕，但随着活动经费用完、上级被抓、太太被捕，整个联络断线，他独自在家带着三个孩子，既要守着密档又不能出去工作，生活陷入困境。然而，在邻居面前，他仍要装出一个体面人的样子，每天端着一条咸鱼假装做菜。这个细节生动地展现了地下工作者的艰辛与不易。

《密档》剧照中，把档案封到墙里面的镜头令人印象深刻。为了力求真实，袁弘和剧组扎扎实实地拍了两个晚上。这个细节来源于最后一任档案保管员的真实故事，他交任务前将档案保存在阁楼墙壁的夹层里。

实拍时，导演让美术部门做了一个假墙，并教给袁弘和李妍锡（饰演妻子沈玉琳）相应的工具使用方法和封墙技巧。从掀墙纸开始，到开孔、拆墙体木条、放档案、封墙、糊墙纸等所有步骤，都由他们自己完成。导演中间不喊停，甚至有一次他们不小心把墙纸开破了一点，导演也没动静。后来据导演说，他就想看这两个人怎么办。他们两人小声静默地对比着墙上的花纹，剪了一块一模一样大小的墙纸填上，最终这段被导演放到了戏里。

即兴表演：赋予角色生命力的魔法

作为演员，我第一次在一个组里参与美术与造型的工作，这让我对角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知。

大圣导演鼓励我们对房间提出任何需求，这样我们才会对这个空间有安全感，表演才会有信念感。他允许我们对自己的造型提要求，包括衣服的颜色、材质等。造型老师会把每个角色的衣服先定好，但衣服归演员管，想穿哪件自己决定。这种自由度让我觉得这些衣服就是我要穿的衣服，而不是戏服。

我们演员每天自己梳头，导演希望头发梳出来要有生活感。我觉得今天要不要出门、要不要见人、有没有心思打理自己的发型，都要自己想好。基本上男生每天进入化妆间，就是在镜子前自己梳一梳头就走了，这种自然的状态让角色更加鲜活。

《密档》剧照中，袁弘表示参与美术与造型的工作让他对角色有了更深的投入感。这部戏与以往很大的不同在于导演给了演员很大的即兴表演空间。

电影开机前，导演就会规定一个题目，让整个52号石库门老房子里的邻居们一起做即兴小品。剧组在每个房间和公共区域装了监控摄像头，记录下大家从起床开始的生活细节。这些即兴表演自然地发生了人物关系和空间关系，让角色更加立体饱满。

电影中有一场戏，汉奸梁耀庭来到徐书亭家里，随手拿起桌子上放的“开箱必读”，徐书亭夫妇的身份险些暴露。这场戏我们三个就是纯即兴演下来的，摄影老师都抓不到镜头，因为他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演第二遍时才补上之前没有拍到的细节，这种即兴表演让戏份更加真实动人。

因为剧本只写了“开箱必读”在桌上，没写到后面会怎么办。梁耀庭就把它拿起来扇风，这时太太去端了杯水，我就知道她想要把这个东西换回来。结果没换回来，太太又转身去拿了个扇子，还是没换回来。正好那时候梁耀庭说进了76号（汪伪政权特工总部），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就是个炸弹。妻子转身就去拿了一把剪刀回来，后来导演说当时最紧张的是道具部门，因为他们没准备道具剪刀，这是真剪刀。

我们有很多戏份都是即兴表演，导演不希望演员受剧本的限制，要按照自己最直接最当下的感觉再来一遍。这种创作方式让电影充满了未知和惊喜。

电影中穿插了一些房客们接受审讯的黑白镜头，这完全是剧本之外的创作。突然有一天，导演觉得这些房客们应该会被牵连、被拉去76号接受审讯。他就临时决定要拍这个镜头，我们演员在剧组创作氛围特别好，都在现场监视器前看。导演其实就是审讯者，每个人都被审了大概两个小时，纯即兴表演。导演只在中间换卡的时候会喊一下停，趁这个时间冲出来问我们还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怎么审。

当时导演说没想好这段素材要怎么用，有可能放在片尾，也有可能作为彩蛋。我看过前几版的剪辑还没有这段内容，突然有一版导演就把这段穿插进去了，非常有风格。这种即兴创作让电影更加独特和引人入胜。

能够给演员做即兴小品、即兴表演的剧组太少了，导演的这种创作方式是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导演后来跟我们说很多东西他也是第一次实践，这种勇于尝试的精神让我深受启发。

尊重观众：电影的灵魂所在

从电影开机第一天导演就跟我说徐书亭需要有一句台词，这句台词是什么？你自己想。在最后一场戏开拍之前我都没有想好我要说什么，但有一个大概的方向。

我在脑海中设计过一场徐书亭和女儿的戏。因为徐书亭很忙没有时间陪女儿，戏里边女儿说：“爸爸臭”，徐书亭一直以为自己臭是因为抽烟，其实是小孩发音不清楚。后来才知道她说的是“爸爸走”，意思是想让爸爸多陪她一起去玩。我从这点就想到爸爸平时陪女儿时间少的话女儿就会问爸爸去干什么、你是做什么的，但你又没办法跟女儿解释。所以我就想说爸爸可厉害了、去做的事情非常厉害、爸爸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演最后这场戏的时候我大概知道表演方向是什么、徐书亭的状态是什么。对他来说可能死亡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在之前他是凭着最后一丝对这项任务的承诺、对妻子的责任一直强撑着，其实内心早已经破碎不堪了。人世间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事情太难受了，我觉得如果我是徐书亭我一定会重度抑郁。

结尾这场戏徐书亭所有的负担都放下了、对组织和任务有了交代、对妻子有了交代，这时候给这个世界还能留下点什么话？唯一没法交代的就是自己的女儿。面对敌人他最后说出了其实我有一个女儿、那是我的心头之爱、我答应过她我要做的事情是我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其中一条顺口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密档》剧照中，袁弘深情地诠释了徐书亭这一角色。在袁弘看来这部电影真正做到了尊重观众，这种尊重是它知道观众的智慧在哪儿、它永远不会低估任何一个观众的审美。

后来“我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句话被印在T恤背后成为这部电影的一句slogan。我不想把这句话说得太像口号，希望它是一句非常质朴平实的话，能够触动每一个观众的心灵。

这部电影不是那种快节奏叙事类型，一定会有观众坐不住，但我也相信它能找到知音。起码这部电影真正做到了尊重观众，这种尊重是它知道观众的智慧在哪、它永远不会低估任何一个观众的审美。

徽声在线记者 滕朝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