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计划生育口号:孙玉良警示不负责任承诺损害政府公信力

2026-10-24 04:07:45未知 作者:徽声在线

文︱孙玉良

2026年1月29日,国际关系领域知名学者金灿荣教授在社交媒体平台公开发表观点,提出“没有人口支撑,国家发展将失去根基,建议成立中央人口促进委员会”。这一建议引发了广泛讨论,也促使我深入反思过去计划生育政策中那些不负责任的宣传口号,以及它们对政府公信力造成的潜在损害。我们曾因担忧人口过多而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限制生育;如今又因人口下降而考虑成立“人口促进委员会”,鼓励生育。这种政策方向的反复调整,不禁让人质疑:当初承诺的百年大计,为何如此轻易动摇?国家公信力,正是在这样的反复中逐渐被消耗。



回顾计划生育年代的宣传口号,它们与其他宣传话语有着显著区别。这些口号不仅是对生育行为的倡导,更是以公共权力的名义,对公民最私密的生活领域进行直接干预,并隐含着明确的交换条件。“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便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口号之一。上世纪80年代,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推行,这句话迅速传遍城乡各地。它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关键在于它不仅仅是一句政治动员口号,更是一个交易性承诺:公民放弃多子多福的传统家庭保障模式,将养老责任转交给国家,而国家则承诺承担起这份责任。无数家庭正是在这一承诺的引导下,做出了生育决策,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然而,这一承诺的兑现过程却充满了波折,甚至可以说是一份关于“不负责任”的清晰记录。从“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到“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再到“养老不能靠政府”,直至“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口号的演变轨迹清晰地反映了承诺的逐步降级。责任主体从国家悄然退回到家庭,承诺内容几乎被完全撤销。一个以公共权力为担保的长期承诺,在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次实质性的降级,且每一次降级都未经被承诺者的同意。这并非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单方面对契约的修改,无疑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了严重损害。



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是,当年宣传口号中那个“政府来养老”的“来”字,在实际兑付过程中几乎成为了一个零头。这并非意味着国家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是这些行动与群众的期望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当口号逐渐取代了实质性的承诺,当承诺可以被随意修订甚至遗忘,政府与公民之间那份最基本的信赖关系,还剩下多少能够支撑起法治的根基呢?从法治的视角来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策是否可以调整,而在于宣传部门在提出口号时是否负责任。任何国家的公共政策都会随着情势的变化而调整,法治并不要求政策永恒不变。但法治真正要求的是,当公共权力作出一个影响公民长远安排的承诺时,它必须预见到这个承诺的可兑现性;如果兑现不了,它必须承担说明和补偿的责任,而不是简单地用一句新口号来掩盖旧承诺。

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明确回应。它指出,公民基于对政府行为的信赖而安排自己的生活,这种信赖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行政机关不得任意撤废其已作出的行为;即便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必须改变,也应给予相应的补偿。而“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这一口号所引发的,正是数以亿计的家庭基于对国家的信赖而作出的不可逆的人生安排——他们选择少生孩子,将养老预期寄托在公共承诺之上。然而,当这个预期被后续口号反复打折乃至撤销时,受损害的远不止是养老金的数额,更是“信政府”这件事本身在公民心中的分量。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明确将“守法诚信”列为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并要求“深入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诚信建设制度化,首先应当约束的是公共权力自身。一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如果只要求公民和企业守信,而公共权力却可以随时以“形势变化”为由撤回自己作出的长期承诺,那么法治的根基就必然是倾斜的。因为,法治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公民对公共权力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正是建立在公共权力守信的基础之上的。

政府守信并非道德层面的加分项,而是法治社会的构成性义务。计划生育年代那些不负责任的口号,无论是像“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这样轻率开出又无法足额兑付的远期支票,还是像“该扎不扎,关人作押”“上吊给绳、喝药给瓶”这样将恐吓当作治理语言的极端标语,都共同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后果:公民从经验中习得的不是对规则的尊重,而是对权力话语的不信任。当人们发现口号可以随时被下一句口号推翻时,他们学会的就不会是守法,而是不再认真对待任何来自公权力的承诺。这种不信任一旦形成,将对社会秩序和法治建设造成深远的影响。

我所忧虑的政府公信力一点一点被消耗殆尽的现象,正是源于法治社会最需要的心理基础——公民相信公共权力会认真对待自己说过的话。标语可以刷掉,口号可以停止呼喊,但信赖一旦被系统性地透支,其重建的成本将远高于任何一次政策转向。因此,反思计划生育口号,不能仅仅停留在“洗脸工程”式的清理层面,也不能仅仅承认“方式方法简单”。它更需要我们面对一个更根本的追问:在一个致力于建设法治社会的国家里,公共权力向公民作出的承诺,凭什么可以不被当作承诺来对待?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回答,那些褪色的标语就仍然会留在墙面上,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消耗着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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