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IC现场深度专访乔宝杰：AI法律如何制定？责任归属何方？

徽声在线记者 | 程璐
徽声在线编辑 | 文姝琪

在WAIC 2026的盛会上，AI、Token、智能体等前沿概念几乎无处不在，成为每一场论坛和展台热议的焦点。同期发布的《世界人工智能法治蓝皮书（2026）》揭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国内人工智能相关案件已攀升至183,474起，与上一年度相比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

随着AI技术的迅猛发展，未来将涌现出更多潜在风险。例如，你的面部特征可能被AI技术复制，在短视频中为他人代言带货，甚至出演短剧赚取收益，而你却对此一无所知。又如，你的智能体Agent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替你下单签订合同，一旦出现问题，责任归属便成为一大难题。

AI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模糊人与工具之间的界限，那么法律应该如何定位自己呢？在WAIC 2026的现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院长乔宝杰接受了徽声在线的专访，从法学视角深入剖析了这些问题的内在逻辑。他所在的法学院以国际经济法为基石，在涉外法治领域积累了深厚的底蕴，并承担着上海市涉外法治研究基地的建设重任。在AI法治领域，该院更是肩负起了《世界人工智能法治蓝皮书》的编撰工作。

Agent时代：责任归属的三大原则

"AI换脸引发的数字侵权和个人信息保护案例，在法院已经屡见不鲜。"乔宝杰指出，法院已经开始审理此类案件，并形成了一批具有借鉴意义的判例。

从法律定性角度来看，AI换脸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侵权行为，它侵犯的是个人的权益或隐私权。乔宝杰认为，虽然传统法律框架并未完全失效，但在新场景下需要对其进行重新解读和适用。

今年WAIC的另一大热点话题是智能体Agent带来的法律挑战。Agent几乎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可以帮助我们规划行程、订购机票、签订合同，甚至自主完成交易，AI的决策能力正在迅速提升。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Agent替人签订了合同并出现问题，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是用户、模型开发者还是Agent本身？

"AI始终是工具。"乔宝杰强调，这是法律的基本底线。由此衍生出的责任原则可以概括为九个字：谁部署、谁受益、谁担责。如果用户自主下达指令引发纠纷，应由用户自行承担责任；如果模型存在安全缺陷或运营方未履行合规审查义务，则应由开发者或运营方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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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皮书》中收录了一个杭州的典型案例。王某群酒后驾车并启用了AI辅助驾驶功能，最终被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十五日，并处罚金四千元。这一裁决明确了AI辅助驾驶场景下"人机责任"的边界，强调当技术能力（如L2级辅助驾驶）无法保证全场景安全时，人类驾驶人的监管义务不能被技术替代所豁免。

然而，现实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Agent的决策范围、代理权限边界以及跨场景责任追溯等问题，目前都缺乏统一的成文规则。乔宝杰向徽声在线坦言，这是当前智能体领域最突出的法律空白。

中国AI治理：引领全球规则制定

将视野从具体案例拓展到全球范围，我们可以看到全球AI治理的规则天平正在摇摆不定。

当前，全球AI治理正在形成两套截然不同的逻辑体系：一套是西方（美欧）所倡导的“自身价值观”优先，以"个体权利+技术本位"为核心；另一套则是中国强调的"人类共同福祉+统筹发展安全"的思路。

2026年WAIC大会主席声明中提出的"同球共济"精神以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发布，标志着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AI治理的话语构建。AI治理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中国的治理思路打破了西方主导的强国制定规则、弱小国家只能选择加入或退出的霸权式治理模式。”乔宝杰告诉徽声在线，“随着中国AI治理经验的不断积累，我们的‘朋友圈’将会越来越大。其他国家还没遇到这些问题时，将来可以参考我们的解决路径。”

中国拥有完整的AI产业链、成体系的法治实践以及长效的国际学术平台，在全球AI规则制定中具备充足的底气和实力。

上外贸参与编撰的《世界人工智能法治蓝皮书》自2019年在WAIC首发以来，已连续出版8年，被誉为AI法治领域的“权威指南”。其英文版由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全球发行，2026年起更是升级为知网期刊，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院长乔宝杰，受访者供图

“蓝皮书旨在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乔宝杰说，“一是补齐全球AI法治研究的短板，建立权威的判例和理论数据库；二是助力南方国家的AI治理能力建设。”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南方国家而言，这是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作业本”。《蓝皮书》提供了区别于西方单一标准的治理路径，使得这些国家无需从零开始研究AI治理，从而大大降低了制度探索的试错成本。

法律虽滞后，但可守住底线

技术迭代与法律制定之间存在一个难以回避的矛盾：AI技术以月甚至周为单位进行迭代更新，而法律从起草到通过往往需要数年时间。

"法律是调整生产关系的工具，只有当生产关系发展到必须用法律来调整的程度时，法律才会应运而生。"乔宝杰解释道，“法律天然具有滞后性，但其核心功能是确定底线。”他进一步提出了“敏捷治理”的概念，即在底线之外，法律需要快速响应技术变革。如何实现快速响应呢？“通过规章、标准、备案评估以及沙盒试点等方式，这是中国正在探索的道路。”

截至目前，中国已经构建了从宪法到国际治理合作的八个层级递进式AI法律规范体系。从《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从《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到各地的地方性立法，AI法律框架日益清晰完善。

然而，仍有许多法律空白亟待填补。例如，AI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规则尚不明确；开源大模型许可与侵权认定标准模糊；AI侵权责任体系不够健全；数据要素与算力交易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备。

在WAIC会场内，徽声在线注意到，不少大学的学生们已经穿梭于各个论坛展区之间，亲身感受技术变革的脉搏。上外贸的法学院每年也都会组织学生批量进入法院、检察院、律所实习，推动产教深度融合。

乔宝杰认为，在AI时代，法学教育需要在涉外法治和数字法治两个方向上重新定义自己。从AI技术基础到跨境数据合规，从知识产权到反制裁等领域，学生们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远比传统法学课程丰富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