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给阿嬷的情书，如何启迪我们面对未来的挑战?

文 | 刘梦龙（改写版）

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情感共鸣与时代印记

提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相信徽声在线的读者们已不再陌生。这部影片以其深情动人的叙事，触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弦。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段历史的再现，一种情感的传承，展现了在艰难岁月中人们坚守的情谊与不屈的精神力量。这样的作品，无疑是对中国人情感与价值观的一次深刻诠释。

面对这样一部佳作，若它被忽视或遭受无端嘲讽，实乃遗憾。对于那些阴阳怪气、质疑其价值的人，或许我们应保持一份距离，因为真正的艺术，值得被尊重与珍视。

电影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下南洋的特殊时代，这一选择不仅赋予了故事独特的历史厚重感，也让那段渐渐被遗忘的华人奋斗史重新焕发光彩。它让我们相信，在艰苦的岁月里，确实存在着那些超越生死、坚守承诺的动人故事。

闽广地区，依山傍海，资源有限，自古以来便有着海外贸易的传统。近代以来，下南洋成为当地人谋生的重要途径。他们筚路蓝缕，历经艰辛，有人在异乡埋骨，也有人白手起家，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关于南洋华人的历史与现状，虽非本文重点，但作为南洋华侨的后代，我深知那段历史的艰辛与不易。即便到了近代，尽管西方殖民者的统治有所缓和，华人已在南洋站稳脚跟，但下南洋依旧是一件充满风险、甚至可能丢掉性命的事情。然而，为了生存，为了家人，他们不得不踏上这条不归路。

在异国他乡，他们依靠侨批传递家书，维系着与家人的联系。在斗争与团结中，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道德准则，以宗族乡里为组织，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这种精神，正是《给阿嬷的情书》所要传达的时代背景与精神内核。

在艰难的环境中，个体必须依靠集体才能生存壮大。因此，社会的价值观与道德导向趋向于忠诚、团结、互助、友爱。这种精神力量，正是战胜苦难的关键所在。

所以，当我们回望那个年代，相信那些人、那些事的存在是合理的。真正的苦难会淬炼道德，缔造传奇。我们的先辈们，正是用他们的行动诠释了这一点。无论是革命战争岁月还是大漠深处的科研基地，都有那样的人、那样的事，用一生来守护一份信诺、一份情谊。

二、争议与反思：传统价值观的现代审视

电影上映后，除了赞赏之声外，也不乏争议与质疑。有人对南洋侨史的中国根脉提出质疑，甚至引发了一些地方的应激反应。这一点，我将另文讨论。而另一些人，则对电影展现的传统价值观及故事背景地感到不适，他们质疑、嘲讽、揶揄，试图通过翻旧账来否定这部作品的价值。

作为故事发生地，潮汕地区确实带有一定的争议性。闽粤两省，尤其是闽南到潮汕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传统社会保守成分较重。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前现代成分保留较多。

这一地区的社会风貌独特而复杂。一方面，他们自诩为海滨邹鲁，强调本地早已化蛮为治、礼教泽被；另一方面，当地民风彪悍、好勇善斗，宗族乡里意识浓郁，民俗活动繁多。这种文化上的封闭性，使得他们自成一体、难以融入外界。

然而，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在当地人开拓进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不能否认，传统社会中的某些元素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给阿嬷的情书》为例，它的初期破圈得益于潮汕地区的集体支持。作为一部文艺片，在初期排片极少的情况下，得到了潮汕四市高达90%的票房占比。这得益于当地浓厚的乡土情结与强烈的集体意识。这种情形，在闽广地区的经济生活中并不少见，往往被视为一种独特的区位优势。

当然，电影的成功关键在于自身水平的立得住。但不可否认的是，潮汕地区的支持为它的逆袭提供了重要助力。这种集体意识与乡土情结，在关键时刻能够凝聚起强大的力量。

说到底，以胜败论英雄。闽广地区自有一股自信力，尤其是闽南和广府地区，一直有自己的独立文化圈和优越感。外界的批评在经济优势面前显得无力而苍白。关于前现代社会传统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其争议从未停止过。

三、社会离散与道德忧虑：现代社会的挑战与应对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社会高速发展、物资极大丰富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离散迹象。城市化带来了人的离散化、原子化，虽然温饱已不再是问题，但置身于快速变化的社会之中，现代人往往处于一种普遍的焦虑与不安之中。

在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缺乏稳定长久的社会关系。熟人社会解体、社会共识模糊、社会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短平快的生活节奏使得功利导向的极端个体反而游刃有余、大得其利。各种极端事件层出不穷又得不到有效纠正，使得很多人觉得人心不古、产生了强烈的道德忧虑。

作为闽广地区的住民，我置身其间也愿意与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首先，我不赞成盲目崇拜过去或认为三代之治、上古美好岁月无可挑剔的观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固然有其好的一面，否则不会被长期传承。但从闽广地区的社会实践来看，有组织胜于无组织、独特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划定“我们”的重要手段。

然而，传统的生活方式毕竟是建立在过去的生产力条件和生产力关系之上的。它必然存在大量不符合当下社会价值观甚至不合时宜之处。比如闽广之间生存斗争激烈、族群与族群之间关系紧张、好勇斗狠、轻生重利等观念都是传统社会的产物。

闽广地区族群内部的互助团结一贯为人称道，但同样为人诟病的是族群划分的破碎与细化以及内部对立。传统社会由于生存资源的紧张，个体被要求依附于集体，体现为规矩森严、充满了禁忌。置身其间的人实际上要面临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多重权威的束缚。

闽广社会内部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等级性。如果一个人不能符合社会期待、没有按规矩来，很容易遭遇内部的排斥。这种规矩的初衷不是简单的遵纪守法，而是有没有偏向自己人、是否有利于小团体。

这就会表现出对法度的漠视和对自己人的无条件包容，呈现给外界的就是闽广社会的一个个小圈子往往抱团护短又规则意识淡薄。当地开风气之先、富有冒险精神的B面就是什么都敢干、无法无天。这显然与现代人的社会认知和我们所受的社会教育存在一定的差别。

四、传统与现代的交融：社会变迁中的积极面

当然，我要格外强调的是这些都是过去的情形了。传统毕竟立足于过去，面对现代化的冲击，社会在不断演进，社会成员不可能被困在过去。如今它消极的一面已经极大消弭了。正因为传统社会的弊病在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被极大消弭，我们如今更多看到的是传统社会保留下来积极的一面。

这里我举一个常见例子让大家方便理解这种变化。闽广一带多年来常被诟病的就是重男轻女之风。但实际上事情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个人概括为重男是客观存在的，轻女已经基本式微了。

重男的思想当然还存在于老一辈的观念中甚至青年人受到潜移默化要生个儿子的念想比其他地区更强烈这是客观事实我不避讳。但长期的计生政策导向和养育成本的增高以及消费观念逐渐从以家庭为中心转变为以个人为中心使得年轻人不会再像过去一样非男不行更不会把女儿看作家里的次级成员。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闽广地区和全国其他地方没有太大区别。城市化稳步推进小家庭取代大家族长辈的权威下降男女的生产力差异基本消失社会地位自然趋向平等。这使得重男轻女的基础逐渐消失最多只余下一些脑海中的念想而再不是一个可以放在台面上的社会共识这也是事实。

就像这些年高价彩礼是一个很多人争议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潮汕是传统保留较多的地区但潮汕地区并不是一个高彩礼的地区。相反当地讲求婚嫁相当嫁妆要和聘礼相当如果收高价彩礼没有对等的嫁妆那就是卖女儿是很不体面不齿于乡里的行为。经济上相比潮汕更好的闽南地区确实是高彩礼地区但它同样讲求对等和体面彩礼和嫁妆是挂钩的富豪人家的厚嫁给出天文数字是不少见的。

当然这种厚娶厚嫁的行为给闽南地区的普通家庭带来体面的压力一些人出现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这又是一弊可以看作传统社会延续至今的一个B面。

五、道德忧虑与未来展望：社会治理的主动作为

在我看来当下无疑是中国社会文明发展水平最高的一个历史时期这自然包括国人的素质和社会的和谐。然而我们放眼当代国人对物质文明领域的不断进步是普遍怀有信心的但对精神文明领域的未来发展往往是充满忧虑的。

不过我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忧虑更多是一种预见性忧虑而不是现实层面的大溃败。《给阿嬷的情书》所代表的是过去的一端而现实层面的忧虑是导向未来的一端。

这种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传统社会的规则无论好还是不好的都是建立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之上。这种社会结构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逐渐消解了即使闽广地区其实也是深受影响不能自外的。指望靠前现代来对抗后现代脱离了具体的生产力基础其实是不现实的。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深入传统社会关系的消解新的标准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这种混沌无序使人与人的交往充满了不稳定性。老实人吃亏无赖得利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痼疾。比谁更善于钻空子巧妙的穿行于道德之下法律之上玩弄规则于股掌之间恰恰是资本发家的精髓也是市场经济自由导向下劣币驱逐良币的天然行为。

从历史经验层面说作为我们前面的石头西方社会包括日韩已经展示了一幅礼崩乐坏社会无法自救人们互相伤害逐步沦为废墟的场景。在这样的场景里规则的重建是通过社会崩溃共识消亡所有社会成员一起输掉共同受害人们在实在无法忍受以后勉强恢复起来的。

而这样经历过一轮崩溃重建的社会不免伴随着生产力的衰退又缺乏正确的引导实际上无法再回到原来的发展水平上。最终也只是在不同的族群之间形成一个个执行不同标准互不买账相互对立的小圈子俨然是乱世之中的坞堡一般。

如果我们从马列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当代世界的生产力已经极大发展了但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当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个问题是当代世界的通病并非我们一家独有。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指望通过社会的自然调节来实现匹配的。

或者说人类社会最终可能会通过自然调节来实现二者的匹配但那是通过鱼死网破积弊爆发推倒重建极端猛烈而痛苦的一个变革过程来实现的。至少从中国政治传统和我们社会主义体制的角度看我国自古以来就不同于西方国家。我们拥有更强力也负有更大社会责任的治理体系德治一直是中国政治中关键的一环更应该尽力避免这种休克疗法式的治乱循环。

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治理应该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规则的重塑不能像西方一样表面谈法治实际上成了玩弄法律把社会治理搞成了一桩唯利是图的大生意。当然其中的一个显著问题是现代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我们本身也经历了从集体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经历了从大家一起过集体生活到彼此独立的现代都市居民的社会转化。我们不能不承认现代社会是存在个人自由和个人空间的。但随着后现代的推进资本主义不断消灭传统的社会基础。个人自由被巧妙替换成放任不管或者说导向一种被剥离了稳固社会关系后的原子化个体以便于资本的系统性剥削。这恰恰是主导新自由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最近几十年来走向社会崩塌又偏偏一去不回头的根本原因。

我们可以明白的指出个人的社会原子化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特征而不是终点。正是以个人的原子化为温床后现代的疾病蔓延滋生。不稳定的社会关系使社会成员的生存导向趋向短期牟利而不再追求长远发展。利用个体对原子化的无力和忧虑各种极端意识形态开始制造对立拉拢成员近一步破坏社会脆弱的共识。在共识全面失守之后不同阶层不同族群不得不走向更剧烈的抱团与对立在互相伤害中划定出泾渭分明的我们和你们。

这种情形某种层面上倒和闽广社会在过去表现出的样貌颇为相似。毕竟从历史渊源来说闽广社会的形成正是经历了崩溃（因战乱等因素迫使先民南下）重建（在陌生的环境里开拓新家园）动态平衡（不同波次背景的南下人群互相斗争争夺资源最终形成势力平衡）二次出发（在本地达到承载极限后开始下南洋寻求外部资源输入）。这和后现代社会的自然发展是颇为类似的。

而治愈后现代弊病的良药或许就在于克服人的原子化恢复人与人的联系实现社会关系的良性重建重新把人置于可靠的大集体之中。中国人一贯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在尝试解决后现代的实践中我国传统社会所遗留的经验对国人思想的深远影响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当然这个任务最终只能由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公权力来完成。在社会的变革时期公权力不能袖手旁观而要努力投入资源主动引导推动社会的变革通过及时奖惩以期重塑一种良性、稳定的社会规则重构个人与国家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尽力避免重蹈覆辙掉进西方已经掉进过的大坑这才能保证我们社会生产力的继续进步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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