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犁杖的长工站上万人肩头，为何竟有白嘉轩之感？｜白鹿原深度解读

本文将深入剖析《白鹿原》第七章的精彩内容。

上回已经提及，当时白鹿原正经历着新旧政权的更迭，用当时民众的说法就是“反正”了。皇帝不复存在，县令摇身一变成为县长，县下面设立了仓，仓下面又新增了保障所这一基层行政机构。这个保障所管辖着周边大约十个村庄，成为了最贴近百姓的权力触角。

鹿子霖，这位白鹿原上的风云人物，此时有了新身份——白鹿原第一保障所的乡约。

起初，当白鹿仓的总乡约田福贤邀请鹿子霖出任第一保障所的乡约时，鹿子霖还有些犹豫不决。他以自己要忙于庄稼活，没时间处理保障所事务为由进行推脱。然而，当他前往县府接受了为期半个月的任职训练归来后，态度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县府受训期间，史维华县长给每人发放了一套青色制服。鹿子霖穿上新制服，站在大镜子前，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脱下那传统的长袍马褂，换上笔挺制服的他，仿佛换了一个人，精神焕发，连自己都几乎认不出来了。

更具仪式感的是，受训的所有人都把辫子剪掉了。鹿子霖回到家，他父亲鹿泰恒老汉看到他那光溜溜的脑袋，惊讶地询问他的辫子去哪儿了。鹿子霖理直气壮地回答，凡是受训的人，都统一剪掉了辫子，“保障所是革命政府新设立的机构，怎么能留有清朝的辫子呢”？

泰恒老汉虽然心疼那根传承已久的辫子，但他毕竟是个开通之人，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他最关心的，是儿子能否以及何时能在祖上坟前放炮，以光宗耀祖。

鹿子霖不仅自己“革新”了，他的两个在朱先生白鹿书院读书儿子兆鹏和兆海，看到父亲一身制服的革命模样，也吵着要去城里上新学堂读书。

鹿子霖虽然人品存在一些问题，但在接受新事物方面，确实有着过人之处。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去！你们俩一起去！”

对鹿子霖来说，担任乡约是一次“正名”的绝佳机会，他决心要做出一番业绩来。

书中记载，“他在白鹿村和白嘉轩一起修造祠堂，创立学堂，修补堡子围墙，结果却只是增加了族长白嘉轩的功德；现在他将第一次独立行事，就决心要干出个样子来”。

事实证明，鹿子霖的办事能力确实不容小觑。

他用白鹿仓拨给他的有限经费，在白鹿镇买下了一处破落户的民房。这房屋原本破败不堪，院子里臭气熏天。他雇了卫木匠，又向十个村子摊派小工，对三间大厅和两间厢房进行了全面翻修。还使用蓝砖垒成了两个粗壮的四方门柱，用雪白的灰浆勾饰了砖缝，安装上了两扇漆黑的大门。在右边的门柱上，挂出了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滋水县白鹿仓第一保障所。

保障所创建成功后，鹿子霖还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庆祝仪式。

他邀请了顶头上司田福贤总乡约，辖下十个村的官人（其中就包括白嘉轩这个族长），还有其他八个保障所的乡约，以及镇上的头面人物，如中医堂的冷先生、杂货铺的葛掌柜、粮店的崔掌柜等等。

总之，能请到的能给他长脸的人物都悉数到场。

挂牌那天，田福贤将挽着红绸的木牌挂上门柱，鞭炮齐鸣，三声铳响，震得人耳鸣心跳。

别人只是听个热闹，而鹿子霖心里却想起了老太爷的话：“中了秀才放一串草炮，中了举人放雷子炮，中了进士放三声铳子。”

他如今身为保障所的乡约，草炮、雷子、铳子都放了，老太爷在天之灵总算能得到一些慰藉了。

如此盛大的场合，自然少不了大吃大喝。鹿子霖在镇子的饭馆包下了五桌酒席，宴请大家。酒过三巡，他致词欢迎，田总乡约作指示，各位同僚相互恭维，气氛热烈非凡。

可白嘉轩坐在那儿，却浑身不自在。他心中的疑团始终无法消除：

“这些人在这儿吃谁的？”

他几次想把姐夫朱先生写给张总督的那首民谣念出来，但看看鹿子霖不是张总督，自己也不是朱先生，觉得念了也没用，终究还是忍住了，没有扫别人的兴。

他勉强应酬了一阵子，实在坐不下去，就起身告辞了，理由是“黄牛寻犊子，我得去配种”。在这样的场合，他选用这样一个带点粗俗味道的理由，自然是故意羞臊鹿子霖。鹿子霖也确实被这话噎得十分扫兴，也就不再挽留。

说实话，在白鹿村，鹿子霖的财富虽然不断增加，但族长的位子一直被白嘉轩牢牢占据着。现在他当上了乡约，下辖十个村子，好歹在地位上不在白嘉轩之下了。这口气，总算顺了一些。

更重要的是，别看在村里他基本得配合白嘉轩，但到了镇一级，他就可以反过来“吩咐”白嘉轩了。

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体现。

鹿子霖上任后接到的第一个重大任务，就是配合史县长的命令，对全县的土地和人口进行一次彻底清查，然后按照土地亩数和人头收取印章税。

这个命令听起来既荒唐又冠冕堂皇，而其中的猫腻却不少。从印章税收上来的分配就能看出端倪：县府拿走七成，白鹿仓拿走二成，保障所留下一成作为活动经费和官员俸禄。

真是无利不起早啊！

这可是内部秘密，不会向下传达。

白嘉轩听完这个命令，心里别提多别扭了。他实在忍不住，就用开玩笑的口吻对鹿子霖说，是不是挂牌那天吃下窟窿了。

鹿子霖虽然被噎得难受，但毕竟是官事公办，强作镇定地说这是史县长的命令。

回到村里，白嘉轩还是按照要求把通告扎到祠堂外墙面上，然后敲锣大喊：“一亩一章，一人一章，按章纳税，月内交齐，抗拒不交者，以革命军法处治！”

你以为他就这么乖乖听话了？这不过是形式上的活儿。干完这些，白嘉轩立马开始部署“反正”行动。

当天晚上，白嘉轩去找村学堂的徐先生了，说：“我想起事。给那个死（史）人一点颜色瞧瞧，骚一骚他的脸皮！”

你看，那个“史县长”，在白嘉轩嘴里连“屎”都不是了，直接变成了“死”。原因只在于这个县官“不与民作主”。

这对任何时代的公务员都是一种提醒。但凡你损民利己，别看你表面风光，其实早已被人在心里诅咒了无数遍。

徐先生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但白天听到了“印章税”的事情后，就感慨“苛政猛于虎”，还吟了一首讽喻时政的词章。听到“起事”两字，他竟然毫不害怕，只问白嘉轩是不是想造反。

嘉轩说，他一个笨庄稼汉造不了反，但“按人按亩收印章税，这明明是把刀架在农人脖子上搜刮钱财”，做不成庄稼了，“既然做不成庄稼了，把农器耕具交给县府去，交给那个死（史）人去”。

白嘉轩问徐先生这样算不算犯上作乱，算不算不忠不孝，徐先生的回答特别有高度：

“对明君要尊，对昏君要反；尊明君是忠，反昏君是大忠！”

要知道徐先生是朱先生推荐来教书的，我们不得不为朱先生的识人之明大大点赞啊！而且徐先生不仅有识人之明，更有过人的胆量。

白嘉轩想请他写一封鸡毛传帖，徐先生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开头就是“苛政猛于虎。灰狼啖肉，白狼吮血……”

直接把史县长之流看成了白眼狼，如果事发，他能有好果子吃吗？

可是，当白嘉轩说这事由他担承，任死任活不连累徐先生时，徐先生正色道：“君子取义舍生。既敢为之，亦敢当之。”

这就是读书人的胆量和气节。

当晚，白嘉轩把三封同样的传帖交给鹿三，每封里面都插着三根白色的公鸡尾毛。这就是“鸡毛传帖”了。过去小学语文课本上有个“鸡毛信”的故事，也是类似的意思。

他吩咐鹿三，先到神禾村，进村西头头一家，把传帖塞进去，只给主家招呼一声“货到了”就走。剩下两份送给贺家坊村的贺老大贺德敖。来回路上碰见熟人装作不认得，低头快走。

别看这事听起来挺刺激有意思，其实凶险异常。

白嘉轩想起老人们常说的鸡毛传帖杀贼人的事：

当年一道插着白色翎毛的传帖在白鹿原秘密传递，按约定的时间，各个村庄的男人一齐涌向贼人聚居的村庄，把耄耋老人和裹在褯子里的婴儿全部杀死。房子被烧了，牛马被煮了，粮食也被烧了，贼人的土地分配给各村祠堂作为官地……

而如果不成功呢？反过来会怎样？简直不敢想象！

所以，送走鹿三后，白嘉轩躺在马号的土坯炕上，浑身松软，像被人抽掉了筋骨。只是他作为族长，又不得不这么做。

四月初八，期待中的日子终于到了。

初七夜里，白嘉轩一宿没合眼，端着白铜水烟壶和鹿三在马号里坐了一夜。

天刚麻明，鹿子霖和田福贤这两位“乡约”就堵在门口了。田福贤说：“嘉轩，赶快敲锣！给大声吆喝，一律不要上县，不要听逆贼煽动。”

白嘉轩当然拒绝，说“传帖上写得明明白白，谁不去县府交农具，谁阻挠去交农具，一律砸锅烧房。我不敢。我怕砸了锅烧了房。”

田福贤说：“谁敢！真的烧了你的房，我让谁给你赔！”

白嘉轩蔑视地说：“你吹啥哩！传帖连县长都敢反，谁把你个总乡约当啥！”

田福贤的脸一下子臊红了。鹿子霖也觉得被轻视了。

白嘉轩这是顺便臊了把他们的脸皮，把前阵子憋的气给出了。

可是，也不能太小看了那两位乡约，他们知道这“交农行动”是谁挑的事，带的头。

这时候，村里传来三声铳响，邻近村子也连续响起铳子的轰鸣。白鹿村一片门板磕碰声，扛着犁杖、夹着杈耙扫帚的男人们在蛋青色的晨光里跃动，匆匆朝村北的道路奔去。

白嘉轩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那些被传帖煽动起来的农人肯定已经汇集到三官庙了，可煽动他们的头儿却被田福贤和鹿子霖缠住出不了门。

不单是他，连贺氏兄弟也被几位官员绅士缠住不得出门。

原来这是史县长的精心安排，群龙无首就成不了事。

白嘉轩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借口上厕所溜了出来。但他已经晚了，真正的带头人是鹿三。

书上说，“时势和机运却促成了鹿三人生历程中的一次壮举”。其实这也是因为，鹿三虽只是一个长工，但他坚守本分，事实上他更像白嘉轩的兄弟，嘉轩的事就是他的事。

鹿三扛着一架没有安装铁铧的犁杖，走出白鹿村就融入了从各个村子涌出的庄稼人当中。

“人往往就是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是一种样子，好多人汇聚到一起又完全变成另一种样子。”

人多了，勇气和怒气都会不断增长。

临近三官庙，人群汇成一股股黑压压的洪流。小小的庭院挤得水泄不通，门外的麦田被踏成烂泥，散发着青苗的幽香。

白嘉轩的担心并不多余，因为起事的头目（白嘉轩和贺氏兄弟等）迟迟不露面，很快流言四起：有人说起事的人被吓破了胆不敢出头了，有人说他们收受了史县长的赏金被收买了，还有人传说两个头目被捆绑在城墙上示众。

这里面，肯定有史县长、田福贤安排的人在散布流言。

效果是明显的，愤怒的人群开始骚乱起来。

就在这时，一个光头和尚跳了出来，在庙前场地上朗诵起传帖，要求各位父老再举荐三个头儿，带领众人进城交农具。

鹿三听了，大叫一声：“白鹿村鹿三算一个！”话音未落，他立即被身旁的人抬了起来。

站在陌生人的肩膀上，俯视着乌压压的一片黑脑袋，鹿三忽然觉得自己不是鹿三而是白嘉轩了。“直到死亡，他都没有想透，怎么会产生那样奇怪那样荒唐的感觉。”

这似乎暗示着鹿三有一种潜在的野心，希望拥有白嘉轩这样的地位，也可以说，他有一种责任，在任何时候都要维护嘉轩的权威。

更现实的情况则是，人嘛，不管怎样本分守己，总会偶有“英雄梦”，或者有一瞬间“登高而呼，应者云集”的梦想，这也是一种对权力、地位的快感追求。如果这事儿恰巧是正义的，那就更自然而然地会产生雄壮之感。

鹿三这样的，就是小人物在特殊场景下激发的也是一瞬间的豪气了。倒不是说他想取代白嘉轩；如果非说要取代，那也是代嘉轩去承担可能产生的坏结果。

不管怎样，鹿三总是把维护白嘉轩放在第一位。后来他杀田小娥，实际上主要也是为了白家。

说回“交农行动”。

众人又推举出两个人，和尚宣布四人为东西南北四路领头儿。和尚吼道：

“史县长不收回成令，誓不回原！”

嗷嗷嗷的吼声混合着咒骂，人流像洪水一样滚向县城。

交农队伍并没有进城，因为城门已经关死，里头已经用砖封死了。

史县长倒也能屈能伸，在随员的簇拥下出现在城头，他跪下了，作揖叩头。同时政令也随即颁下，收盖印章税的通令作废。

目的达到了。可憋在胸间的怒气尚未完全释放出来，却已宣告完结。没有经过多少周折就顺利取得胜利，反倒让人觉得意犹未尽。

围在城墙下的人把矛头回转过来，嚷喊着要惩治那些没有参与交农的人，骂他们不冒风险却分享斗争的果实。

于是回原路上经过的村庄，凡是没有参与交农的人家都受到严厉惩罚：锅碗被砸成碎片，房子被揭瓦捣烂（本来要烧，怕殃及邻舍才没点火）。

有意思的是，鹿三回到白鹿村，白嘉轩在街门口迎接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三哥！你是人！”

在乱世之中，要堂堂正正做个“人”，做个敢于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人，还真不容易。事情也没这么容易了结。

过了不多久，白鹿镇上贴出两张布告。

第一张是罢免史维华县长的命令，任命一位叫何德治的人接任。

白鹿原人幽默了一把：走了一个死（史）人，换了一个活（何）人；死的到死也没维持（维华）得下，活的治得住（德治）治不住还难说。

如果这算是一场“庶民的胜利”，第二张布告就不妙了：那是逮捕闹事主犯的告示。和尚、鹿三、徐先生、贺氏兄弟，一共七个人，全都被抓了。

白嘉轩比闹事以前更难受。他的起事人身份早已不是秘密，传言说他花钱买通了县府，一看事情不妙就把责任推到那七个人身上，还说他的姐夫朱先生的大脸面在县里楦着……

偏偏漏了他不抓，那不等于把他架火上烤，搁城头示众？白嘉轩阴沉着脸，走了一趟贺家，又走了一趟徐先生家，对他们的家属只说同一句话：“我马上到县府去投案，我一定把他们换回来。”

他对哭哭啼啼的鹿三女人说：“三嫂，你甭急，我要是救不下三哥就不来见你。”

他到县府去，掏出麻绳要自首：“我是交农的起事人。你们搞错了人。把我捆了让我去坐监。”

可人家说了：“交农事件没有错。这是合乎宪法的示威游行，不犯法的。那七个人只是要对烧房子砸锅碗负责任。”

白嘉轩又去找法院，法院的人说法也是一样，还嫌他无理取闹。

白嘉轩只好去找姐夫朱先生想办法。朱先生写了一封信给张总督。白嘉轩跑到总督府门前，被荷枪实弹的卫兵拦住。他掏出姐夫的信，卫兵们谁不知道朱先生劝退二十万清军的壮举？于是放他进去。

总督不在，但答应七天里放人。

果然，第六天，鹿三、徐先生、贺家兄弟等六个人全都被放了出来。

只有领头的和尚还在押着。法院院长直言不讳：“烧了人家房，砸了人家锅，总得有一个人背罪吧？”

白嘉轩不死心，用钱买。他不惜破费，徐先生捐出俸银，贺家兄弟送来银元，老和尚挂着“救吾弟子”的纸牌到各村化缘，最后凑齐了银元送到法院院长太太手里。

和尚终于被放了出来。

可这和尚获释后，既没有向搭救他的人道谢，也没有向为他化缘的老和尚辞谢，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有人说他原先在西府犯了奸情才逃来的，又有人说他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这个和尚后来还会出现。这里只是说一下，他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人生，完全可以另写一部小说，绝对精彩绝伦。

而在白嘉轩看来，这些已经无关紧要了。搭救他们的总体目的已经达到，至于和尚还当不当和尚，已经微不足道。

这场交农事件就这样结束了。但它已经预示，白鹿原不会再太平无事了。

（网图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