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华语佳作，我们翘首以盼整整八年！

鼻尖上的时代印记

《再见UFO》这部影片自2018年完成拍摄后，便成为了香港电影界的一个独特存在。2019年，它有幸成为香港亚洲电影节的开幕影片，然而，由于发行理念上的分歧，这部作品被搁置了近八年之久，直到今年3月才终于与观众见面，完成了它的院线之旅。

《再见UFO》（2019）：一部跨越时空的佳作

在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再见UFO》大放异彩，一举夺得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等五项大奖。这样一部在院线缺席多年的影片，能够引发如此大的反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所讲述的故事——从1985年的华富邨到2003年4月1日，这段跨越近二十年的时光，被巧妙地编织进了影片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当观众走进影院，他们不仅是在观看一部电影，更是在回顾自己过去的二十年。而Shine和蔡卓妍等千禧一代偶像的加盟，更是为这部影片增添了一抹浓厚的情怀色彩，让香港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禁心生感慨。

然而，将《再见UFO》仅仅视为一部怀旧电影，无疑是对它野心的低估。编剧江皓昕和钱小蕙的笔触，不仅仅停留在对过去美好香港的怀念上，他们更想深入探讨的是，在所谓的黄金年代里，香港人是如何逐渐失去了想象另一种生活的能力。

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人生道路似乎被定义得越来越狭窄。挣钱、买楼、结婚，这些成为了衡量一个成年人是否合格的全部标准。而仰望星空，则逐渐被等同于不成熟的表现。影片中的UFO，正是那份还未被功利社会完全磨平的想象的象征。

江皓昕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从香港飞碟学会的创会成员、影评人纪陶口中，听到了许多八十年代UFO爱好者的故事。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们，完全靠一个理想的画面支撑着自己的人生，这种执著与香港社会“低头盯着眼前路”的主流精神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深深打动了江皓昕。

影片精心设计了三个人物，他们分别代表了香港现代化进程中的三种不同命运走向。

陈子健，一个从贫困和丧父经历中走出的男子，将安全感全部寄托在了金钱上。他炒股、投机，在九十年代的财富狂热中一度接近成功，但最终却在金融风暴中一败涂地。

林可儿，则成长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庭环境中。她按照香港中产价值体系中最标准的路线前行：好学生、会计师、合适的婚姻对象。她的每一步都看似正确，但实际上却从未真正主动选择过什么。

何家谦，是三人中最不合时宜的一个。由于身体疾病的原因，他从小被认定活不太久。然而，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始终保留着一种孩子式的信念。他是三人中唯一一个长大后还死心塌地相信UFO的人。

这三个人物放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异常清晰的寓言图景。子健代表了金钱驱动的上升欲望，可儿代表了制度化的安稳路径，而家谦则把全部赌注押在了一种无法证实的信念上。最终，金融风暴击碎了子健的梦想，可儿在婚礼当天逃离了她从未选择过的生活，而家谦却成为了保存童年想象的人。

这种对应关系的优点在于，它让影片在叙事上极其有效。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三条人物线交叉推进，却始终清晰可读。

编剧们采用了《请回答1988》式的方法，将香港历史划分为几个转折分明的年代，并将集体回忆元素巧妙地嵌入人物生活之中。《皇后大道东》的旋律响起时，全民炒股的热潮涌动；回归之夜，倾盆大雨打在角色身上，仿佛预示着时代的变迁；而2003年4月1日张国荣的离世，则成为了整个故事的终点……每一个历史节点，都被精确地分配了情绪功能。

然而，这种精确也构成了影片最大的局限。观众很少需要自己去建立历史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因为电影已经替他们画好了每一条连线。1985年代表纯真，九十年代代表欲望和膨胀，1997年代表转折，金融危机代表幻灭，2003年代表死亡和告别。每个角色几乎只承担一个意义，每个时代节点几乎只承担一种情绪。甚至UFO这个本来应该具有不可解释性的意象，在片中也被非常明确地收拢为幻想和希望的隐喻。

影片在形式上保留了一个谜，但在意义上却几乎没有谜。这种处理方式的后果是，香港二十年的历史变成了一条过于容易阅读的情感曲线。观众可以被打动，但不太需要深入思考。

影片对香港历史的态度中，最复杂的部分藏在一个并未充分展开的矛盾里。它不断用音乐、旧屋邨、流行文化制造八十和九十年代的魅力，却同时告诉我们，正是在那个黄金年代，香港形成了把成功等同于财富、职业和上升的价值体系。

编剧事后也明确表示，不希望年轻人只是认定过去最好，而是希望他们相信当下就是黄金年代。然而，循着这个逻辑往下走，影片本该指向一个更尖锐的判断：所谓黄金时代本身已经孕育了后来精神失落的原因。

务实主义、炒卖文化和“三师”人生对人的规训，并非黄金时代之后才出现的堕落，而是黄金时代的产物。然而，影片对这个矛盾的处理却停留在暗示层面，没有让它成为叙事结构中起作用的力量。三个人物仍然沿着从纯真到失落再到回归初心的弧线运行，历史的复杂性被情感的完整性所覆盖。

在近年香港电影的脉络里，《再见UFO》属于一条相当清晰的怀旧创作路线。这条路线没有形成严格的类型，但方法上却高度稳定。宏大的香港历史越来越少通过政治事件直接进入电影，而是缩进了普通人的生活器物和地方空间之中。

例子不胜枚举，譬如《灯火阑珊》用消失的霓虹招牌写一座城市的消失感，《红豆》将九龙城的糖水铺和家庭代际冲突放在旧社区拆迁的背景下，《窄路微尘》把疫情时代压缩进清洁工和劏房的狭小生活之中。它最好的部分来自对普通劳动者和逼仄空间的耐心观察。还有《流水落花》，用十三年的寄养家庭书写时间在人与家庭中的流动。

《流水落花》(2022)：时间在人与家庭中的悄然流逝

《七人乐队》则更直接，它将几十年的香港史拆成了私人记忆的碎片。《再见UFO》和这些电影的基本操作一致，都试图通过微观来保存宏观，避免宏大历史电影的抽象感，让城市变成可以触摸的东西。

然而，这种方法走到一定阶段，也会遇到它自身制造的困境。当霓虹灯、屋邨、糖水铺、旧巴士、粤语老歌、移民告别等元素不断在不同的电影中承担同一种功能时，香港就会从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主体慢慢变成一套可以条件反射般辨认的情怀符号。

《再见UFO》比大部分纯粹的怀旧电影高明之处在于，它至少意识到旧时代本身也制造了今天的问题。可儿的表舅父在片中鼓励外甥女不用理别人如何看，要为自己而活。这个由白只饰演的角色代表的那种不事生产的理想主义者，在香港社会中确实罕见。

编剧们从飞碟学会爱好者群体那里汲取了这种气质，并将其注入故事之中。然而，影片最终仍然把复杂的历史整理成了一条漂亮的情感起落线。三个人物的生命轨迹太工整地对应了三种价值取向，二十年历史太工整地服务于一个从失去到找回的叙事弧线。

电影开头用黑底白字打出“也许没人相信，自己身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是最黄金的时代”，这句话本可以成为一个悖论的起点，但它在后续的叙事中，却只是被用作感伤的注脚而已。电影放弃了持续的追问和深入的思考。

据徽声在线了解，近年这批以普通人生活承载香港时代经验的电影，集体面对的考验也许不在于能不能让观众感动——它们几乎都能做到这一点。更难的是，能不能让普通人的生活重新显露出历史内部那些无法被怀旧化、无法被一句“保持梦想”所安抚的矛盾？

我们明明可以问：子健为什么会把全部安全感押注在金钱上？可儿为什么会走上一条从未主动选择过的路？家谦的信念在多大程度上出于自由、又在多大程度上出于逃避？

这些问题在影片中仅仅出现了微弱的轮廓，都没有让人真的往反方向去想想。

而一部关于香港二十年历史的电影，恰恰需要在这些时候穿透事情的表面，去探寻那些隐藏在背后的真相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