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揭开流传百年的心理学迷雾

想要摧毁一个人，需要多大的恶意？或许，只需一点自以为是的正义感便足够。

2013年，当时仅有170名粉丝的贾斯汀·萨科（Justine Sacco），在登机前随手发布了一条自认为幽默的推文：“要去非洲了。希望我不会感染艾滋病。开玩笑啦，我是白人嘛。”她刷了几下屏幕，发现无人回应，便关掉手机，准备登机。

▷2013年12月20日，公关高管贾斯汀·萨科在登机飞往南非前，发布推文：“Going to Africa. Hope I don't get AIDS. Just kidding. I'm white!”当时她仅有170名关注者，发推后30分钟内无人回复，她便关机登机。然而，在她断网的11小时飞行中，时任Gawker旗下Valleywag编辑的山姆·比德尔（Sam Biddle）将这条推文转发给了自己约1.5万名关注者，并以标题“And Now, a Funny Holiday Joke From IAC's P.R. Boss”发文，推文迅速病毒式扩散。她落地后即失业，遭遇社会性死亡。图源：ir.mtch.com

在她断网后，这条推文被一个拥有1.5万粉丝的账号转发，随后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人们纷纷谴责她的种族偏见言论，查出了她的雇主，追踪她的航班信息，甚至有人赶到机场堵截她。恶毒的咒骂和暴力威胁如潮水般涌来，一个标签迅速冲上全球热门榜单。

全球网友一边刷新屏幕，一边兴奋地倒计时，仿佛在等待一场公开处刑，满怀期待地等着这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打开手机，亲眼见证自己的社会性死亡[1]。

这句冒犯性的玩笑确实值得谴责。但问题是，为何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会如此热衷于将一个陌生人逼上绝路？

匿名的假象

若将参与网络暴力的网民送上法庭，或许会有大儒为他们辩护：“这不能全怪他们，要怪就怪互联网的匿名制。”

人们常常认为，网络是一张隐形的面具，它遮住了网民的真实面容，让他们无需承担后果，于是心底的野兽便轻易被释放[2,3]。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宽慰的解释。它完美契合了勒庞在1895年《乌合之众》中所提出的观点：人一旦聚集形成群体，智力便会急剧下降，变得冲动、盲从，如同野蛮人一般被暗示所左右。

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将这本书视为群体心理学的经典之作。然而，若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会发现勒庞在撰写这些文字时，并非一位中立的科学家。作为一名刚刚经历过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的法国精英，他亲眼目睹了底层大众走上街头夺取权力，对此充满了深深的恐惧与仇恨。因此，《乌合之众》中那些关于“群体是低智的、野蛮的、容易被催眠的”论断，实际上缺乏实验数据支持，全凭主观臆断。

它本质上是一本为恐惧失去权力的欧洲精英量身打造的“操纵手册”，意在警告当权者：群众是危险的，必须被强权所统御。最终，这套充满偏见与种族优越感的理论，并未启发多少严谨的科学家，反而成为了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的床头读物，被用来精准指导狂热的群众动员。

既然“群体必定降智和野蛮”的前提从根源上就站不住脚，那么我们再将镜头转向当下的网络暴力现场。我们会发现，摧毁贾斯汀的，并非那些面目模糊的匿名小号。

最先带节奏的编辑，使用的是自己的真实姓名；那些在推特上实时追踪航班、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她并发送死亡威胁的人，头像中是他们真实的面容，简介里写着他们真实的工作单位。他们有名有姓，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都是公认的好人。

数据也支持了这一点。2016年，研究者卡特娅·罗斯特（Katja Rost）分析了德国数十万条在线请愿评论，得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结论：使用真名的人，不仅没有更加收敛，反而比匿名者更具攻击性[4]。而在韩国，为了遏制网络暴力而推行的“网络实名制”，不仅未能净化网络环境，反而让谩骂现象略有增加[5]。

看来，匿名的面具并非作恶的根源，那么究竟是什么在驱使普通人变得如此残忍？

制服的力量

答案，隐藏在1979年的一场电击实验中[6]。

心理学家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和莱斯利·唐宁（Leslie Downing）将被试者带进房间，任务是电击隔壁答错题的陌生人。

为了测试匿名的效果，一部分人被要求穿上遮住全身和脸的衣服。其中一半人被随机分配穿上了类似“三K党”的白色兜帽长袍，另一半人则穿上了护士服。

如果“匿名让人作恶”，那么这两组人下手都应该变得更重。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变化最明显的，反而是穿着护士服的匿名者，他们变得异常温柔，按下的电击量明显更低。

看来，决定下手轻重的，并非隐藏自我的“面具”，而是那件暗示身份的“衣服”。因为衣服，就是身份的象征。它悄悄告诉你：“穿着这身行头的人，此刻应该怎么做”。

这便是群体影响我们的方式。它并未抹去你的理智，而是将你塞进了一个新的角色，递给你一份新的规矩。它让你在另一个维度上重新理解自己，不再首先是我，而是我们中的一个。

后来，心理学界将这套解释概括为社会认同去个体化效应模型（SIDE）。在实验室里，穿上护士服，你的规矩就是救死扶伤；而在互联网上，虽然没有实体的衣服，但热搜榜单、阵营标签和评论区的风向，就是一套套隐形的“赛博制服”。当你点进某个话题的那一刻，系统和算法就已经自动为你分配好了角色[7]。

当贾斯汀这句触碰种族底线的推文被抛到全球广场时，网民们便迅速换上了隐形制服——“正义审判官”。

那些实名围攻她的人，非但没有发疯，反而极其清醒。就像历史上的私刑者，行凶后会骄傲地拍下合影、签上真名寄给亲友一样。他们不需要面具，他们是在向同伴展演自己的新身份，证明自己是这套群体规范最完美的执行者。

网络暴力，从来不是乌合之众的失控。它是一套群体的规矩，在被极其高效地执行。

一场有边界的骚乱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只要代入一个角色，群体就一定会变成绞肉机？

并非如此。

1980年，英国圣保罗区警察突击搜查社区咖啡馆，引发了街头骚乱。电视画面中，火光冲天、石块乱飞，宛如街头暴徒火并。

可事后的调查却发现：这群人的攻击高度集中于警察以及可能威胁到自己的摄影记者。普通路人并未被有意攻击，私人财产也未成为任意破坏的对象。警察一撤，刚刚还在烧车的人，竟自发站到十字路口，指挥起了交通[8]。

他们疯了吗？没有。面对外部威胁，他们只是自动切入了一个新角色——社区捍卫者。所有的暴力与秩序，都绝对服从于这个角色的规矩。

▷圣保罗骚乱（St Pauls riot），起因是警察搜查涉嫌无照经营的咖啡馆，从而激化了当地黑人社区对长期警察骚扰与系统性歧视的不满。图源：bristolpost

同样的机制，只要换个规矩，就能创造奇迹。

2005年伦敦地铁连环爆炸事件中，几百个陌生人被困在漆黑的车厢里。按灾难片的剧本，那里的人一定会各自逃命。但现实是，陌生人互相安慰、彼此搀扶，甚至撕下衣物替伤者止血[9]。灾难将车厢里的人熔铸成了同一个共同体。现在，所有人的使命只有一条：把身边的人带出去。

你看，人群本身没有绝对的善恶。角色写着审判，人们就化身恶魔；角色写着同伴，人们就舍命相救。

那么，在贾斯汀的案例中，又是谁把“审判官”的制服递到了千万网民手里？

谁在分发制服？

答案，隐藏在互联网的机制里：它建了一座所有人都背对着受害者的广场[10]。

在现实中，你当面斥责一个人时，你会看到她的错愕、听到她的解释。这些反馈会提醒你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在网络上，你看不见被围攻的人，你只看得见身边的“同类”。

第一条评论在批评她，第二条已经要求她丢掉工作，第三条更加刻薄搞笑，却获赞数万。慢慢地，你的表达不再是为了回应那个犯错的人，而是在回应现场的其他人。

你会下意识地调整语气[11]：大家都这么愤怒，我是不是该骂得更狠才合群？如果说得太温和，会不会像是在替她辩护？

平台并未凭空创造愤怒。它只是将愤怒公开、计数，再展示给下一批人。数据证明，推文里每多一个“道德和情绪”词汇，转发率就能提高一到两成[12]。于是，算法总是将最能调动情绪的审判顶在最前排，向每一个后来者暗示：看，所有人都在骂她。在这里，最受欢迎的角色就是毫不留情的审判官。

在这个回音壁里，沉默的人是没有数字的。最激烈的少数派，渐渐看起来就像是全世界[13]。

而贾斯汀恰好在天上。她无法解释，无法打断。围观者看不见她，只能看见彼此，然后对着群体编织的靶子不断开火，直到在一声声附和中，把所有人淹没[14]。

飞机落地时，她的名字已被全网咀嚼成残骸。

对参与者而言，那也许只是一次随手转发、一句幽默嘲讽。可当千万句审判同时砸下，便成了压垮世界的雪崩。没有谁觉得自己正在制造一场网络暴力。每个人都只是觉得，自己说了一句应该说的话[15]。

[1] 乔恩·罗森. 千夫所指[M]. 九州出版社, 2016.

[2] FESTINGER L, PEPITONE A, NEWCOMB T. Some consequences of deindividuation in a group[J].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952, 47(2 Suppl.): 382-389.

[3] ZIMBARDO P G. The human choice: Individuation, reason, and order versus deindividuation, impulse, and chaos[J].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969, 17: 237-307.

[4] ROST K, STAHEL L, FREY B S. Digital Social Norm Enforcement: Online Firestorms in Social Media[J]. PLOS ONE, 2016, 11(6): e0155923.

[5] CHO D, KWON K H. The impacts of identity verification and disclosure of social cues on flaming in online user comments[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 51: 363-372.

[6] JOHNSON R D, DOWNING L L. Deindividuation and valence of cues: Effects on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9, 37(9): 1532-1538.

[7] RÖSNER L, KRÄMER N C. Verbal Venting in the Social Web: Effects of Anonymity and Group Norms on Aggressive Language Use in Online Comments[J]. Social Media + Society, 2016, 2(3): 2056305116664220.

[8] REICHER S D. The St. Pauls’ riot: An explanation of the limits of crowd action in terms of a social identity model[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84, 14(1): 1-21.

[9] DRURY J, COCKING C, REICHER S D. The nature of collective resilience: Survivor reactions to the 2005 London bombing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2009, 27: 66-95.

[10] SULER J. The 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J].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2004, 7(3): 321-326.

[11] BRADY W J, MCLOUGHLIN K L, TORRES M P, et al., Overperception of moral outrage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inflates beliefs about intergroup hostility[J].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23, 7(6): 917-927.

[12] BRADY W J, WILLS J A, JOST J T, et al., Emotion shapes the diffusion of moralized content in social network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114(28): 7313-7318.

[13] LERMAN K, YAN X, WU X Z. The “Majority Illusion” in Social Networks[J]. PLOS ONE, 2016, 11(2): e0147617.

[14] BRADY W J, MCLOUGHLIN K, DOAN T N, et al., How social learning amplifies moral outrage expression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J]. Science Advances, 2021, 7(33): eabe5641.

[15] DRURY J. The Psychology of Crowd Behavior[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26, 77(Volume 77, 2026): 339-364.

制片人：雒芊芊 | 制片助理：Catherine Chen

总导演：郑明键 | 分集编导：骆沁真

文案：范存源 | 视频制作：骆沁真 张嘉诚 曾国怀 方之

声音制作：林得力 王鹰

出品：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大圆镜工作室

本文摘录自《大圆镜科普》社会心理学系列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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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脑科学研究院（Tianqiao and Chrissy Chen Institute）是由陈天桥、雒芊芊夫妇出资10亿美元创建的世界最大私人脑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围绕全球化、跨学科和青年科学家三大重点，支持脑科学研究，造福人类。

Chen Institute与华山医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设立了应用神经技术前沿实验室、人工智能与精神健康前沿实验室；与加州理工学院合作成立了加州理工天桥神经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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