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选择了胡亥？一份出土竹简揭示，司马迁让赵高和李斯背锅两千年

一支神秘的队伍在荒野中悄然前行。

车队中隐藏着一具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旁边堆放着一车咸鱼，用来掩盖尸体散发的气味。

这具尸体，正是秦始皇。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两千年来一直只有一个版本流传——直到一批神秘竹简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一切。

一批竹简，从海外悄然归来

2009年1月，北京大学意外收到了一笔捐赠。

没有盛大的捐赠仪式，没有媒体的聚焦报道，甚至捐赠者的身份至今仍是个谜。

只知道这批珍贵的文物是从海外“抢救”回来的，来源不明，却珍贵得令人屏息。

当打开这批捐赠品时，人们惊讶地发现——是竹简。

总计3300多枚。

每一枚都承载着西汉时期的历史，表面呈褐色，质地坚硬，墨迹清晰如新。

这些竹简的抄写极为工整，据专家鉴定，其中至少包含七八种不同的书风，显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随意记录的笔记——而是有人精心抄录、保存的古代典籍。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的专家们初见这批竹简时，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激动：这是继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之后，又一座汉代典籍的宝库。

然而，他们未曾料到，这批竹简中竟藏着一枚“历史炸弹”。

这枚炸弹，名为《赵正书》。

先说说这批竹简的神秘来历。

捐赠方要求严格保密，北大方面也一直未透露具体细节。

负责整理工作的朱凤瀚教授后来透露，经过对残留泥土、编绳、丝织品和漆器残片的取样分析，初步判断这些竹简可能来源于南方的汉代墓葬。

换句话说，这些竹简是从某个西汉墓中出土，后不知经何渠道流失至境外，最终被人购回并捐赠给了北大。

近年来，类似的事情并不罕见。

清华大学藏的楚竹简，其出土时间和流散过程同样扑朔迷离。

“发现——出境——回流”，似乎成了近年来出土简牍的宿命。

但无论如何，这批竹简终究是回来了。

2009年5月，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正式成立，校内外十几位专家随即投入紧张的整理工作。

清理、保护、科技检测、彩色与红外照相、分类分篇、释文……这一系列繁琐的程序，耗时数年。

直到2015年9月，《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三卷正式出版，《赵正书》才终于揭开神秘面纱。

这一年，距离竹简入藏北大，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年。

《赵正书》的现世，立即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赵正书》的篇名，源自竹简背面的自题，“赵正”指的就是秦始皇。

这个称呼本身就蕴含深意。

秦始皇姓嬴名政，为何被称为“赵正”？

原来，他的母亲姓赵。

在秦国那个时代，还保留着一些母系社会的习俗，因此秦始皇跟母亲姓，称为“赵正”（正与政同音），也是合情合理的。

更为关键的是，书中称他为“秦王赵正”，而非“始皇帝”——这表明作者可能并不承认秦朝的正统地位，甚至可能是六国贵族后裔所作。

一个不把秦朝当回事的人所写的历史，与汉朝官方认可的太史公所写的历史——两个版本，究竟哪个更接近真相？

这个问题，至今仍无定论。

但《赵正书》现存竹简五十二枚，近一千五百字，内容清晰，字迹完好，其所述内容，不容忽视。

竹简中，秦始皇临终前究竟说了什么？

要理解《赵正书》的冲击力，必须先回顾《史记》中的记载。

按照《史记》的记载，故事是这样的：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行至沙丘（今河北广宗附近）时，突然病重，不久便驾崩。

临终前，他写了一封信给长子扶苏，命其回咸阳主持丧事，并继承皇位。

然而，这封信却被扣下了。

扣信之人，正是中车府令赵高。

赵高当时掌管着玉玺，控制着对外通信。

他扣住信，拉拢了丞相李斯，与胡亥密谋篡改了遗诏。

一道伪造的诏书发出：赐死扶苏，赐死蒙恬。

扶苏收到诏书后，未作反抗，含泪自杀。

随后，胡亥继位，成为秦二世。

这个故事，被载入《史记》，被写入课本，被中国人铭记了两千年。

赵高被视为主谋，李斯是从犯，胡亥则是被推上皇位的傀儡——这就是“沙丘之谋”，历史定论。

然而，《赵正书》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一说法。

《赵正书》中的版本，与《史记》的记载几乎截然不同。

先说秦始皇临终前的状态。

竹简中详细记载：秦始皇此次出巡，其实早已预感自己时日无多。

他屡次出游，是为了“变气易命”，试图通过行动改变天命，但未能成功。

当真病倒时，这位帝国的创建者，面对死亡，也不免心生恐惧。

哭过之后，他迅速恢复了镇定。

他召集身边的人，吩咐道：赶紧往回走，低调行事，别让群臣知道我病了。

一位帝王，最后的清醒，是封锁消息。

队伍开始悄悄回程。

但病情恶化之快，超乎想象。

行至半路，秦始皇感觉自己已撑不住了，于是召来了身边最重要的两个人——左丞相李斯，和右丞相冯去疾。

三人进行了一场深入的谈话。

谈话的核心，只有一个问题：皇位，传给谁？

竹简中记载的原文大意是：李斯和冯去疾一同跪下进言，称现在距离咸阳尚远，群臣都不在身边，局势难以控制，担心大臣趁机生变。

因此，请求立子胡亥为代后。

随后，秦始皇回复了两个字：

“王曰：可。”

就这两个字，彻底翻转了整个故事。

在《赵正书》的叙述中，胡亥继位，并非篡位，也非密谋，而是秦始皇本人点头同意的。

李斯不是从犯，而是进言者。

赵高呢？竹简中几乎未给他多少戏份。

他在《赵正书》中是个犯了罪被关进大牢的“隶臣”，胡亥继位后才将他释放，从头到尾未参与皇位传承的任何密谋。

扶苏死了吗？确实死了，但《赵正书》中的叙述是：胡亥继位后，杀了自己的兄长扶苏和将领蒙恬——并非矫诏逼死，而是新帝清除威胁的政治行动。

两个版本，逻辑各自自洽，却指向截然不同的历史。

一边说赵高李斯联手篡位，扶苏是被害的合法继承人；另一边说秦始皇亲口同意，胡亥是正当继位，扶苏的死是事后政治清洗的结果。

究竟哪一边是真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藏在更多的历史碎片之中。

两份文献的正面对撞

《赵正书》面世后，学界并未一边倒。

支持《史记》的人认为：《赵正书》是孤证，一部文献不足以推翻历史定论。

质疑《史记》的人则反驳：《史记》本身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凭什么全信？

双方争论激烈。

但有意思的是，这场争论并非非此即彼——因为2013年，湖南益阳又出土了一件重要文物，让局面变得更加复杂。

那一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一份《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即胡亥登基后向全国发布的“告全国各族人民书”。

这份诏书中，胡亥明确提到自己是奉秦始皇遗诏继位的。

有人认为：这不正好印证了《赵正书》吗？秦始皇真的同意传位给胡亥。

也有人立刻反驳：这是胡亥自己写的诏书，他当然会说自己继位合法。

一个篡位者，不会在官方文件里承认自己篡位。

这个反驳颇有道理，但也有漏洞：如果《史记》中的“沙丘之谋”是真的，那么在秦末汉初那个时代，当时活着的人、亲历者的后代，应该都知道真相。

胡亥是如何篡位的，扶苏是如何死的，这些事应该瞒不住。

那为何《赵正书》中的记载会完全相反？

除非——两种说法，在当时就同时流传着，各有市场。

这才是这个问题真正难解之处。

北大汉简整理工作负责人朱凤瀚后来说了一段关键的话：《史记》和《赵正书》，并非一个对一个错的关系，而是当时社会上同时流传的不同版本。

司马迁写《史记》时，也参考了许多如今已看不到的典籍，那些典籍里写的，未必与《赵正书》一致。

换句话说，历史从来不是只有一个版本在流传，只是后来能留下来的，就只剩《史记》这一个。

这个说法令人深思。

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的那段历史——沙丘密谋、矫诏篡位、赵高弄权——可能只是众多版本中流传下来的那一个，而不一定是最接近真相的那一个。

而《赵正书》，是另一个版本首次从地下爬出，站在我们面前。

再来细看两份史料之间最关键的几个冲突点。

第一个冲突：扶苏是否是秦始皇属意的继承人？

《史记》中，秦始皇死前写信给扶苏，叫他回来主持丧事，这被普遍解读为传位的信号。

但也有学者注意到，这封信的措辞只是“与丧会咸阳而葬”，说的是回来办丧事，并未明说传位。

《赵正书》中，秦始皇临终与李斯、冯去疾商量时，根本未提扶苏——他们直接讨论的是谁能“镇住群臣”，结论是胡亥就在身边，扶苏在边疆，局势不稳，所以立胡亥。

这个逻辑，其实并不荒谬。

一个帝国的皇位交接，在外部威胁和内部动荡的背景下，就近传位给身边的儿子，是有历史先例的。

第二个冲突：赵高在这件事中扮演什么角色？

《史记》将赵高塑造成主谋，是他说动了李斯，伪造了遗诏，一步步将胡亥推上皇位，又将其推进深渊。

整个故事中，赵高是推动一切的核心人物。

但《赵正书》中，赵高出场时已是罪犯。

他被关在牢里，直到胡亥继位后才被释放，然后担任郎中令。

他并非密谋的发起者，不过是一个被胡亥重用的旧臣。

那么，是司马迁夸大了赵高的作用，还是《赵正书》刻意淡化了他？

第三个冲突：李斯是忠臣还是从犯？

《史记》中的李斯，是被赵高威胁利诱才就范的，有私心，又软弱，最后被赵高反噬，腰斩于市。

是个有才能但人品有瑕疵的复杂人物。

《赵正书》中的李斯，却是一个忠心进言的老臣形象——是他和冯去疾一起建议秦始皇立胡亥，是出于对局势的判断，而非私利。

后来他被胡亥杀掉，临死前还留下了传世文献未曾记载的谏言，苦口婆心劝胡亥不要走上亡国之路。

有学者曾磊指出：李斯的忠臣形象，很可能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

《史记》中的那个李斯，反而可能是后来经过重新叙事才形成的。

这三个冲突叠在一起，逼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司马迁，真的能写出客观的历史吗？

这个问题并非要否定司马迁，但它必须被正视。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人。

他生活在一个对秦朝充满敌意的朝代，受的是儒家教育，而儒家与秦朝的梁子，从“焚书坑儒”开始就结下了。

汉朝建立之初，为了证明自己推翻秦朝的正当性，必须将秦始皇塑造成暴君，将秦朝塑造成该亡的王朝。

这不是阴谋论，而是任何一个王朝在建立叙事合法性时都会做的事。

而《赵正书》的成书时间，学界判断是西汉早期，即刘邦时代前后——那是汉朝对秦朝的历史尚未完成系统性改写的时候。

那个时候离秦始皇之死才过了二三十年，亲历者还在，记忆还新鲜，或许也就更接近真相。

这不等于《赵正书》一定对。

但它至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我们熟知的那个版本，未必是唯一的真相。

这场争论，揭开的不只是一个谜

学界的争论，自2015年《赵正书》正式出版以来，就从未停止过，一直持续至今。

各方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谨慎派。

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家洲为代表，他的态度很明确：“至少在目前，《史记》中所记载的秦始皇——秦二世之际的基本历史叙事框架，还不能轻言改写。”

他的理由是：《赵正书》毕竟是孤证，一份文献说了什么，不代表历史就是那样的。

《史记》虽然有局限，但它综合了大量当时能看到的文献，信息量更丰富。

这个立场稳健，但也有问题——《史记》能看到的文献，到底包不包括《赵正书》这类内容？如果包括，为何记载差距如此之大？如果不包括，那司马迁的信息来源又从何而来？

第二种，认可派。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锐认为，《赵正书》有相当的可信度。

他从《赵正书》中找到了一个细节切入：书中记载胡亥继位后“燔其律令及故世之藏”，意思是销毁前朝的律令和档案。

这件事，恰好在湖南益阳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告》中得到了旁证。

两份独立出土的文献，指向同一件事——这不是巧合，这是可信度的佐证。

李锐的结论是：当前的材料也许还不能让学界都信《赵正书》而不信《史记》，但至少应该纠正只信《史记》而不信《赵正书》的倾向。

第三种，折中派。

这是最有意思的一种立场，也可能是最接近真相的。

朱凤瀚的看法是：两份文献都不是单纯的“真”或“假”，而是不同历史语境下的不同叙事。

历史的书写，从来不是录像机记录，而是有立场、有目的、有选择的讲述。

《史记》如此，《赵正书》亦如此。

徽声在线研究者高中正则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切入，提出了一个更深的观察：《赵正书》《过秦论》等文献中呈现的秦二世合法继位观念，在西汉早期本就有一定市场。

这不是说胡亥一定是合法的，而是说——在历史刚刚发生的时候，人们对它的解读就已经分叉了。

说到这里，我们得停下来思考一件事。

这场关于胡亥继位的争论，表面上是两份史料的对撞，但它真正触碰的，是一个关于“历史真相”的根本问题：我们以为知道的历史，到底是真实发生的，还是某个时代选择了让我们知道的？

秦始皇死后两千年，他的形象经历了无数次重塑。

“暴君”这个标签，贴上去的时间其实并不早。

修长城这件事，在秦始皇之前就开始了，各国都在修，秦朝做的不过是把分段的长城连起来。

当时确实有官员逼迫百姓干活的情况，但史书记载，扶苏和蒙恬知道之后，很快介入处理，还为民工争取了福利。

“孟姜女哭倒长城”？孟姜女这个人并不存在，她的原型是春秋时期的杞梁妻，故事是汉朝人编出来嫁接到秦始皇身上的。

儒家对秦始皇的仇恨，从“焚书坑儒”开始，延续了几千年。

汉朝独尊儒术之后，儒生掌握了话语权，也掌握了史书的书写权。

一个法家思想主导的帝国，在以儒家为核心的历史书写里，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评价。

司马迁，作为汉武帝时代的学者，即便他相客观，他能接触到的信息、他所受的教育、他所处的政治环境，都在无形中塑造着他的叙述框架。

这不是说司马迁在撒谎，而是说，没有人能跳出自己所在的时代来写历史。

那么，《赵正书》就没有立场吗？

当然也有。

书里把李斯写成忠臣，把赵高的戏份压缩到最小，把胡亥的继位写成合法正当——这套叙述，同样服务于某种目的。

有学者认为，《赵正书》的写作目的是“以史为鉴”，它想说的核心是：胡亥亡国，不是因为他继位不合法，而是因为他不听谏言。

子婴劝他，李斯劝他，他都不听，最后国破身亡。

这是一篇政论文，不是一部史书。

它引用的史实，是为了支撑它的论点，而不是为了客观记录历史。

所以，《赵正书》里的内容，就算在大方向上可信，细节上也可能经过了选择和取舍。

两份文献，各有立场，各有局限，各有可信之处，也各有疑点。

而真正的历史，就埋在这些说法的缝隙之间，等着更多证据把它拼出来。

尾声：

2015年之后，围绕《赵正书》的学术讨论从未停止。

论文一篇接一篇，争议一轮接一轮。

孙家洲、李锐、高中正、曾磊……各路学者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这份竹简，试图从中提炼出更多确定性的信息。

但到今天，没有人能拍着胸脯说：我知道胡亥到底是怎么继位的。

这个悬案，大概率会继续悬着。

除非地下再挖出新的东西。

而这，并非不可能。

中国的地下，还藏着无数还没出土的文字。

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清华简、北大汉简……每一批出土，都在改写或补充我们对某段历史的认知。

有些改写是温和的，填补了空白；有些改写是剧烈的，动摇了定论。

《赵正书》属于后者。

它没有推翻《史记》，但它让《史记》不再是唯一的声音。

它让我们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那个我们以为已经知道的答案，可能从来都不是答案，只是一个流传最广的版本。

公元前210年，沙丘。

秦始皇死了，或者快死了。

身边的人做出了某个决定。

那个决定，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却在两千年后，仍然没有人能确切地说，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批竹简从地下钻出来，带着它自己的版本，站在《史记》面前，平静地说：你说的，未必是全部。

这就够了。

历史不需要唯一的答案，它需要的，是不断被质疑、被追问、被重新审视的勇气。

而我们，正站在这场追问刚刚开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