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外资收购首案被叫停，Manus为何成焦点

2026年4月27日下午，一则重磅消息在国家发改委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的官方网站公布：Meta收购Manus母公司蝴蝶效应的交易被正式禁止，并被要求“撤销交易”。

Manus的官方网站首页至今仍赫然显示着一行字——“Manus现已成为Meta的一部分”。这句曾经被视为荣耀象征的标语，如今读来却充满了讽刺意味。

仅仅八个月前，Manus还头顶“全球首款通用AI智能体”的桂冠；四个月前，扎克伯格更是亲自出马，以超过20亿美元的天价进行收购；然而，这笔被誉为Meta史上第三大并购案的交易，如今却沦为了一张法律上的废纸。

Manus的创始人肖弘，年仅三十出头，被圈内人亲切地称为“小红”。从武汉光谷一间免租办公室里与团队共进东北菜的日子，到硅谷顶尖风投机构排队上门寻求投资，再到如今收购被叫停——这短短四个月的经历，或许将成为他人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段历程。

肖弘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公司总部就设立在光谷，与母校仅一街之隔。

2015年，肖弘在毕业之际创立了“夜莺科技”，专注于微信生态内的效率工具开发，如壹伴助手、微伴助手等，后来这些产品均被成功出售。2022年，他在北京注册了蝴蝶效应公司，其核心产品为Monica——一款主打海外市场的浏览器AI插件。当时，国内大模型创业热潮汹涌，百度文心一言、阿里通义千问等纷纷崭露头角，而Monica这种“套壳”产品则鲜有人问津。

“套壳”一词在行业内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然而，Manus却从不掩饰自己的技术底色——它并非自研大模型，而是巧妙地混合调度Gemini、ChatGPT、Claude、Qwen等各家主流模型。面对质疑，肖弘坦然回应：“壳有壳的用处。”

这句话后来竟意外地成为了某种预言。

2025年3月6日，Manus在X平台上正式发布，并打出了“全球首款通用AI智能体”的响亮标签。其演示视频在20小时内观看次数突破20万次，邀请码在二手平台上被炒至5万、10万的天价，候补名单在3月底更是突破了260万人。武汉方面为Manus提供了免租办公室、专项资金、财政贴息等优惠政策，并授予其“翘楚”认证。有国资投资人士事后回忆道：“在武汉投资AI应用类公司确实颇为罕见。”

随着名声大噪，资金也纷至沓来。

2023年，真格基金进行了种子轮投资，Manus估值约1400万美元；2024年11月，A轮融资由红杉中国、腾讯领投，估值飙升至8500万美元。王慧文也出现在了股东名单之中。肖弘开始频繁亮相于媒体面前，他谈及自己在西湖边阅读《长日将尽》的细节——模仿贝索斯的生活方式——也回忆起大学时代赚的钱“足够天天请同学吃东北菜”的往事。

他有两句广为流传的话：“今天的中国创业者就应该更激进地全球化。”以及“如果我们希望Manus长期存在，只有一个可能性——成为世界级的公司。”

那时的肖弘或许认为，一切都在按照他的计划稳步推进。

然而，转折来得如此突然而迅猛。

天眼查融资信息显示，2025年4月，硅谷顶级风投Benchmark领投了Manus的7500万美元B轮融资，使其估值逼近5亿美元。Benchmark，这家投资过Uber、Twitter、Snapchat的知名风投机构，其分量远非数字所能衡量。

但Benchmark的投资附带了一个几乎被所有媒体忽视的脚注：它使Manus落入了美国政府新设的一项审查机制——Reverse CFIUS，即“反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式名称为美国对外投资安全计划。该计划于2025年1月刚刚生效，旨在防范美国资本投资中国敏感技术领域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换句话说，美国正在构建一堵墙，阻止自己的资金流向他们认为危险的中国技术领域。

审查如同一道闸门轰然落下。多家美国风投因担心卷入监管审查而直接退出了后续融资谈判。更为棘手的是，Manus的产品逻辑高度依赖闭源SOTA模型——Gemini、ChatGPT、Claude等均为美国公司的核心资产。拒绝美国资本，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产品自杀；接受美国资本，则意味着将自己置于另一套监管体系之下。这个两难选择没有正确答案，只有更少的错误。

一位Manus前员工后来在X平台上发文，语气中仍透露出当时的窒息感：“那次问询几乎将Manus逼上了绝路。”

去年五月，三位联合创始人飞往新加坡。去年六月，Manus正式宣布将总部迁至新加坡，运营主体变更为Butterfly Effect Pte. Ltd.，并在旧金山和东京设立了办公室。国内120人的团队被裁至约40人迁往新加坡，其余80人则被裁掉。中文社交媒体被清空得如同从未存在过一般，官网也屏蔽了中国IP，输入国内地址只会看到一片空白。

与阿里Qwen的战略合作自然也告吹了。那份合作曾被视为Manus“国产化”的重要一步——毕竟它高度依赖外部模型，与国内大模型厂商绑定无疑是一步好棋。然而，现在这张牌已经失去了意义。

这在创投圈里有了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Singapore washing”，即新加坡洗澡。说白了，就是将在中国积累的核心产品、团队、工程能力等裹上一层海外注册地的包装纸，然后再卖给美国巨头完成资本套现。

那位前员工的评价更为尖锐：“Manus树立了一个非常坏的榜样，导致一大批公司纷纷效仿前往新加坡注册公司。”

2025年12月中旬，Meta的人找上门来。

扎克伯格亲自操盘，谈判仅用了十余天便闪电敲定。这笔交易的对价超过20亿美元，仅次于Meta历史上190亿美元收购WhatsApp和对Scale AI的投资，是公司史上第三大并购案。

据说扎克伯格和Meta多位高管都是Manus的长期用户。肖弘将出任Meta副总裁。在交易结构上，双方设计了一种硅谷近年流行的“人才收购”变体。即不买业务、不买断知识产权、也不消灭被收购公司的法律主体。媒体后来给这种打法起了个名字叫“三不”。Meta发言人Andy Stone明确表态：交易完成后，Manus将不再有任何中国所有权利益。

看起来挑不出任何毛病。但正如一位律师后来分析的那样，“实质重于形式”——你穿什么马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体里流的是什么血。

2025年12月30日，Meta官宣收购。八天后，即2026年1月8日，中国商务部表态将启动评估调查。3月，国家发改委约谈了双方高管。4月27日，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正式发布了禁令。

这是中国自2021年实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以来，首个被公开叫停的AI领域外资收购案。

那么，为何偏偏是Manus呢？

这次叫停的背后蕴含着多重深意。需要回顾历史才能深刻理解其分量。

2005年，美国私募巨头凯雷集团拟收购徐工集团，谈判与破裂过程绵延数年。那场拉锯战直接催生了中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雏形。2006年，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第10号令，为外资并购安上了第一道闸门。此后二十多年里，真正被公开叫停的交易屈指可数——制度虽已建立，但很少真正按下核按钮。

另一个常被提及的参照案例是闻泰科技收购安世半导体。技术与控制权的博弈在半导体领域反复上演。而美国那边，CFIUS要求字节跳动剥离TikTok的闹剧至今仍在各种法律程序中纠缠不清，更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消耗战。

但Manus案却有所不同，而且不同之处在于关键所在。

凯雷-徐工案发生在制度创立初期，规则本身还在试探边界；TikTok案则是在美国主场进行，中国更多是被动应对。而Manus案则是中国首次在AI领域、在自己的制度框架内、对一家已经完成官宣交割的跨境交易亮出“撤销”二字。交易去年12月就已落地，四个月后禁令才最终发出——监管并不急于求成，它在等待一个足够完整的证据链条，也在等待一个足以震慑后来者的时机。

徽声在线律师吴振华的评价一针见血：“换壳并不等于换监管。”注册地外迁并不意味着监管豁免，技术的研发地和实质归属不会因为你在新加坡注册了家公司就自动改变。另一位律师游云庭则从技术角度指出了另一个死结——知识的本质是一旦分享就无法抹除。撤销交易后，钱可以退，人也可以不用，但Meta的工程师已经看过Manus的算法和技术架构了，如何退还？未来如果被核查出来继续使用这些技术细节，将构成窃取行为。

这个逻辑链条冷酷而清晰：外商投资安全审查保护的不是单一技术或数据，而是关键领域的控制权和国家整体能力安全。当一家在中国完成核心积累的公司试图通过注册地变更、社交媒体清空、IP屏蔽等操作完成“去中国化”时，监管可以穿透这一切法律外壳，直抵技术的真实归属。

Manus的故事实际上是过去两年AI Agent创业史的一个缩影。

科技评论员李相阳有过一段颇为犀利的判断：“Meta从来不是来成就Manus的，而是来消化它的。”他列举了一串名单：Inflection被微软挖空核心团队、Character.AI被谷歌掏走技术骨干、Adept卖身亚马逊后名存实亡——过去两年AI Agent领域的巨头收编史几乎就是一部独立公司的消亡史。

Manus本来有望成为这个名单上最贵的一个名字。20亿美元的收购价超过了绝大多数AI初创公司一辈子的估值天花板。而且别忘了，它的商业化数据其实相当亮眼——上线8个月年化收入突破1.25亿美元，处理超过147万亿token，创建了超过8000万台虚拟计算机。它是从零做到年化收入破亿最快的初创企业之一。

这些数字在任何路演PPT上都会让投资人眼前一亮。但在今天这个局面下，它们却更像是一种残酷的反讽：你明明做得足够好了，好到让扎克伯格亲自上门——但恰恰因为被认真对待，这笔交易才变成了废纸。

肖弘和他那支从120人裁到40人的团队如今陷入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往回走，国内的市场和信任已经被自己亲手切断——清空中文社交媒体、屏蔽中国IP、裁掉80%的国内员工这些动作并非简单的公关失误而是烧桥行为。往前走通往Meta的大门被一纸禁令焊死而且焊得毫无商量的余地。

两边都回不去了。

更荒诞的是Manus当初被嘲讽的“套壳”标签现在看起来恰恰成了它最值钱的资产。它不拥有大模型却拥有比大模型更接近用户和商业化的Agent层。Kimi和DeepSeek在coding领域发力豆包推出了专攻操作手机的Agent OpenAI和Google也在把大模型能力向Agentic方向推进——巨头围猎、国产斗艳AI Agent的战场早已血流成河。Manus能在这样的格局里脱颖而出本来已经证明了它的独特价值。

这个价值的核心恰恰是那个被很多人忽视的控制层。基础模型是“大脑”Agent是“手脚”。

大脑再聪明没有手脚就只能在服务器里做数学题。Meta已经有了Llama为什么还要花20亿美元买一个“套壳”产品？因为扎克伯格需要的不是另一个模型而是一个能把模型变成生产力、变成用户黏性、变成商业模式的操作系统。这个逻辑和当年微软买GitHub、谷歌买DeepMind本质上是一样的——买的不是代码是那个位置。

2026年春天回头看Manus至少重新标定了三条看不见的线。

最要紧的一条是关于AI时代最敏感的资产到底是什么。很多人本能地想到模型参数、训练数据、算力集群。但Manus案暗示真正敏感的可能是那个能调度人、数据、工具和业务流程的控制层——Agent层。它不需要自己做大模型却比大模型更接近操控一切的枢纽。Meta要买的表面上是肖弘和他的团队实际上是那套能调度147万亿token、操控8000万台虚拟计算机的整套本事。

另一条线是那条被无数创业者惦记的“资本捷径”。在中国完成产品验证和技术积累再换个海外壳最后卖给美国巨头——这条路以前走得通。至少在2025年之前没人觉得这是个结构性风险。Manus之后这条路的定价被彻底重写了。

还有一条线关乎监管的耐心与射程。以前圈内有一种默契：动作够快、注册地换得够远、社交媒体清得够干净就能在监管反应过来之前完成交割生米煮成熟饭。Manus案证明这个假设是错的。四个月的窗口期对一场20亿美元的交易来说不算长但对国家安全的审查尺度来说足够了。而且饭煮熟了也可以要求你吐出来。

这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变化。凯雷-徐工案的时代审查主要盯着有形的工业资产——机床、厂房、市场份额。到了AI时代资产早已无形化。模型参数可以存在云端算法思想可以装在工程师的脑子里用户数据可以瞬间同步到全球服务器。传统的“禁售资产”逻辑在这种技术面前显得笨拙。Manus案的处理方式——穿透法律外壳、追溯技术归属、撤销已完成交易——是在测试一套新的监管语法。

中国信通院的许珊博士曾写过分析报告用学术话说就是这类案例在资本和治理上把总部和实控权往外搬技术研发上把值钱的技术活动往新加坡堆。我们把它翻成大白话：Manus不是第一个动这个心思的团队但它是第一个被公开斩于马下的。这个“第一”的代价就是那张20亿美元的废纸。

武汉的东北菜馆还在营业光谷那间免租办公室大概已经换了新的挂牌公司。肖弘三十出头有过意气风发的高光时刻也有过喘不过气来的窒息时刻。他的故事还没有结局——也许永远不会有一个干净的结局。

Manus官网上的那句话仍然没有撤下。“Manus现已成为Meta的一部分。”

这话其实不算瞎说。它确实差一点就成了Meta的一部分——而正是这点距离让所有在中国做AI、又想着海外套现的创业者今天必须重新思考。那条路还在地图上。只是再走一趟价码已经不同了。

作者｜张谦

编辑｜胡展嘉

运营｜陈佳慧

出品｜零态LT（ID：LingTai_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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