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基列国”风云再起，深度剖析《使女》系列的时代共鸣

当下热播的剧集《证言》（The Testaments）虽改编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2019年的同名小说，却并非全新的叙事篇章。这部作品与现实世界的交织，常让人对它的创作时间产生错觉。

现实事件往往能赋予文学作品新的解读维度。以《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为例，这部小说问世时，柏林墙尚未倒塌。尽管它迅速赢得了文学界的赞誉，并在1990年被搬上大银幕，但直到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它才真正成为畅销书，让许多人误以为它是新近出版的作品。

次年，流媒体平台Hulu与米高梅携手推出了电视剧版《使女的故事》，该剧首季便斩获多项艾美奖和金球奖，口碑持续走高，直至去年第六季圆满落幕。

2019年，阿特伍德再推续作《证言》，并荣获布克奖。该剧于4月8日独立开播，聚焦两位少女在基列国精英学校中的成长与抗争。在当下社会，当“宝妈成为舞台焦点”成为高校宣传语时，《证言》的时效性不言而喻，它深刻反映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与挑战。

证言（2026）：续写女性抗争史诗

对于《使女的故事》的读者或剧迷而言，《证言》的创作背景或许已耳熟能详：

上世纪八十年代，阿特伍德目睹了罗马尼亚的强制生育政策，了解了南美内战期间女性的悲惨遭遇，还研究了纳粹德国、冷战时期的苏联与东欧，乃至美国蓄奴制、南北战争、清教与基要派等历史事件。这些丰富的历史素材，为她的作品提供了深厚的灵感基础。她反复强调，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曾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

使女的故事 第一季（2017）：反乌托邦的警示

无论是原著还是影视改编，《使女》与《证言》都描绘了一个看似不远的未来——美国被极端原教旨主义男性神权国家“基列国”取代，女性失去各种权利，被根据价值与功能分配不同等级。这两部作品常被归类为反乌托邦科幻，但阿特伍德更倾向于称之为“悬疑/推理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和“见证者文学”，因为它们都是由女性当事人的自述与记录构成。

使女的故事 第二季（2018）：类型之争与创作初衷

类型界定上的分歧，是所有以未来为背景的悲剧作品面临的共同难题。阿特伍德表示，她写的是“反预言”，即只要可以被描述和讨论，悲剧就不会发生。然而，人类往往难以想象未发生之事。《使女的故事》出版次年，就被《纽约时报》批评为“过于直白”，还有人认为它偏执。这不禁让人想起另一部因特朗普当选而销量激增的小说《这不可能发生》（It Can't Happen Here），它同样预言了政客利用民粹主义与媒体造势建立独裁政权的故事，却早在1935年就已出版。可见，人们对警告的忽视是普遍存在的。

“太过悲观”“不合时宜”，这些评价几乎成了所有反乌托邦作品的共同标签。预言性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直到现实追上作品的情节。对于拥有上帝视角的我们来说，前人的短视似乎难以理解。就像未来的人们也会疑惑，为何我们会对前路毫无察觉，一再重复同样的错误。

使女的故事 第二季（2018）：现实与虚构的互文

《使女》第一季首播于特朗普宣誓就职后几个月，虚构与现实的交织让剧中使女的标志性造型——象征生育出血的红色罩袍与遮住头脸的白色波奈特帽子——迅速成为极具辨识度的符号。从那以后，这些造型每年都会出现在许多国家的街头运动中。

2020年10月，华盛顿的抗议者身着使女服反对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巴雷特；同月，波兰宪法法院颁布收紧堕胎政策的法案，引发全国游行示威，使女装扮的抗议民众形象成为社交媒体热点；202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关于妇女堕胎权合法性的判决，红色袍子再次出现在最高法院门外。

在这些事件之间，还穿插着MeToo运动、韦恩斯坦受审、爱泼斯坦被捕、塔利班重新掌权阿富汗、全球疫情与隔离、俄乌战争、特朗普被裁定性侵、以伊冲突等。我们或许已习惯了个体的好消息，但群体的好消息却久未传来。

使女的故事 第三季（2019）：文化符号的崛起

作为从文学与影视中走出的文化产品，《使女》系列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它已成为当代女权主义的重要传播符号之一。新闻媒体将线下的红色罩袍解读为成功的meme，《连线》杂志等流行文化观察则将其与《V字仇杀队》的面具形象相提并论。这些互联网上的永生方式，证明了它的生命力。

2019年，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Amanda Howell在论文中提出“Gileadverse”（基列国宇宙）的概念，定义为“由官方娱乐产品、粉丝创作和行动者们的表演组成的跨媒体故事世界”。这反映了我们对这两部小说的认识过程：沿着“文字-影音-行动-讨论”的轨迹循环上升。数字文化杂志Diggit的解释更为浅显：“宇宙”是一种统称，因为它催生了现实中的抗议行动和组织。同一个故事，在不同平台上讲述，共同构成了一种完整的体验。

使女的故事 第三季（2019）：书籍审查与创作自由

尽管跨媒体叙事在我们这里常表现为层出不穷的社会新闻，但即便你只关心作品本身，也有话题可聊。2023年，美国弗吉尼亚州麦迪逊县学区委员会决定下架包括《使女》在内的21本书籍，理由是含有性明示内容。阿特伍德在《大西洋月刊》撰文回应，列出了这个理由的种种荒谬与自相矛盾之处。此前一年，她已参加过企鹅兰登书屋发起的“不可焚烧版《使女的故事》”活动，共同抗议美国日益严厉的书籍审查和禁令，当时她已82岁高龄。

使女的故事 第四季（2021）：文艺创作的社会责任

阿特伍德赞成文艺创作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和政治性，她乐于表态且毫不避讳敏感话题。她经常以写文章来回应外界对这两本书的解读、自己在女性主义中的倾向以及对宗教、强权和争议人物的看法。在电视剧选角方面，也有抓马之处：女主角Elisabeth Moss出生于科学教（山达基教）家庭，自己也从小是信徒，这一背景虽影响不大，但放在一起看难免引人遐想。

《使女》系列在这十年里引发的争议远不止这些。有人批评作者借鉴了有色人种受到迫害的历史，却在书中回避了种族问题；剧版《使女》也多次被质疑为了顺应市场制造了太多主角光环和个人英雄主义情节，背离了原著的真实感和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极权压迫。

但某种程度上，这些批评又引发了新的讨论。一些学术研究认为，剧版《使女》对涉及性和暴力的关键场面的处理，呈现了一种类似“女性凝视”（Feminist Gaze）的创新。它成功避开了男性视角的常见问题，不呈现和停留其他任何多余的东西，“让观众只能看到她所看到的”。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尽管改编后的电视剧给了女主角更多重任，但至少做到了忠实于她的眼睛和她的感受，这种统一至少是值得赞许的。

使女的故事（1990）：恐怖美学与女性角色

回到类型片领域，研究流行文化的学者们还给出了更新奇的角度。剧版《使女》通过把原著的各种隐喻视觉化，制造了一种“优生恐怖”（Eugenic Horror）美学。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我们把这部剧理解成广义上的恐怖片，那么女主角也可以说是一个没有那么刻板印象的“最后的女孩”（Final Girl）。

过去，这类人物的存在通常意味着恐怖片的底色依然是保守和规训的。但随着社会观念的改变，这个符合男性的标准（但有时又能吓到男性）的形象现在也有了新的塑造方式：经历过创伤、（可能）有过性行为、主动反抗的、更复杂的女性。剧中的女主角刚好符合这些要素。考虑到恐怖片这个类别还会一直存在下去，这当然不能算是坏事。至于原著作者和主创们是否真的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其实反而没有那么重要。

使女的故事 第四季（2021）：时代变迁与作品共鸣

与虚构的基列国把一切都处理成无事发生不同，我们这个次元的变化确实过于迅速和动荡。大家几乎已经想不起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它是什么样子，也难怪剧集的完结季上线后，不看好的声音反而比以前多了起来。

但仔细想想也不算奇怪。AI和短视频的强刺激、后真相时代的信息垃圾、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割裂和矛盾加深，这个时代的普通人很难把注意力长久放在任何一个事物上。生存环境里需要分心和可以分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如非刻意记住，很难意识到变化是一点点产生的。就像《使女》原著里反复出现的、对曾经“正常”的生活的回忆：“人的适应性真是不可思议，只要有些许补偿，对什么都能习以为常”。尽管在网上传播更广的是剧中的另一句宣言“Don't let the bastards grind you down”（别让那些混蛋整垮你），但当下的我们更想听到哪一句，每个人的答案或许有极大分歧。

证言（2026）：文字的力量与时代的幸运

很难想象，一部以政治悬疑和女性视角著称的小说，不仅伴随着作者和读者共同走过四十多年，带来无数有价值的话题和瞬间，还等来了成功的影视版和同样成功的续篇。与此同时，它还在持续收到现实的呼应。

去年阿特伍德在获得英国图书奖旗下“出版自由奖”的致辞里曾经说：“在我的一生当中，我不记得文字本身曾受到过如此威胁”。一部作品叠加世人的态度，往往会诞生很多新的东西，唤起跨越代际的新的意识。据徽声在线报道，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幸运。但幸运永远都是有时效的。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总会再有这样的作品，只是人类会不会再重复这样的历史，没有人能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