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嬷的情书》背后的潮商：情义与商业的交织传奇

当下热映的电影《阿嬷的情书》引发了广泛关注，这部影片没有豪华明星阵容，也没有震撼的特效场景，却凭借着强大的口碑在众多同期中外电影中脱颖而出，在豆瓣上斩获了9.1的高分。笔者亲自观影后，毫不夸张地说，这或许是近年来华语电影中的佼佼者。

那么，它究竟凭什么如此出众呢？

电影开篇的第一句台词“做人，得有情义”便揭示了答案，它凭借的正是“情义”这两个字。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物质化的时代，“情义”显得尤为珍贵，而这部电影将其展现得淋漓尽致。

观影过程中，笔者多次在黑暗的影院里听到周围观众此起彼伏的抽泣声。中国人向来情感内敛，能被一部电影击穿内心的“防线”着实不易。正如一同观影的伙伴所说，看完这样一部充满深情的电影，如果不流眼泪，那真的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这部电影之所以如此感人，源于其高度的真实性。

《阿嬷的情书》并没有单一的原型人物，其中90%的细节都来源于真实的侨胞群像。导演蓝鸿春从纪录片《四海潮味》中采访的120多位东南亚老华侨口述，以及300多个侨乡家庭故事里汲取灵感，将众多元素浓缩到了影片中的叶淑柔、郑木生、谢南枝这三个人物身上。

阿公郑木生的人物原型之一，是导演母亲的大舅。1947年，为了逃避国民党抓壮丁，他逃到了泰国。在那里，他终生以踩三轮车为生，居住在简陋的铁皮屋里。尽管生活艰难，但他除去维持自己生存的必要开销外，将所有的收入都寄回了潮汕家中，供两个儿子上大学。他一生都没能回到家乡，直到客死泰国的前一个月，还颤颤巍巍地将用血汗赚来的钱悉数寄回家中，真正做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

阿嬷叶淑柔则是百万潮汕留守阿嬷的典型代表。上世纪40年代，潮汕地区因战乱和贫困，数百万男丁“过番”下南洋，前往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地。多数“过番”者如同电影中的阿公一样，从事苦力工作，当小商贩，生活极度节俭，拼命寄钱回家赡养家人。他们不仅努力维持家庭的生计，还积极建设组屋、创办学校。然而，他们自己却客死他乡，终生未能回到故乡。比如潮安的陈巧元阿嬷，1946年丈夫下南洋后，40年间她写下了350多封侨批，痴痴地等待了一辈子，却始终未见丈夫归来。

谢南枝的主要原型来自一个潮汕阿姨的家史。其祖父在泰国病逝后，朋友隐瞒了死讯，冒名寄钱赡养其妻儿数十年。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某南洋华侨去世后，他在南洋娶的女人瞒着中国的原配，以华侨的名义持续寄钱。改革开放后，两家见面，热泪盈眶，互称亲人。按照潮汕的侨乡传统，每当同胞去世，潮汕会馆经常会代亡友寄信汇款，瞒住噩耗，以保全家乡亲人的希望火种。

此外，贯穿整部电影的情感核心“情义”，还来源于《阿嬷的情书》制片人外婆的真实事件。90多岁的外婆曾写信劝身在南洋的外公再娶，而外公回信说，我的心只有一个，不能砍成两半。这份坚定的情义，让人动容。

正是因为导演将千万个真实潮汕人的下南洋“情义”故事融入到了这三个电影角色身上，才使得这部电影如此感人肺腑，触动了无数观众的心灵。

潮汕商帮能够位列中国三大商帮之一，《阿嬷的情书》给出了某种答案。那种以宗族纽带、同乡情义为核心的情愫，已经深深流淌在潮汕人的血液里。上一代人胼手胝足地干苦力，为下一代创造了受教育的机会。下一代人则从各行各业中异军突起，如同滚雪球一般不断发展壮大。如今，全球潮商大约有1500万人，海外占比超过60%。在华人富豪榜中，潮商独占四分之一；在亚洲富豪中，潮商的占比更是接近二分之一。仅富德、侨鑫等少数潮汕系财团，控制的金融资产就已经超过了1万亿的规模。

在《阿嬷的情书》里，长相酷似鲁迅的网红演员“周哇人”饰演的谢南枝父亲，在泰国唐人街潮汕老宅面临强拆时，挺身而出，说了一句霸气十足的台词，这是中国人的地盘，再来就打残废你！这句台词不仅展现了潮汕人的勇气和担当，也体现了他们对家乡、对祖国的深厚情感。

东南亚的潮汕籍侨胞人数超过1000万，他们掌控着近一半东南亚华人资产，尤以泰国为最。

潮汕侨胞是泰国华人中的第一大族群。在2025年的福布斯泰国富豪榜前十名里，潮汕侨胞占据了七席，财富总和超过500亿美元。比如泰国首富、正大集团的谢国民，TCC集团掌门人、被称作酒业“沙皇”的苏旭明，东南亚金融巨擘、掌控泰国金融命脉的陈弼臣，泰国保险巨头侯业顺等等。他们在泰国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泰国零售业的60%、食品加工业的80%、金融业的40%、地产的30%，均由潮汕籍华人控制。在泰国政坛上，“一门三总理”的他信、英拉、佩通，均为潮汕华人后裔。他们的成功，不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潮汕商帮团结协作、情义相助的体现。

可以说，《阿嬷的情书》所讲述的，其实是泰国潮汕华人光宗耀祖前的“前传”，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苦难岁月。在那段日子里，潮汕华人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磨难，但他们始终坚守着情义和信念，为了家庭、为了家乡、为了祖国而努力奋斗。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潮汕商帮曾经历过两次“至暗时刻”。一次是在2000年前后，潮汕爆发了“共和国第一骗税案”，虚开增值税发票17.2万份，涉案金额高达323亿元，甚至还牵扯出了“火烧钦差”的极度恶劣事件。

这一事件让潮商的金字招牌一度沦为负面标签，许多守法的潮汕企业也受到了连累。汕头经济特区受到了重创，多地甚至挂出了“此地无潮货”的牌子，以表明与潮汕商帮划清界限。

这便是潮汕商帮的第一次至暗时刻。

潮汕商帮的第二次至暗时刻，源于当时的首富黄光裕的跌落。

2008年11月，黄光裕因非法经营、内幕交易、行贿等罪名被捕。两年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8亿。这一事件对潮汕商帮的打击巨大，也让人们对潮汕商人的形象产生了质疑。

在2010年《徽声在线》发表的文章《绝地潮商：潮汕商帮失去的十年》里，这样写道：

“先于黄光裕事发，潮汕商帮群体早就开始经历‘失去的十年’。进入新千年后，与走私、骗税、假货猖獗相伴，潮汕信用危机的爆发，非但令潮汕企业名声扫地，还被曾与潮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温州商人迎头赶超。黄光裕为首的一派潮商的异军突起，曾令潮商群体为之一振，未曾想，此位‘精神领袖’竟以更为剧烈震荡之方式落幕。”

作者认为，过人的商业天赋和敢“捅破天”的强悍风格叠加，既是黄光裕等人成功的基础，也是其失去自由的祸根。黄光裕在商业上的大胆尝试和创新，让他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触犯了法律的红线，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

作者还指出：

“这已不是象征着潮商初兴的‘红头船’年代，亦非百余年前远赴南洋的垦荒时代。潮商乃至中国所有商帮如今面临的是一个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躁动期而试图搭建起健全市场经济体系的现实。日臻成熟的法治建设，日渐完备的资本市场，被信息碾平的世界……凭借数百年绵延积累成就名号的潮商，如果还照老一套行走商业世界，未免时空错位。”

在那个年代的经商实践中，“敢想敢做”的潮商里有许多人越了界。正如一位潮汕商人所讲述的潮汕人的送礼特点：潮商敢赌，即便不怎么熟悉，也敢上门送钱，而且把钱放下就走，不要任何字据，即便人家没有帮上忙，也不会去告发，在这点上，潮汕人已经有口碑了。这种行为在当时的商业环境中或许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在法治日渐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里，显然是不合适的，属于需要摒弃的“情义”。

然而，即便从“失败的商人”黄光裕及其妻子杜鹃身上，我们仍能看到潮汕人那种“重情重义”的特点。

黄光裕入狱后，时任CEO陈晓联手贝恩资本，推动“去黄化”，试图夺取国美的控制权。在这个关键时刻，看似柔弱的黄光裕妻子杜鹃站了出来。她游说机构投资者，安抚旧部，分化陈晓阵营，终于在2011年将陈晓踢出国美，为黄光裕重夺控制权。杜鹃的这一系列举动，展现了她作为潮汕女人的坚韧和智慧，也让人们对潮汕女人的“重情重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很多“商业言情”故事里，杜鹃成了令无数男人心生敬意的潮汕女人。只因一句“你出来的时候，我给你一个更好的国美”的承诺，她披挂上阵，代夫出征，死守家业11年，为黄光裕留下了复出的资本。她的故事，不仅是个人情感的体现，也是潮汕商帮情义文化的传承。

可惜，黄光裕出狱后，商业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否定了杜鹃的保守策略，激进押注电商，开启万店计划，同时进军新能源汽车、氢能等领域。然而，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和竞争的加剧，他在4年里亏损超400亿，最终黯然落幕。这一结果虽然令人惋惜，但也让我们看到了商业世界的残酷和不确定性。

今天，《阿嬷的情书》的口碑出圈，让潮汕商帮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抚今追昔，我们真正值得思考和正视的，又岂止是“情义”二字。潮汕商帮的发展历程，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惨痛的教训。我们应该从他们的故事中汲取经验教训，在坚守情义的同时，也要适应时代的发展，遵守法律法规，才能在商业世界中取得长久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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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波普何家干

本文编辑：波普史迁

波普商人主编：哲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