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播客：名人的镀金场还是声音媒介的新篇章？”

AI插画/adan

在2026年，视频播客已然成为谈话节目领域的新兴潮流。它并非传统电视访谈的简单回归，而是与一个悄然崛起的声音世界紧密相连，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互动旅程。

回溯到电视主持人普遍端庄严肃的年代，1998年开播的《锵锵三人行》犹如一股清流，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节目现场，一张圆桌铺上报纸，茶杯摆放其上，主持人窦文涛与两位嘉宾身着便装，谈笑风生，话题天马行空，插科打诨间尽显轻松氛围。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这档节目迅速成为年轻一代的“电子榨菜”，陪伴他们度过了无数闲暇时光。寇爱哲在大学时期便开始在网上追看这档节目，后来他投身播客行业，在与同行交流时发现，“许多人都会将中文播客的历史源头追溯到《锵锵三人行》”。

然而，时光流转，曾经的“播客先驱”如今却成为了潮流的追赶者。在2026年，59岁的窦文涛在视频网站B站开设了视频播客节目《自然光》。但令人唏嘘的是，许多年轻观众对这个中年男人已感到陌生。这种时代的错位颇具深意，一位在电视时代声名显赫的主持人，如今却需要借助算法的力量，以“播客主播”的新身份重新走进年轻人的视野。

这一年，播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曝光度，也首次成为大众审视的焦点。

播客：名人的新客厅

步入2026年，打开视频网站，长谈节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鲁豫采访窦文涛，窦文涛转身又采访papi酱；鲁豫、papi酱都曾邀请姜思达做客，而姜思达本身也是一位播客主播……节目数量日益增多，时长也越来越长，一期长谈两小时起步，四五个小时的节目也屡见不鲜。

一方面，鲁豫、窦文涛、易立竞、张泉灵等媒体人纷纷重拾旧业，投身播客领域；另一方面，于谦、李诞、阎鹤祥等跨界名人也从嘉宾身份转变为提问者。一张由名人组成的“播客熟人局”网络愈发紧密，“所有人采访所有人”的现象引发网友纷纷吐槽。

在这场吐槽风暴中，最先成为众矢之的并非那些职业采访者，而是播客新手章泽天。2026年1月，章泽天推出了视频播客《小天章》，首期节目便邀请了刘嘉玲作为嘉宾。然而，观众对章泽天的好奇程度远超刘嘉玲，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她的提问方式上，有观众评价“像刘嘉玲在哄小女孩聊天”。

2026年1月，章泽天推出视频播客《小天章》。图/IC

时间回溯到两年前的春天，章泽天在伦敦与徽声在线播客公司JustPod联合创始人杨一会面，咨询制作访谈节目的可能性。杨一回忆道：“感觉她对外界、对很多人充满好奇，但她并非已经具备成熟采访技能的人。”因此，他建议章泽天不必立刻投身传统视频访谈，而是从个人色彩更浓厚、更具成长性的自媒体或视频播客入手。

《小天章》上线后，杨一评价其提问方式“基本上顺着嘉宾的思路在推进”。虽然这种不够强势、不够“职业”的提问方式留下了让嘉宾主导谈话的空间，但杨一认为：“应该有不同的观察者对嘉宾进行多样化的探访，形成多元的认知，而不是将呈现嘉宾的压力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很快，争议的矛头便指向了那些成熟的访谈者。鲁豫、窦文涛等熟面孔也成为了网友批评的对象。有人犀利地指出：“视频播客就是让不缺曝光的名人再次镀金。”

这股热潮的背后，是视频平台清晰的经济考量。杨一将视频播客视为一次“内容产业的消费降级”。过去，承载明星和流量的是成本高昂的综艺、真人秀，而如今平台需要更经济实惠的内容容器。视频播客制作相对简单，还能同时获得长视频和短视频切片。据杨一了解，如果不计算主持人与嘉宾的出场费用，“10万元一期，已经是视频播客制作的顶级配置”。

随着视频播客的大量涌现，能够驾驭镜头和长谈的人自然成为了第一批入局者。杨一半开玩笑地预估，中国真正能够坦然公开表达，并通过公开表达获益的人，“可能只有200个”。所谓“所有人采访所有人”，恰恰暴露了这类人才的稀缺性。

在徽声在线的报道下，名人坐镇的视频播客将一个小众内容产品推入了大众视野，也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误解：播客，就是几个人坐在沙发上聊两个小时。

但实际上，播客的起源并非如此。

“越来越短”的时代，长播客为何能流行

在整个互联网世界中，中文播客犹如一个隐秘的精神角落。在这里，有人畅谈爱情、职业和疾病，有人探讨电影、文学和哲学，学者、作家、脱口秀演员等各类人群都活跃其中。

如果你在2018年就已经是播客听众，那么你一定听过《大内密谈》《日谈公园》，以及当时刚诞生不久的《故事FM》《忽左忽右》《八分》《凹凸电波》等节目。那时的中文播客数量屈指可数，散落在不同的平台和网站。

同年，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迅猛增长，近八成网民都沉浸在刷短视频的乐趣中，属于屏幕的时代正加速到来。与此同时，2018年上半年，中国广播的居家收听量同比下降25.9％，整体收听量下降8.9％。

在这样的背景下，谁会相信声音媒介还能重新流行起来呢？

《忽左忽右》播客主播杨一（左）与程衍樑

2018年2月，电视台编辑杨一与前文化记者程衍樑共同创办了《忽左忽右》。节目上线不久，他们便前往喜马拉雅FM洽谈合作。当时知识付费正盛行，工作人员根据知识付费的产品经验，建议《忽左忽右》每集控制在15—20分钟。然而，他们并未接受这一建议。杨一回忆道：“我们觉得一个小时就是最适合这些内容的长度。”他们认为，访谈只有充分展开才能体现其价值。

《忽左忽右》上线仅两个月，领英便主动上门，邀请他们制作一档职人访谈播客；随后又有企业纷纷上门寻求合作。这档刚刚起步的新播客，迅速感受到了播客市场的萌动。为了承接品牌定制业务，他们创办了播客公司JustPod。

2019年年初，杨一联合发起了第一届PodFest China中文播客大会。会场设在上海一处WeWork共享办公空间里，只能容纳180至200人，却几乎座无虚席，其中一半竟是外国人。

在杨一的记忆中，2019年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新的播客公司相继成立，《剩余价值》等播客开播，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开始认真讨论播客，社交应用“即刻”团队也关注起了这个市场……年历尚未翻页，当年秋天，第二届中文播客大会便迅速返场，主题定为“2019，中文播客新起点”。海报上，一副耳机骑在火箭上，寓意着“要起飞了”。杨一回忆道。

仅仅4个月后，“即刻”团队便上线了播客应用“小宇宙”。过去分散在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和各种RSS地址里的节目，第一次集中进入了一个以播客为中心的平台。“播客”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行业。

当时，《忽左忽右》成为了人文社科领域的头部播客，《故事FM》则成为了代表性的叙事播客。而中文播客最早的“顶流”，则是《随机波动》（前身为《剩余价值》）。三位女性媒体人通过谈论文化、社会和女性处境，推动了公共讨论，被称为“以鲜明的女性观点聚集女性用户”。据统计，中文播客听众中，女性占比约七成。

更重要的是，中文播客逐渐形成了一种非常稳定的主流形态——谈话。如今，在小宇宙粉丝排行榜前20名节目中，超过10个属于谈话类播客。谈话制作门槛低，允许闲谈、跑题和长内容，天然适合声音媒介。

在视频越来越快、越来越短的同时，播客却将聊天时间拉长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更久。令人奇怪的是，人们并不觉得漫长。这并非因为人们的注意力突然恢复了，而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播客是一种陪伴。

对抗算法的英雄，还是填充信息饥渴的“奶嘴”？

“90后”张佳肴在成都从事营销培训工作，在情绪状态不佳的一段时间里，她偶然听到了《岩中花述》中鲁豫对谈心理咨询师张春的一期节目。张春讲起，在自己重度抑郁时，那些看似励志的话语，一度都成为了刺向她的“匕首”。

“听到那里，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质问自己是不是太脆弱、是不是在逃避，那种自我审问，比困境本身更消耗人。”张佳肴回忆道，“听完这期节目，我爱上了张春，又去追了她的播客《张春酷酷酷》。”

《张春酷酷酷》播客主播张春

在中文播客领域，那一期节目堪称“名篇”，仅在小宇宙平台的播放量就达到了680万次。节目中贡献了一个名句，来自张春哥哥对她简单粗暴的点醒：“保住狗命，无所畏惧。”评论区涌入了数百条留言，很多人听到这里泪流不止，更多人则齐刷刷地回应：“好。”张春哥哥的话穿越耳机，抵达了无数陌生人的内心，也深深触动了张佳肴。

2018年，美国两位传播学学者对一群播客听众进行了调查，询问他们为何愿意花这么长时间听播客。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并没有专门去听播客，而是在一边开车、通勤、健身、做饭的同时，顺便听播客。播客成为了他们生活的背景音。研究者将这种行为称作“多任务处理”（multitasking）。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系主任刘海龙指出，听觉媒介天然具有伴随性，这是播客的优势所在。它给人的感觉并非占用人们的时间，因此能够容纳几个小时的长内容。同样的内容如果搬到视频里，就很容易令人感到疲倦，视频播客很多时候也是被听而不是被看。

这构成了播客的一种悖论。动辄数小时的播客节目，看似在对抗碎片化信息时代，实际上，它又高度依赖人们的碎片时间。很少有人会在晚上8点郑重地坐进沙发里，专门打开一档两小时的播客。播客只是用声音将那些散落的时间填满。

“大家现在普遍处于一种信息焦虑的状态。当无法用眼睛接受信息时，会感到非常着急，这时听个东西，就像给耳朵塞进了一个奶嘴，会带来一种安抚感。”寇爱哲说道。

刘海龙认为，听觉其实并非一种效率很高的知识吸收方式。人在接收信息时，一方面要识别信息，另一方面进行深度加工，而声音占用了很多识别信息的脑力。“所以经常会觉得，听的时候好像知道了，但听过就忘。”

除了谈话之外，中文播客还有大量垂直内容领域：商业、科技、健康、职场、汽车，以及体育、音乐、旅行、饮食等。这些节目未必会请来名人、制造出圈话题，却承担着播客另一项重要功能——为细分人群提供专业信息。

播客占据的是生活的“边角时间”，却孕育出了互联网里最漫长的一批内容，陪伴着人们打发时间。然而，播客真的只能是一种陪伴之物吗？

“硬核”播客：是否带来了任何改变？

2023年7月，23岁的健美冠军赵一楠意外去世，关于他的死因，网上众说纷纭。

播客制作人蔡佳勋前往杭州展开调查。采访赵一楠生前朋友时，蔡佳勋头戴包耳式降噪耳机，手举录音机，将周身万千种信息隔离开来，唯独对方的声音被精准提取和放大。

蔡佳勋先后接触了100多人，采访了健身行业的众多人士后，她意外地摸索到了一条隐秘的合成类固醇地下产业链。合成代谢类固醇能够促进肌肉生长、提高运动表现，在竞技体育中属于禁用物质，在部分健美群体中却被违规使用，而地下市场则充斥着假药。

经过7个月的调查与制作，最终，1680分钟的采访素材被精心制作成5集、150分钟的“声音特稿”——《跳进兔子洞第三季》。节目由蔡佳勋的声音讲述、采访原声、通话录音、环境声、音乐等多种声音元素构成，将一个女孩的意外死亡事件层层剥开，揭露出了地下药物生意的隐秘网络。

在播客和媒体行业，这个节目广受赞誉，被认为抬高了中文播客的创作极限。“终于有机会在中文播客里，感受到用声音叙事探索来龙去脉的美妙。”杨一感叹道。

这类节目，正是播客最初吸引蔡佳勋的原因。十多年前，她在美国学习传统广播新闻。就在那时，播客Serial第一季上线。节目重新调查了1999年高中生海敏·李被杀案，重新审视了其前男友被定罪的证据链，整季节目在悬念中层层推进。“感觉是在追一个悬疑电视剧。”蔡佳勋回忆道。

在中国，Serial也深深惊艳了寇爱哲。那时，他在北京做英文媒体记者，常听英文播客来练习听力，“磨磨耳朵”。从那时起，一种属于《故事FM》的独特形态逐渐形成：让一个人用自己的声音，完整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故事FM》里，房产中介讲述怎么卖凶宅，混迹日本黑道的人回顾黑帮人生，“粉头”揭秘饭圈的运作……

然而，经过几年的播客制作经历，蔡佳勋已经不太能感受到做完一个节目后的满足感。“这个故事做出来之后，有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我觉得这个是我更关注的。”她说道。

当“品牌方提着钱来做播客”，这是否是一门好生意？

有一天晚上，JustPod办公室里传出了一个熟悉的女声。在一档播客里，那位嘉宾干净利落的声音里微带着兴奋，分享着最近看的美剧。杨一突然抬起头，听出是鲁豫的声音，却不再是电视里那个熟悉的主持人形象。当时，JustPod制作的《岩中花述》已经上线，分季播出，采取轮值主播形式。不久之后，鲁豫受邀担任了常驻主播。

后来发生的事情，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料。《岩中花述》突然爆红，以小宇宙数据为例，该平台创办4年后，才出现百万订阅大号，而《岩中花述》突破百万订阅后，又迅速越过了200万、300万、400万大关，至今已超450万订阅，断档式领先。鲁豫也因此成为了推动中文播客出圈的关键人物。

《岩中花述》的成功，让品牌看到了播客的巨大潜力。到了今年，杨一观察到，“很多品牌提着钱来找人做播客”，已经不再需要向他们解释播客是什么了。品牌喜欢播客，恰恰因为它“慢”的特质。

名人坐镇的头部谈话类节目，因此找到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商业支撑。然而，钱并没有平均流向所有播客形态。稳定更新、成本较低、容易植入品牌的谈话节目，显然更适合商业化。而另一边，全球叙事类播客正在经历着艰难时光。

过去几年，美国叙事播客因高成本而不断减少，谈话类节目则迅速增多。在中国，重型制作的叙事播客更是从未形成产业规模。

蔡佳勋2018年回国后，先是进入传统媒体的音视频部门，将调查新闻制作成播客节目，后来团队解散；之后她进入播客公司“声动活泼”，制作出了《跳进兔子洞》，第三季广受赞誉之后，节目却停止了更新。

作为国内最成功的叙事播客之一，《故事FM》也经历过膨胀与收缩的阶段。《故事FM》现在的办公地位于北京南城一栋文化中心的楼里，勉强能装下8名工作人员，而几年前，最高峰时曾有22名员工。当时，《故事FM》拿到了一笔找上门来的投资，迅即扩大了团队规模，后来钱花完了，团队又重新缩减。

播客行业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三块：广告、付费节目和品牌定制。“我们现在主要靠广义上的广告，包括各种形式的品牌定制，付费节目不是主要收入来源。”谈及盈利问题，寇爱哲笑了，“没有盈利这一说，就是覆盖制作成本吧，这就是我的目标”。只是，那些“重型”的声音纪录片只能极为缓慢地推进制作。

“现在可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播客都不赚钱，播客的商业模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刘海龙分析道，“播客商业价值相对较低，对主播的要求又比较高，注定了它不太可能成为一种非常盈利的大众产品。”小宇宙相关负责人也曾坦率地形容，播客是成本最低的深度内容形式，但这是慢活、苦活，“很难快速盈利，是时间的朋友”。

“采访过剩”之后，播客还有哪些可能？

2024年，蔡佳勋又前往美国待了一年，一边参加纽约大学的一个播客学习项目，一边观察英文播客的新动向。她稍微离开了调查类播客领域，去尝试更为私人、向内探索的声音作品：声音散文、个人叙事，甚至两分钟的声音诗。

她最近追的一档播客节目Reaching Out，将调查对象转向了作者自己。制作人赛尔·奎维多与双胞胎兄弟自出生起便未见过生父，年近三十时，他们决定寻找父亲。此后数年，赛尔持续录下与兄弟、母亲、朋友的通话，以及寻找过程和大量看似无关紧要的日常声音。终于，他们发现这个缺席多年的人，离赛尔的住处竟然仅几分钟路程。故事也由找爸爸，转向了更深刻的自问：要联系他吗？如何理解他的缺席，以及这段空缺究竟如何塑造了他们的人生？

“你会一直跟着他们（寻找），能不能找到爸爸，找到之后又会怎样，有种跟着他们登上一趟旅程的感觉。”蔡佳勋说道，国内这种向内探寻自身的叙事还很少见，在国外却非常受欢迎。美国公共广播节目《美国生活》称，赛尔·奎维多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播客制作方式，“以一种雄心勃勃的方式记录生活”。

如今，蔡佳勋加入了一个非虚构平台，继续寻找做叙事播客的机会，带着录音机和耳机去外地、去村里采访。这些节目制作起来很慢，成本也很高，效率远低于坐在沙发里录一场长谈。

“中文播客其实还有很多空白领域有待探索。”寇爱哲说道，叙事、调查、虚构声音故事等非谈话形态，都还有很多发展空间。中文播客仍是一个年轻的媒介，人们不断试图给它下定义。但播客本质上只是一个容器，可以装下远比谈话更丰富多样的内容。

杨一始终认为，广播也好，播客也罢，都是属于年轻人的媒介。他近来研究媒介史发现，20世纪90年代，广播的重要听众并非司机，而是南方工厂里的年轻工人和大学生。今天，播客的受众换成了新一代城市青年，载体也从收音机变成了手机，但有些东西没有改变：“它一直都在抚慰年轻、孤独的灵魂。”

发于2026.11.2总第125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记者：倪伟（[email protected]）

编辑：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