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他，就没有影史经典《末代皇帝》

瑞克视角

近期，徽声在线注意到Criterion Channel发布了11月份的精选片单，其中特别设立了一个纪念杰里米·托马斯的专题，汇聚了十三部与他紧密相关的影视佳作。

杰里米·托马斯：独立制片界的传奇人物

这份片单从1978年的《死神的呼唤》启程，一路囊括了《坏时机》、《战场上的快乐圣诞》、《打击惊魂》、《无足轻重》、《末代皇帝》等经典，直至1999年的《高山上的世界杯》和2000年的《性感野兽》，再到2008年的《帕勒莫枪击案》，最终以《大制片家》、《驴叫》、《安塞姆·基弗：流年之声》和《坂本龙一：杰作》收尾。

面对这样一份星光熠熠的片单，你或许会心生疑惑：这些风格迥异的影片，究竟有何共同之处？

答案在于，托马斯是所有这些影片的幕后推手——制片人。他刚刚离世，这次影展便是对他辉煌职业生涯的一次致敬。

以制片人名义举办影展，这在影坛实属罕见，但托马斯却完全配得上这份殊荣。

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欧洲独立制片领域的一座丰碑。

杰里米·托马斯手捧《末代皇帝》奥斯卡奖杯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坚守岗位，担任制片人的三池崇史新片即将在多伦多电影节上全球首映，他的敬业精神令人动容。

托马斯1949年出生于伦敦的电影世家，父亲和叔叔都是业内人士，他自幼在片场熏陶，对英国传统片厂的运作了如指掌。

离开校园后，他投身于多部影片的后期制作，甚至亲自操刀剪辑了肯·洛奇1973年的电视短片《A Misfortune》。此外，他还曾在桑迪·利伯森和大卫·普特南的Goodtimes Enterprises公司历练。

尽管托马斯曾怀揣导演梦，但最终发现制片才是他的真正归宿。

1974年，年仅25岁的托马斯与好友菲利普·莫拉远赴澳大利亚，计划拍摄一部关于19世纪丛林大盗丹·摩根的西部片。这是他首次独立制作长片，两人飞抵洛杉矶选角，却遭遇了斯泰西·基奇的拒绝，最终只能选用当时声名狼藉的丹尼斯·霍珀。那时，霍珀因酗酒和毒品问题被好莱坞边缘化，无人敢用，但托马斯别无选择。

这部影片预算仅有40万美元，却拥有约120个有台词的角色，许多工作人员都是业余爱好者，预算计划甚至写在一张张散页纸上。

莫拉后来回忆道，片场的伙食就是烤全羊，虽然听起来诱人，但对于剧组工作餐来说，未免太过随意。

霍珀抵达澳大利亚后不久便惹上麻烦入狱，拍完最后一场戏后，他又跑到丹·摩根墓前饮酒，随后被捕并驱逐出境。

《疯狗摩根》就在这样的混乱中诞生，并意外地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放映机会。托马斯从这次经历中学到，无论条件多么艰苦，过程多么混乱，都要坚持将影片完成。

《疯狗摩根》剧照

回到英国后，托马斯创立了Recorded Picture Company。公司的首部作品是耶日·斯科利莫夫斯基的《死神的呼唤》，该片在1978年戛纳电影节上斩获评审团大奖。斯科利莫夫斯基早在1960年代的波兰电影新浪潮中便崭露头角，后来流亡西方，这部影片让他重新获得了国际关注。

从这时起，托马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制片模式：他主动寻找那些他认为才华横溢的导演，询问他们的拍摄计划，然后一步步筹集资金、组建团队、获取版权和发行渠道。

这种模式在《裸体午餐》项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984年，托马斯在多伦多电影节上偶遇大卫·柯南伯格，询问他想拍摄什么。柯南伯格表示想改编威廉·巴勒斯的《裸体午餐》。于是，托马斯从巴勒斯和詹姆斯·格劳尔霍兹手中取得了改编权，并自掏腰包维持项目开发，这一坚持就是六七年。

《裸体午餐》剧照

在此期间，柯南伯格先拍摄了《变蝇人》和《孽扣》，项目一度搁置。直到1991年，影片才在多伦多开拍。

有时，制片人的工作就是在导演尚未准备好时，提前为他们保留机会。

《欲望号快车》项目也类似。托马斯取得了J.G.巴拉德那本几乎无人敢碰的小说版权，因为其他制片人认为风险太大。

后来，《裸体午餐》成为了cult经典，而《欲望号快车》则在1996年引发了激烈的道德争议。

托马斯操盘大项目的能力在《末代皇帝》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末代皇帝》剧照

这部影片预算高达约2380万美元，且没有好莱坞大厂的主导投资，完全以独立方式运作。在1980年代中期，对于一家英国小公司来说，这样的规模几乎难以想象。

关于托马斯如何帮助贝托鲁奇筹集资金，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他翻黄页电话簿碰运气。实际上，他早在筹备《战场上的快乐圣诞》时就开始这样做了。他和同事翻黄页寻找可能涉足电影业务的商业银行，最终联系到了Hill Samuel，并结识了罗德尼·佩恩。虽然佩恩当时表示银行不做电影融资，但还是帮他们牵了线。

到了《末代皇帝》筹备期，这段关系再次发挥了作用。佩恩将托马斯引荐给了银行董事长布赖恩·奎克。奎克有意拓展中国业务，提出如果托马斯能帮他安排与中信负责人的会面，银行就可以参与影片融资。

实际上，影片的融资还涉及多家欧洲银行、投资机构和发行商，Hemdale、Yanco、TAO等公司也参与其中。Hemdale取得了北美发行权，后来由哥伦比亚影业负责院线发行。

在托马斯的斡旋下，中国方面允许剧组进入紫禁城实景拍摄，这在今天听起来几乎像神话一般。

制片人的工作远非从某个大款手中拿一张支票那么简单。他们需要让不同参与方相信，这部影片能够完成，并有机会进入全球市场并收回投资。地区版权要分配给各国发行商，预售合同可以用来支持银行贷款，不同欧洲国家的税收政策和投资优惠也要考虑进去……方方面面工作极为复杂。

然而，融资能力强并不意味着每部影片都会成功。

《末代皇帝》大获全胜后，托马斯与贝托鲁奇又合作了《遮蔽的天空》。这部1990年的影片耗资约2500万美元，在非洲多国实景拍摄，剧组穿越撒哈拉沙漠，还在沙丘上建了一座堡垒。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口碑和票房都不理想。

《遮蔽的天空》剧照

此后，两人又合作了《小活佛》、《偷香》和《戏梦巴黎》，前后十七年共完成了五部电影，结果有起有落。

独立制片人的生存方式往往是用一部分项目的收益来覆盖另一部分的亏损，同时依靠电影节声誉和导演的作者品牌来维持在国际市场上的议价能力。

托马斯在选择合作对象时似乎有一条隐约可见的线索。

尼古拉斯·罗伊格、大岛渚、贝托鲁奇、柯南伯格、乔纳森·格雷泽、斯科利莫夫斯基等导演风格各异，却有一些共同点。

罗伊格和柯南伯格持续关注身体与欲望的越界，大岛渚和贝托鲁奇常拍摄权力结构下的文化碰撞，而格雷泽则擅长将类型片的外壳扭向意想不到的方向。简单来说，他们都不是循规蹈矩的导演。

因此，《坏时机》、《战场上的快乐圣诞》、《裸体午餐》、《欲望号快车》等影片并非只是碰巧由同一个人制作。托马斯曾表示，他的天性是尽量走得更远，看看能蒙混过关到哪一步。

《欲望号快车》剧照

托马斯对新导演有着极高的判断力。2000年的《性感野兽》是乔纳森·格雷泽的第一部长片。项目送到托马斯手中时，他决定支持，因为他看过格雷泽此前拍摄的广告和音乐录影带。格雷泽后来拍出了《皮囊之下》和《利益区域》，成为了当代最出色的英国导演之一。

托马斯与斯科利莫夫斯基的合作跨越了近半个世纪，从1978年的《死神的呼唤》一直延续到2022年的《驴叫》。

《驴叫》剧照

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托马斯是英国人，但他的合作者却遍布日本、意大利、法国、波兰、加拿大、美国等地。仅在日本，他就与大岛渚、北野武、三池崇史等导演合作过。

国际合拍并非简单地将几个国家的资金拼凑在一起。制片人还需要做一种翻译工作，让一个地区的导演构想被另一个地区的投资者理解和信任。同时，不同国家的法规、税制、审查等问题也需要有人协调，这类工作往往被人忽视。

托马斯的职业生涯与戛纳电影节有着不解之缘。他的许多作品都在那里首映。多年来，他前往戛纳时常住卡尔顿酒店的同一间套房，在那里见投资人、谈发行。马克·卡曾斯的纪录片《大制片家》就记录了他开车前往戛纳的一次旅程。

《大制片家》剧照

电影评论往往将导演置于中心位置。作者论是最有影响力的批评框架之一，其核心主张是导演对影片形式拥有决定性的控制。这个框架在多数时候都很有解释力，但也留下了盲区。

贝托鲁奇的镜头语言、柯南伯格的身体美学、格雷泽的视觉风格首先属于这些导演本人。托马斯的工作不能替代这些创造，但他为这些创造提供了发生的条件。他判断哪些项目值得拍摄，然后搭建融资结构。影片完成后，他还会继续负责版权和流通事宜。

电影是资本密集型艺术，一部院线长片很难脱离资本运转。谁来组织资本、按什么原则来组织以及这种方式给创作者留了多大空间等问题都是制片人的职责所在。

自由和预算常常是互相矛盾的两个参数。从这个角度看，托马斯的职业生涯有一个最了不起的成就：他几乎不靠缩小投资规模以及压制表达尺度来换取艺术自由。

《末代皇帝》和《遮蔽的天空》都是超出行业惯例的大制作，柯南伯格瞄准的小说被公认无法改编，但他却让这些项目成为了现实。

这种空间并非天然存在，而是经过托马斯的争取和奋斗才艰难创造出来的。

他就是那个让一切成为可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