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英缅怀刘欢遭举报，媒体等通报立场助长不良风气

核心摘要：在文旅部门正式发布通报之前，众多媒体似乎都选择了谨慎观望的态度，记者们不遗余力地拨打相关部门的电话，试图获取一个明确的态度、等待官方的通报或立场，这种做法看似稳妥，实则缺乏担当。实际上，相关部门也在密切关注舆论动态，期待有媒体能发出正义之声，为它们提供有力的支持。面对那些别有用心的举报，如果舆论能够形成一股正义的力量，发出振聋发聩的评论，那么这些举报很容易就会被击退。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评论，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只有媒体对举报的配合炒作和热搜的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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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那英在演唱会上缅怀刘欢，即兴演唱了《弯弯的月亮》，这一举动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尽管成都文旅部门在通报中给出了妥善的回应，没有盲目跟随举报者的构罪逻辑，让人稍感欣慰，但这种以举报为手段设置议题，迫使整个社会陷入一种荒谬逻辑的狂欢，不断压缩社会弹性和包容空间的行为，仍然让人感到十分反感。成都文旅部门其实完全可以选择不回应，尊重法治原则，保持善意的沉默，但这类举报者对体制的运转逻辑了如指掌，他们形成了一套以程序正确为幌子，绑架公共资源、公共舆论和公共机构的行动策略，在公共舆论场上扣动程序的扳机，将公共机构拖入“必须通报、必须表态”的尴尬境地。

如果这种滥用举报手段来牵引舆论和机构的行为得不到有效治理，那么12345热线、监督热线、监管通道、服务渠道等本应提升社会治理反馈力的制度资源，将会被这种极端化的举报所消耗殆尽。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媒体和舆论缺乏明确的态度，只是盲目等待官方的态度，那么社会的包容度和弹性将会越来越低，刚性则会越来越强。

没有人会认为那英的缅怀行为有什么问题。刘欢的突然离世震惊了舆论界，那英工作室发文悼念刘欢，表达了对逝者的怀念和不舍。而在9月26日晚的演唱会上，那英临时加唱刘欢的《弯弯的月亮》以示致敬，这一举动于情于理于法都无可挑剔。然而，就是这样一件正常人都会热泪盈眶的事情，却意外地引发了“临时加唱是否提前报备”的争议。

我不禁要问，提出这样的问题，甚至将其上升到举报层面，是否带有某种情绪化的色彩？是否是对“提前报备”规定的一种高级黑式表达？无论如何，这种举报行为都是小丑、小人的下作之举。让这种举报成为热搜议题，也暴露出舆论场存在的大问题。即使存在“演唱会曲目需要提前报备”的规定，且之前也有未报备受罚的案例，但在友人纪念逝者这样的情感化场景下，唱几句熟悉的老歌致敬一位受到国民热爱的歌者，无论是从情理还是法理的角度看，都不应该被置于违法的框架中去审视。堂堂正正的纪念行为，在演唱会现场千百人的注视下，经得起人心的审视，哪一条法律会以千万人的良心和常识为敌呢？

举报者深知无法在演唱会现场与千百人的良心和常识抗衡，一句“你唱这首歌提前报备了吗”只会被舆论的唾沫星子淹没。但他们也明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拿捏舆论，并进一步拿捏相关部门。

我特别反感在这个事件中，那些以“有没有报备”为借口去追问成都文旅部门的记者和媒体。他们跑突发事件的本事没有，做舆论监督的能力也几乎为零，更别提什么独家新闻了。他们不去现场采访，不懂得如何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推进文明的进程。但一写到这类新闻，他们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不已。

有媒体报道称：“不少网友担心，临时加唱是否报批通过？是否面临罚款？”9月28日，记者致电那英演唱会主办方成都麦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却以“不方便说”为由拒绝回应。——现在有些媒体，特别喜欢把“某网友说”“有网友担心”当作议题的由头。但哪个网友说的？哪个网友在担心？你倒是列出来啊！以网友之名造谣传谣，借网友之名放大极端的声音，把一些扯淡的言论和极化的表达拿到舆论场来进行流量再生产。好一个“有网友担心”，担心啥啊？这分明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就是想把那英架到火上烤，把一个本来不是事情的事无限放大。这段导语，足以看出一家媒体的猥琐、一个记者的下作以及一种新闻观的下流。他们缺乏是非观，缺乏理性的判断和对真理、真相负责的专业担当。

还有一家媒体，记者的采访韧性可真“强”——他们致电成都市金牛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工作人员表示：“我们还在了解和调查核实当中，如果没有报批临时演唱，会依法依规办理。具体罚款不在区县层面。”另一工作人员则称，“那英报批在成都市文广旅局”。记者又致电成都市文广旅局多个渠道，却未获有效回复。

真是尽职尽责啊！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地打，逼着相关部门非要表态不可。媒体几乎在扮演举报的角色。当地老百姓遇到急难愁盼需要舆论监督时，却没看到这家媒体的记者有这种采访韧性。有几个人真正关心有没有报备？这种事跟公共利益、百姓诉求有多大关系？犯得着记者如此紧盯官方态度吗？某种意义上说，相关部门不是被举报者倒逼的，而是被这种舆情机制倒逼表态的。没有媒体记者不停的电话追问，哪个部门愿意趟这个浑水？愿意进入这种怎么说都为难的议题陷阱？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媒体和舆论缺乏是非判断，不是用“鲜明的评论”“明确的立场”去澄清谬误，而是以采访方式去追问相关部门的态度、跟随极化的议题向官方“讨态度”“逼表态”，那么官方在左右为难中只会给出一种保守的判断——或者某种“迎合舆论正确”的和稀泥判断，亦或是打破弹性默契的刚性态度。你看，很多问题上越来越刚性、弹性空间的失去都与这种“倒逼着问合法还是非法”的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极化的举报之下，舆论缺乏正义之声、媒体不敢表态、把球都踢给相关部门，那么相关部门又该如何判断呢？当舆论不愿意去守护那个弹性空间、媒体不愿意用立场去主张那个弹性空间时，等通报、转通报就成了常态，弹性也就最小化了。

实际上，在那英唱歌纪念刘欢这件事上，我并不认为文旅部门有回应和通报的必要。如果非要有点声音的话，主流媒体一篇评论就可以明辨是非、一锤定音。但在文旅部门通报之前，似乎没有媒体愿意担当评论的责任。记者们固执地打着相关部门的电话、逼态度、等通报、等立场，认为那是最安全的做法。其实，相关部门也在看舆论的风向、等一篇媒体的正义评论、期待有正义声音的撑腰。那种下作的举报行为，如果有正义凛然的舆论和一声吼的评论，很容易就会被喝退。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评论、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只有配合着举报的采访与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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