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嬷》票房破10亿引热议！清华教授：观众评价权回归

5月中旬，当法国南部的戛纳国际电影节正如火如荼地举办时，国内电影市场也因一部影片而掀起热潮——蓝鸿春执导的《给阿嫲的情书》。

这部影片并未参与戛纳电影节的角逐，甚至在此前也未在其他电影节上斩获奖项，然而它却成为了当下中国电影界的“无冕之王”——以仅1400万的成本，目前票房已突破十亿大关，若真如预测般最终达到18亿，那么它将成为中国影史上收益率最高的电影，收益率超40倍（分账票房除以成本）。

《给阿嫲的情书》的火爆并非依靠大明星的宣传路演，而是在影院中悄然“燃”起——先从小范围的观众口碑开始，逐渐被朋友圈、短视频平台以及坊间评论所推高。这使得这部最初看似“非爆款”的电影，如今已成为无法忽视的存在。

因此，在戛纳电影节上，提及中国电影时，这部影片总是被不可避免地提及。

5月14日，由中国电影基金会与中国电影家协会共同主办，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承办的“中国电影之夜”活动上，徽声在线注意到，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指出，这是普通观众重新夺回评价权的表现，他们不再盲目迷信大明星与大导演。

而中国电影局副局长、电影资料馆馆长秦振贵的一番话，则揭示了《给阿嫲的情书》的本质——“保持对电影的信仰”。

5月14日下午，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馆·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的“中国电影之夜”上，一场关于“中外电影评价体系的差异与融合”的交流会如期举行。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在谈到《给阿嬷的情书》的爆火现象时，给出了简洁而深刻的分析：差异化、共情性、以及自来水式的口碑传播。

这三个词汇看似朴素，甚至显得不够高级，但在国内电影市场中，它们却更像是市场的必然选择。

所谓差异化，即观众已对那些过于熟悉的内容感到厌倦。大明星、大制作、大IP、大宣发，这些元素固然仍有一定作用，但它们已越来越难以自动赢得观众的信任。观众走进电影院，不仅仅是为了观看一套被反复验证过的商品，他们更渴望看到陌生的地方、未被磨平的语言、不像演员的演员，以及带着土腥味和旧纸味的生活。

《给阿嫲的情书》中的潮汕话并非装饰，侨批也非随手贴上的文化标签。那些信件、漂洋过海的钱财、无法当面说出口的话语，共同构成了一种真实的生活纹理。电影并未急于向观众宣告“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中国故事”，而是先将一个家、一个老人、离乡的人与留在家里的人拍得真实可信。

这种具体性，反而让电影走得更远。

许多电影为了“破圈”，开始将自己拍得更加通用、标准、易于解释。然而，结果往往只剩下一张干净的说明书：观众知道电影想表达什么，但未必真正关心其中的人物。

《给阿嫲的情书》则不然。它不怕狭窄，就站在潮汕那块土地上，带着方言、家族记忆和南洋往事，将一个看似地方性的故事拍成了许多中国家庭都能认领的情感。

尹鸿提到的第二点是共情。这个词近年来虽已被频繁使用，但在这部电影中，它并非一句空洞的漂亮话。因为《给阿嫲的情书》真正击中的，并非“怀旧”本身，而是中国家庭中那些长期未被好好表达的情感。

许多中国式亲情并非通过拥抱或“我爱你”来表达，它们常常藏在寄回家的钱里、一顿饭里、老人反复念叨的小事里，以及一封封字迹发黄的信里。电影将这些元素呈现出来，观众很难不联想到自己家里的人。

这不仅是“潮汕观众才懂”的情感，它属于潮汕，也属于福建、广东、浙江、东北、四川，属于所有曾经有人离开、有人等待的家庭。

第三点，是自来水口碑，这或许是《给阿嫲的情书》最值得行业人士重视的地方。因为它并非被一套强势的宣发机器直接推起，而是从观众席中一点点生长出来的。

有人看完电影后在朋友圈分享感受，有人在短视频平台上剪辑精彩片段，有人在豆瓣写下长评，有人拉着家人二刷。它并非先被宣布为“年度必看”，而是在观众之间慢慢变成了“你应该去看看”——这句话比许多广告语都更有价值。

以前，一部电影的好坏常常由专家先评判，媒体随后跟进，观众最后买单。如今，顺序已颠倒过来。

有些电影是观众先将其捧红，专家和行业再回头解释其火爆的原因。

因此，从《阿嬷》的火爆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出如今的电影评价权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尹鸿认为，如今已不再是专家关起门来评电影的时代了——豆瓣、猫眼、短视频平台、B站、朋友圈等都在直接影响着一部电影的命运。一个博主的一条视频，可能比一篇学术论文更能影响普通人的购票决定；普通观众写下的几句话，也可能成为一部小片起势的开端。

换句话说，普通观众已重新夺回“电影评价权”。

观众的评价有时迅速而严厉。一部电影可能还没等到真正被理解，就已被短视频上的几个标签判了“死刑”。

法国《电影手册》的影评人艾利尔·施魏策尔也在“中外电影评价体系的差异与融合”交流会上谈到，严肃的电影批评需要时间、需要消化、需要“智识上的停顿”。然而，如今停顿已变得越来越奢侈。媒体场还未结束，网上已有人发声；导演还未走上红毯，片子可能已被社交媒体宣布“完了”。

这并非电影的好时代，也非电影的坏时代——它只是一个需要更加尊重观众的时代。

说白了，观众是在用真金白银投票，将评价的权力争了回来。

尹鸿透露，中国电影家协会现在的态度非常明确：主动融合、吸纳观众意见。

这也是为何影协现在会将专家、学者和观众邀请到同一张桌子上——比如CCTV-6《今日影评》以前更多邀请学者，现在也会邀请自媒体人、年轻观众、网络影评人参与讨论。这个做法不一定每次都能聊出火花，但至少承认了一件事：

电影不能只在小圈子里完成评价。

中国国家电影局副局长、电影资料馆馆长秦振贵在“中国电影之夜”的致辞中，有句话非常重要。他说：“电影从来不是单向表达，而是在不断的相遇中被重新点亮。”

这句话在《给阿嬷的情书》爆火的当下，显得尤为切中要害。它提醒电影主创，不能“单向表达”，即不能“自嗨”。

电影并非创作者单方面将意义交给观众，也非专家单方面告诉观众什么叫好。它需要等待观众接住、反驳、误读、争论，甚至重新将其送回来。

而《给阿嫲的情书》，就是观众送回来的那封信。

它告诉整个电影行业，所谓“观众不爱看现实题材”的说法，不一定成立；所谓“方言片难破圈”的说法，也不一定成立；所谓“没有明星就没有市场”的说法，更不一定成立。

观众并非不愿意看中国电影，他们只是不愿意被糊弄。

中国电影这些年从不缺少热闹，每个档期都有新片上映，每个月都有话题产生，每年都有所谓“黑马”出现。然而，真正让人记住的电影，往往不是最会包装自己的那一个，而是最能让观众相信银幕上那些人真的活过的那一个。

《给阿嫲的情书》并非在给中国电影开万能药方，而是因为主创们对于电影保持着自己的“信仰”。

这也正如秦振贵所说，“我们始终保持对彼此的好奇，保持对故事的信任，保持对创作的热情，保持对电影的信仰！”

然而，不能因为《给阿嬷的情书》火了，就认为所有方言片都会火；不能因为它靠口碑跑出来，就把所有责任都交给观众自来水。更不能等一部片子已经爆了以后，再来感慨“真诚永远有力量”。

这就太简单了。

真正的问题是，那些没有爆出来的电影怎么办？

同样真诚、同样地方、同样小成本的作品，有多少死在前三天排片里？有多少根本没机会被观众看见？有多少创作者甚至等不到被误解的那一天？

如果每次都要靠观众把一部电影从角落里捞出来，那不是市场成熟，而是机制偷懒。

因此，《给阿嫲的情书》的意义不仅在于“爆火”，更像是一次提醒：行业的触觉并不总是准确。许多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最开始看起来都不够标准、不够安全、不够好卖。

“中国电影之夜”上，中国国家电影局副局长、电影资料馆馆长秦振贵发表致辞

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馆·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的“中国电影之夜”，已举办至第11个年头，是旨在推动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盛会。

今年“中国电影之夜”的主题是“你好电影，你好中国”——这句话温暖而平和，也像电影局副局长秦振贵致辞中所言的“质朴、真切”。

然而，“你好”并非单方面介绍自己。你说你好，对方也要愿意回应。中国电影要真正走出去，也要先学会让别人愿意回应。

事实上，类似《给阿嫲的情书》的中国电影还有不少，类似蓝鸿春的青年导演也很多。他们的作品呼应时代变迁，源自对生活的敏锐洞察。

而在“中国电影之夜”上的“中国青年电影全球推广计划”，则是以电影为桥梁，推动跨文化对话，用多元叙事唤起情感共鸣，使不同语境的观众与创作者紧密相连。

现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蒲公英公益行动大使戚薇、青年电影助力人陈少熙分别为入围今年中国青年电影全球推广计划的青年导演卞灼（作品《翠湖》）、陈俊霖（作品《一息尚存》）、武剑锋（摄影指导/作品《在少女花影下》）及其作品颁发荣誉证书。

在交流会上，汉学家、中国电影专家路易莎·普鲁登蒂诺谈到她在法国拉罗谢尔办中国电影周的经验。她发现，法国观众一开始看中国电影，可能多少带着对异国情调的好奇。

然而，真正让西方观众坐得住、看完还愿意讨论的，反而不是神秘、遥远的“东方”元素，而是那些让他们觉得“中国人原来也和我们一样”的电影——家庭关系、年轻人的压力、小镇青年、父母和子女之间说不出口的话。

这些东西虽然不华丽，却能跨过“文化海洋”。

《给阿嫲的情书》正是如此，它地域性很强，不像一张对外宣传名片，反而越有可能被别人看懂。因为它不是在展示“中国元素”，而是在拍一个人怎样等另一个人，拍一个家庭怎样在漫长时间里保存爱和遗憾。

的确，这才是中国电影最应拥有的精神内核。

撰稿｜Jana

策划｜文娱春秋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