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支出8年激增近九成，退休大军扩容：养老成本谁来扛？

近期，两张关于中国养老金体系及社保缴费基数的图表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热议。数据显示，从2018年至2025年，中国在养老方面的财政支出实现了显著增长，从大约1.56万亿元攀升至2.96万亿元，增幅接近九成。与此同时，北京、上海等地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已历经多次调整，而深圳在2024年也迎来了相关指标的显著变动。此外，全国范围内退休人员的数量仍在持续攀升，这无疑给养老体系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中国养老体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需要支付的养老费用日益增多；另一方面，未来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也将不断攀升。这不仅直接关系到退休人员的生活质量，也影响着在职人员的社保缴费负担，以及国家财政能否长期支撑这一庞大的支出体系。

养老支出持续攀升，挑战重重

具体来看，2018年中国在养老方面的财政支出约为1.56万亿元，而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已增长至2.96万亿元，八年间增长了约九成。值得注意的是，这组数据是通过对相关财政支出项目的归集得出的，它并不等同于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全部支出，也不能直接等同于每年发放给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总额。

从官方发布的数据中，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养老保障的庞大规模。这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持续关注的重大民生工程。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已达约5.35亿人，其中参保职工约3.87亿人，参保离退休人员约1.47亿人。与上一年相比，参保离退休人员增加了约543万人。这一数据的变化，无疑给养老体系带来了更大的支付压力。

这意味着，养老保险不仅要确保现有退休人员的生活无忧，还要为每年新增的退休人员提供足够的保障。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当然，养老保险的支付并非完全依赖于当期在职人员的缴费。基金累计结余、财政补助、全国统筹调剂等机制都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从长远来看，退休人员数量、缴费人数、工资水平以及财政能力等因素，都将对养老体系的收支平衡产生深远影响。

社保缴费基数上调，影响几何？

社保缴费基数的调整，无疑会对职工和企业产生一定影响。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地的相关指标已有所上升，而深圳在2024年的变化尤为显著。

不过，需要明确的是，深圳从2360元到4492元的变化，并非直接意味着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涨了约九成。实际上，深圳此前的2360元是最低工资标准，并非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根据当地政策，2024年上半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为3523元；而从2024年7月起，这一下限调整为4492元，增幅约为27.5%。

这一区别至关重要。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是两个不同的政策指标，不能混为一谈。然而，缴费基数的调整确实会影响企业和职工的实际负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缴费基数提高，按比例计算的社保缴费金额也会相应增加。对于原本按最低缴费基数缴纳社保的职工来说，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每月到手收入；而对于企业而言，则可能增加用工成本。

另一方面，缴费基数也会影响养老金的计算。职工退休后能领取多少养老金，还与缴费年限、历年缴费水平、个人账户储存额以及退休时适用的计发规则等多种因素有关。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缴费基数上涨多少，未来养老金就会按同样比例上涨。

延迟退休：应对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面对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已经开始对退休制度进行调整。

2024年通过的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决定，将从202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根据改革方案，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从60周岁延迟至63周岁；而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和55周岁的女职工，将分别逐步延迟至55周岁和58周岁。

延迟退休并不能完全消除老龄化带来的压力，但它可以延长部分劳动者的缴费年限，增加劳动力供给，并相应调整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养老体系的支付压力。

与此同时，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人口结构和退休人员占比存在差异，部分地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压力较大，而另一些地区则相对宽裕。通过全国统筹，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调剂资金，缓解地区之间的收支不平衡问题。

然而，全国统筹主要解决的是地区之间的资金调剂问题，并不意味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整体成本会自动消失。因此，我们仍需寻找其他有效的应对措施。

不同群体养老金待遇差异解析

那么，不同群体之间的养老金待遇是否存在明显差距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凭一张财政支出结构图就妄下结论，更不能将某一项财政支出占比直接等同于某一群体的养老金收入占比。

实际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企业职工已经分别纳入了相应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然而，由于历史缴费、工资水平、缴费年限、职业年金等方面的差异，两类群体在养老金待遇上可能存在一定差距。要比较待遇是否公平，我们需要同时考察参保人数、平均待遇、缴费历史、财政补助以及各项养老待遇的统计口径等多个方面。

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是养老保障体系能否持续运行；二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待遇差距是否合理。前者涉及人口结构、基金收入和财政能力等多个方面；后者则涉及制度公平、历史因素和待遇调整机制等多个层面。两者虽然相关，但不能混为一谈。

未来压力：人口结构变化是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支出的增长还发生在财政收支面临压力的背景下。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为21.60万亿元，同比下降1.7%；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则约为28.74万亿元，同比增长1%。

这并不意味着养老金无法发放。实际上，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有相应的收支安排和累计结余，财政补助与全国统筹机制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财政收入增长承压、养老相关支出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如何合理安排长期支出确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人口结构变化才是影响养老体系的核心因素。

过去，由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较大，能够为养老保险提供相对充足的缴费来源。然而，未来随着出生人口的减少和老年人口的增加，缴费人员与领取养老金人员之间的比例将发生变化。即使养老保险制度继续运行，维持基金收支平衡也需要更多的政策安排和调整。

对于普通人来说，养老保障仍然是退休后重要的收入来源。提高养老金待遇、保障按时足额发放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目标。然而，要让这种保障持续下去，我们需要在缴费负担、待遇水平、退休年龄和财政支出之间找到一个相对可持续的平衡点。

因此，养老支出增长本身并不意味着制度出现危机。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支出增长能否与经济发展、缴费能力和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以及未来的养老成本将如何在劳动者、企业、退休人员和财政之间合理分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