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抓特务》票房舆情透视社会新现象

我们专注于网络舆情与危机管理领域，提供深度且实用的观点分析！

近期，电影《抓特务》成为了网络热议的焦点，然而其票房表现却不尽如人意，截至目前仅勉强突破亿元大关。与那些动辄数十亿票房的影片相比，《抓特务》的票房成绩显然黯淡许多，被不少人视为“扑街”。更令人意外的是，歌星韩红亲自出面为该片拉票，却因一句“走个面”而引发了网民的强烈抵触。票房低迷，拉票受挫，各方似乎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生怕再次触碰到敏感的网络情绪。

围绕冯小刚及其电影所引发的网络热议，以及网传韩红因此受到打击欲退出公益事业的传闻，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正悄然兴起的一种新现象，这无疑值得我们深入关注与剖析。

一、《抓特务》票房未达预期的三大可能因素剖析

电影票房，向来被视为一门难以捉摸的“玄学”。如今，从剧本创作阶段开始，便运用大数据进行市场预测，但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例如，《给阿嫲的情书》便曾被投资者完美错过。而像《哪吒2》这样冲入世界影史票房前列的佳作，其成功也离不开DeepSeek引爆的爱国流量助力，以及电影营销的巧妙借势，这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观众在购票前的决策呢？社会心理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在许多社会中，主流媒体的影评、书评以及美食栏目的作者，往往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的一篇文章便能影响社会心理和社会评价，进而左右市场反响。

对于《抓特务》而言，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探讨其票房问题：

首先，电影名称的选择或许并不恰当。该片脱胎于电视剧《无悔追踪》，电视剧拥有较大的时空跨度进行情感和情节的铺垫，而电影版却选择了“抓特务”这一名称，似乎是在头脑风暴中随意敲定的。这个名字不仅充满了年代感，还脱离了现实语境，给人一种老故事情怀自嗨的错觉，难以吸引当今观众的眼球。

其次，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似乎正在逐渐衰落，公共人物也因此失去了原有的社会舞台。此前一直名利双收、拥有超高话语权的一些社会“老登”，如今正遭遇社会大众的嫌弃。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将在下文进行详细分析。

最后，网民群体正在形成从观念到行动的逻辑闭环。在观影、购物等方面，他们更倾向于支持草根阶层和弱势群体。舆情原理中的“弱者正义”原则，正在逐渐转化为一种商业购买逻辑，这将带来潜在的社会风险，也是本文将重点分析的内容。

除了上述因素外，《抓特务》票房不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刚刚热映过的《给阿嫲的情书》已经透支了人们的情怀。同时，人们看到一个素人导演的成功，也进一步鼓舞了他们抛弃那些面目豪横的“老登们”。

二、公共生活的衰落：公共人物失去社会舞台的背后

从全球范围来看，社会公共生活似乎正在经历某种退潮。以世界杯为例，其热度便有所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社交媒体的泛滥。

社交媒体在强力侵入个体生活后，为人们提供了足够的娱乐和精神满足，从而降低了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在慢节奏的时代，人们通过公共空间如茶馆、客厅、电影院、咖啡馆、舞场、足球场等进行交往交流，获得身心愉悦。当大众的注意力形成聚光灯时，便最容易造就明星。因此，传统时代的明星名人几乎都脱胎于央视舞台。然而，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后，公共生活却逐渐衰落了。

公共生活衰落的最危险征兆，是客厅的“争夺战”悄然消失。传统客厅以电视屏幕为中心布局，屏幕价值走向最大化。各大电视频道、各种“盒子”、各路资本一直在争夺客厅的注意力资源。然而，自从手机成为人体的延伸后，原先聚焦于客厅的注意力开始平均分配在卧室、厕所、饭桌等各个角落。客厅争夺战就这样突然消失了，各路资本留下的光纤和管线如今成为了各个小区地下的废弃神经。

算法推送的短视频、短剧重塑了人们的审美模式，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后果。人们追求急剧的反转情节，再也难以忍受内容的平铺直叙。公共生活的消失，首先是从人们生理性的精力涣散开始的。先是稍长的文章难以卒读，再就是稍长的视频看不下去。总之，短视频重塑了人们的大脑，并间接改造了社会生活。注重仪式感和公共情感的公共生活，就这样失去了市场。

这带来的后果还包括传统媒体的市场急剧萎缩、人们从“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统治舞台数十年的老明星无奈开始网络直播等。

与之相适应的是，曾经呼风唤雨的“老登们”其号召力也呈抛物线状下滑，在平滑缓慢地下降。

然而，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尽管现实社会中的公共生活衰落了，但手机屏幕上却常常爆发群体情绪的共振场景，这也表现为一种共时空的公共色彩。例如，DeepSeek横空出世引发的民族自豪感的爆发、淄博烧烤和“苏超”引爆的群众大联欢场景、以及某个舆情事件引发的群体激烈情绪等。这其实是巨大的网络舆论现象，表现为显著的共时性和公共性，也具有公共生活的特征。但我所担心的是，那些非理性的群体情绪的共振会带来显著的消极后果。

三、舆情社会的底层逻辑：使得“老登们”逐渐成为大众对立面

然而，真正影响“老登们”影响力的除了公共生活的衰落外，更在于数十年来直通世道人心的网络舆情让他们成为了网民的对立面。

中国的网络舆情其底层逻辑绝大多数是弱势群体的抗争。例如，那些在城镇化进程中遭遇强征强拆的人们通过上网爆料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作为对立面出现的地方领导干部和强势人物则常常成为网民激烈批评的对象。

而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尤其是2018年开始，由于美国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对华为进行极限施压并在年底授意加拿大扣留孟晚舟，亿万中国百姓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强烈爆发。社会名人、著名企业家一旦出现在大洋彼岸便会被贴上“润人”的专属道德罪名。然而大众名人免不了常常要在大洋两岸来回飞，这使得名人群体的声誉形象开始走向灰色区间。

如果名人不能高声宣示爱国主义、对于美日彻底划清界限，就会被视为有原罪。再加上一些社会名人的“二代”的“炫富”作派常常激怒网民，大众对于社会名人的观感急剧滑坡。

例如某著名歌唱家夫妇因为儿子出了事声誉大幅滑坡沦为网络舆论中的争议人物；再以姜昆和郭德纲来说如果没有姜昆作为传统名人的衬托郭德纲不会这么红火；反过来在郭德纲草根色彩的衬托面前姜昆一举一动常常处于被网民围观的境地。一强一弱构成了舆情叙事的冲突性结构也是传播的动力机制。

网络舆情更多时候就是网民通过群体力量制造属于他们的网络舆论。网络舆论的力量在于网民人多势众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这样的舆论更倾向于支持那些草根明星、奋斗的素人、弱者的诉求，而对于社会名人则常常持有批评、吐槽的态度。

社会评价的天平就这样倾斜了。草根的、民生民主的力量受到鼓励并崛起了，而作为对立面的社会名人则遭遇了这个群体的排挤和轻视。借用神话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群体的“弑神”现象，草根阶层由此走上网络舞台。

四、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舆情逻辑正在转化为线下商业逻辑

在过去数十年的网络时代，网络舆情更多表现为网络情绪和网络舆论，即各种群体情绪更多在网络空间发酵、表达和涌动。而在线下社会，人们依然中规中矩地生活，不像网络表达那么激烈和咄咄逼人。线上线下之间，人们谨慎地保持着边界感。

然而今天我们会发现网络舆情似乎已经和现实社会进行了更多的链接，以舆情的逻辑推动商业的交易。这意味着网络舆情的逻辑开始落地并转化为现实的商业逻辑，两者实现了闭环，进行了封闭式运转。

比如网络舆情的底层逻辑是“同情弱者”，那么在现实社会里，网民消费开始更在乎商家的身份属性，看商家是否更多站在普通民众这一边，以及是否拥有同情弱者、悲天悯人的情怀。至于你是不是大佬、是不是名人，反倒成为敏感的因素，网民选择对“老登们”敬而远之。

比如近年来胖东来受到追捧，绝不仅仅是物美价廉这个因素，更多是维系于创始人的“百姓情怀”，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善待员工、极致服务顾客。所有这些，都击中了网民的柔软内心。

这种网络逻辑也被很多企业家看到了，并且着手做了起来。比如徽声在线曾报道，京东创始人刘强东经常化身快递员亲自送货，在街边小摊和市民同饮，把员工称为“兄弟们”等。这无疑大获网民好感。

这使得京东在和美团的外卖大战中占据了舆论的优势。因为刘强东的亲民和美团王兴的身居幕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人们很容易将前者视为自己人，而将后者视为资本的代言人。

一旦发生在某个地方的网络舆情激怒了网民，网民倾向于对城市的营商环境、城市形象进行强烈的负面评价，更可能将该地的商品下架或者以拒买、退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

如果我们理解了网民的这种商业逻辑，就很容易理解上文所说的“老登们”的遭遇了。在传统媒体时代，他们掌握了巨大的社会资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普通百姓的一次次买票支持下才崛起的，但是成功之后，他们就忘记了百姓，忘记了出身，转而颐指气使，高高在上，成为行走江湖的大佬，百姓已被嫌弃。如今票房不佳，要大家“走个面儿”，人们自然就不买账了。

在以前的时候，因为“老登们”掌握了很多资源，人们必须消费他们的产品，也必须为他们鼓掌，没有别的选项。那么当今天人们在网络上发现了如此之多的草根人才涌现，并且优秀程度并不亚于他们的时候，人们自然转而支持“自己人”，而抛弃了“老登”。

五、舆情和商业实现闭环所导致的风险后果

总之，我们从各种网络和现实的迹象能够看到网民开始从线上的舆情逻辑转化为线下的购买逻辑。线上线下实现了逻辑的闭环。

这种网络现象特别有利于哪些内容呢？比如：

包含强烈的爱国主义和爱国情怀的作品，如《战狼》《哪吒2》等；

能够为网民提供强烈的情绪价值的作品，如刀郎的悲伤情歌、温情满满的文旅活动（如苏超、淄博烧烤等）、维护国有资产神圣性的网络大V的视频等；

来自底层社会、具有草根色彩的创作者和内容，如《给阿嫲的情书》等。

但是这种网络舆情逻辑向社会蔓延并形成闭环天然就包含着一些风险，从而不利于社会长远发展和网民利益。比如：

这种逻辑更多是情感和情绪的驱动，因此提供情绪价值就能获得网络好评和商业流量，那么投资者、商家和网络大V就热衷投资于“爱国赛道”来生产流量，以各种“仇美仇日”和爱国宣示来打动网民，从而利用人们的爱国热情来赚取流量；

一些商家很容易打出“情感牌”来招徕生意。很多做法具有显著的愚民色彩，但是由于有浓厚的爱国主义外衣，人们很容易被愚弄而不自知。一些商家、社会名人包装自己为“道德完人”“爱国表演家”，从而促进自己产品的消费；

但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多是由规律和周期驱动而非情感情绪驱动，这使得社会和商家一不小心就会掉入发展陷阱，导致巨大的经济社会损失。这方面的前车之鉴就是“南美陷阱”。这意味着网民群体的情感逻辑是个巨大的双刃剑，在风口劲吹的时候各方皆大欢喜；一旦风停了那些天上飞的都会直接跌落。利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促销后果常常是一地狼藉，网民感受到愚弄，商家也被流量反噬。

我们更要防止这种情感驱动的社会现象发展为蔑视和驱逐社会权威的某种倾向。网络舆情具有倒逼社会进步的积极价值，但是也要看到一旦网民“弱者正义”的情感逻辑向线下延伸并扎根长成价值观，很容易会发展为蔑视权威、驱逐权威，从而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社会名人做慈善、做公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是“回吐”利润反哺社会，但他们一旦出现一点瑕疵会被无限放大，最终成为道德罪人，连做公益“救赎原罪”的资格都被剥夺。

就以韩红来说就已经处于某种被驱逐的边缘。虽然其并未承认像网传那样退出公益事业，但是倍感打击。万一她真的退出公益事业，很显然就是一种被强烈的网络舆情蔑视和驱逐的后果。那受损的不是别人，是网民、是社会、是我们自己。愤怒情绪具有舆论的价值，但是难免具有破坏性和腐蚀性，唯有理性共识才具有长远发展的建设性。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网民大规模地参与了文艺创作、传播和评论，大众自我创作、自我表达，其中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是从历史经验看，可以流传后世的作品依然是需要具有更多经验和更高审美层次的社会权威进行整理和提升。我们在鼓励大众创作、鼓励提升社会知识水平和审美水平的同时，也要防范知识水平和审美水平沦入平庸平均的水准，更要防范出现偏颇的观念，认为这才是大众需要的东西。果真如此，那社会发展的后果必将是滑向沉沦，并孕育平庸之恶。

作者简介：

1. 燕志华 博士

2. 高级记者/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管理顾问（具体参阅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