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许可》：进步主义电影的尴尬与迷失

文 | 白马井镇新视角

近年来，国内女性主义与进步主义题材的电影屡见不鲜，但不少作品却如同生硬的PPT展示，难以引起广泛共鸣，甚至在进步主义群体内部也饱受争议。尽管如此，这些影片在观影体验上仍不乏可观之处，偶尔也能带给观众一些思考。

以《好东西》为例，该片凭借上海等地方文化资本的加持，以及主创团队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使得影片在质感上颇为出色。而《酱园弄》虽然结局略显仓促，但导演数十年的积累仍赋予了影片一定的匠心独运。然而，近期上映的豆瓣高分女性主义电影《我，许可》，却似乎与这些基本能力背道而驰，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倍感尴尬与走神。

浏览网络上的宣传通稿，不难发现《我，许可》在剧情模式和元素上与《好东西》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同样试图通过进步主义来解决人生困境，不依赖男性角色来拯救自己或下一代。主人公在进步主义的旗帜下不断“打怪升级”，而主创团队显然还有着比《好东西》更为宏大的野心。

《我，许可》被宣传为“大胆、有劲”，相比之下，《好东西》虽然戳中了相关受众的爽点，却与“大胆”二字相去甚远。其内核悬浮于一种脱离现实的、精妙且安全的权力结构之中。邵艺辉之所以未解释主人公悠哉生活的荒诞性及其物质基础的来源，是因为她的创作既要服务于一线城市中的性别主义、进步主义受众，也要兼顾上海一个世纪以来的城市形象。

与《好东西》相比，《我，许可》的导演社会阅历更为丰富，对社会现实的触及也更为广泛。然而，影片却将劳工权益、性骚扰、医疗性歧视、学生教育中的性话题等多个领域一锅烩，看似现实，实则因服务于背书念经、避重就轻的进步主义而背离了现实，显得荒谬不已。（以下内容含剧透，可选择跳过）

剧情围绕一名名叫“许可”的小学语文老师展开，她反复强调自己“母单”，却意外发现子宫长了息肉，需要手术。然而，术前家属亲人的知情同意书却让她犯了难。在与母亲的不断交锋中，她无奈而挣扎地奔波于各大医院，寻找合适的医生和实惠的手术条件。与此同时，母亲也因各种原因不断离职、找工作。

班上的学生因“服美役”自行吞食避孕药被送入急诊室，作为教育者和女儿的许可，最终同时完成了这两项任务：在开学前做好了手术，帮助了女学生，母亲也参加了劳工戏剧项目，与女儿达成和解，找回了在传统婚姻中困厄的自我。

看似“现实”和“大胆”的剧情，实则全部根据性别/进步主义这一卖点变成了吸睛的装饰和推进剧情的点缀。要素过多导致剧情漏洞百出，令人啼笑皆非。

首先，文淇饰演的女儿角色充满矛盾。影片既要展现并解决代际矛盾，需要母女间不断争吵，又要展现主角如何用性别/进步主义引领下一代，因此需要安排与孩子相关的剧情。然而，影片一开始的核心矛盾便是“主角的阴道瓣完整”，意味着她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因此被设定为老师。但设定为初高中老师又会使剧情冲突复杂化，因此只能安排她当小学老师。

那么，一个根本控制不住脾气的人，如何在师生家长关系敏感的今天，成为一个需要情绪异常稳定的合格小学老师？况且，教师在学校给小孩子灌输性别主义，无疑会让本就紧张的家校关系更加雪上加霜。

进一步而言，如果医疗系统真的如影片中所描述的那样，一直刁难女性，系统性的抱有考虑患者贞洁与否的观念，和持有免责消灾的官僚主义，那么女主人公面对一个简单的小手术束手无策，这究竟是一个更为普遍的权责不对等的医疗系统问题，还是所谓“男权”的问题？

如果说母亲因为“出走”而不断颠沛流离、换工作换环境，这是所谓父权制的婚姻存在结构性的不平等，那么母亲面临的性骚扰、被拖欠工资，究竟是父权制的延续，还是劳动市场中劳工权益不被尊重的问题？

影片的“重头戏”是在学校里讲生殖器官构造，询问学生“初潮”、“遗精”等话题，这显然是坐在办公室才能意淫出来的高潮段落，完全忽视了当下无孔不入的互联网早已帮大部分学生完成了不少性教育的工作。哪怕是现在的小学生，私下的谈论也比这开放得多。并且，他们的家长在哪里？在现实中真正负责性启蒙教育的学校科学或生物老师又在哪里？

这些上不了台面的情节只是为了衬托女主而故意设计的矫情段落，以示其是个优秀的进步主义战士。但是，这么一个优秀的老师、女性，面对妈妈又是何种态度呢？她又是怎样去想象、去“解放”老一代的母亲的？

结果，她既不能帮妈妈要到被拖欠的工资，又不能在一开始就接受一个其实没什么性格问题的母亲。解决方案居然是在片末令人非常无语地带妈妈去尝试体验成人小玩具。成功之后，妈妈还发起了成人小玩具的传单，就为了蹭上那句进步主义的惯用经文，“直面并掌控自己的身体”。

在天津的大太阳底下奔波的妈妈，她的身体是否对应着高温补贴、五险一金与休息场所？被解放前的身体又在哪里？从头刻意贯穿到尾的小玩具，固然对应鼓励上一代从传统而保守的婚姻中解放出来的理念，但是主创是否想过，传统的婚姻观念不一定对应保守的性观念，也未必对应充分的身体羞耻？

实际上，这只是进步主义构建自身合理性的一个需要，将女性抽离出来，剥去所有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按照时间远近和年龄大小论进步。

东北中年秦海璐化身为江浙人富家独生女，娇滴滴得只会求女儿安慰。面目狰狞、演技断崖下滑的文淇，反而理智得更像是母亲，她富有主见，遇事当机立断，敢闯色胆包天的富二代死宅的家中与其对峙，也敢在办公室场合直面自身的息肉、结节问题。

这不是所谓母女关系，恐怕是近年来愈发想要成为进步主义旗手的主演与主创的算计。根据咖位高低、年龄大小论主次，按照发展潜力和粉丝群体数量大小分配深刻。年轻的文淇必须要启蒙下一代、指引上一代，永远正确，永远奔忙。而已经有过气征兆的秦海璐，就只能扮演个需要被女儿帮助、治愈，日常只会看霸总文的失意母亲。反正不管怎样，总归都是girls help girls。

徽声在线曾强调，不需要文艺创作者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既然你站在道德制高点教化世人，那你就首先要有正确发现和描述问题的能力。现在我们再退一步，都不需要你能正确发现和描述问题，也理解你为了宣传和票房去炒作和消费一些问题，但总要适可而止。这么多单独展开都能拍一部严肃题材电影的问题，都被拿来当成这种下三路式进步主义的外壳包装，这与《我，许可》标榜的“大胆”、“有劲”毫无关系，倒是和“好笑”完全挂钩。

片中所有人都像是喝了假酒，不停地发生没必要的争吵，这确实颇为好笑。不是说剧情好笑，而是创作者毫无能力处理冲突，毫无深刻揭露矛盾的意愿，还要拉上“主义”的大旗很“可笑”。就像片中荒诞得令人发指的工资剧情，为了不让妈妈要工资这种太露骨而真实的问题出现，豪宅东家居然预付一个月工资，且在地主家的傻儿子性骚扰女佣被发现之后，竟然屈尊跪下来求和解和原谅。

这种现实议题全部因装饰需要变成了无关痛痒的和解和原谅。观众当然没必要指望这能像主演的另一部作品《嘉年华》那样对现实的直击强而有力，但搞成这样，实在跟“大胆”一毛钱关系没有，只会让人觉得够好笑的。

不光剧情上，就如开头所说，本片甚至在视听语言上也毫无“大胆”之处。通篇固定机位，充满两位女主角不明所以的自我凝视，长时间的脱衣沐浴镜头。辅以邵艺辉般的舒缓音乐，加创痛呈现，和精致的不能再精致的家庭置景，以及不知道是哪个实习生设计的综艺花字。

毫无波澜的剧情，和四平八稳的视听语言，一开始就能猜到结尾的母女和解的故事，这和大胆又有什么关系？有成人小玩具就算大胆，还是要动妇科手术，给学生做性教育是大胆？我们只能看到导演先有了个进步主义的空壳，再将角色按部就班的放入。角色和角色之间，充分按照空间场景的关系，只能有两两对应的关系，不能脱轨，不能越界。这别说大胆了，连匠气也谈不上，只让人感觉到庸俗。

如果《我，许可》真的要想大胆，那么，男妇科医生角色首先就不该找一脸性冷淡、窝囊废且帅气的白客演。他在剧情中负责宽容、挨骂和证明有“男性女权主义者”存在，以证明电影本身没有偏废，没搞对立。

但想一想，结合男妇科医生的处境来看，他面对的质疑、嘲讽，乃至传统观念的压迫，可能要比片中任何一个女性角色都要严重。同时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这位男妇科医生，是一个大腹便便、脑壳光滑的中年秃顶形象，那么此类电影的受众们，还能接受这种形象的大夫给主角做手术么？但这一切，都因为白客这几年“最有人夫感”的形象定位而轻飘飘化解了。

如果《我，许可》真的想要玩现实主义，那么那位五年级就有“身材焦虑”的女学生，为什么会有身材焦虑，什么渠道、平台令她有身材焦虑？她会不会面临闲言碎语乃至校园霸凌，她的父母因为什么原因从头到尾都缺席，他们父母的身体又在被谁、在什么地方被奴役？

如果《我，许可》想要揭示职场困境，这个连邵艺辉都敢直面的话题，就不应该设计一个在上完班之后，依旧能四处奔走、摆平麻烦的教师角色。女教师的婚恋、生育困境，如影随形的家长投诉、教学压力又在哪里？以及，同样是身为教师的笔者，始终不能理解一个情节，为什么她，居然可以让教室空堂，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她不用被通报扣钱？

这些都是现在的进步主义受众们不想看到的话题，它空有着主义的噱头，却丝毫没有主义的坚定，更不用说现实的褶皱和艰涩。国内这几年的进步主义电影总是想要精致而利己，光鲜而靓丽，这是这类田园进步主义一直未能产生广泛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失去某些平台的集美救场买票，它也就只能喊喊口号，在虚空中审审敌人。

比起来，之前的《好东西》在有地方文化资本加持下至少能掀起风浪。上海的富人们从容不迫，饭桌上都是上野千鹤子这些谈资，而“小半年只能赚两万”的天津小学老师，一个简单的小手术都得考虑再三，四处求援。

在没有强有力的城市当亲妈，雄厚的资本当亲爸的情况下，这类进步主义只会显得空虚而琐碎，看起来嫌贫爱富，连合格的表达都做不到。它一旦想要真切地探讨一些“劳工”、“性教育”、“医疗”等话题，延伸到与女性主义紧密相关的社会问题上，就会完完全全的陷入不知所云的八股文中，乃至让人产生不了一点兴趣。

总得来说，这类进步主义电影是一定会被玩坏的。没有《我，许可》，也会有别人来完成这个任务。这类作品的受众喜欢背一些一张纸就能写满的金句，一些人尽皆知的人名，一旦这些东西被大量重复，相关电影也只会显得如无根之木一般无聊。最后我们就总是会看到，对电影的评论本身，对题材的孱弱、观察的浅薄的质疑，被转换成是否支持“女导上桌吃饭”的站位，变成了“你可以不支持电影，但是要支持女导演”。

我们过往总是说，没有抽空而提纯的性别，也没有独立于任何情景的性别问题。现实中跟你虚假团结、网络共情、吹彩虹屁的人，未必就是你的同胞和朋友。

终究，在这股风潮过后，相当一部分人会幡然醒悟，最根本的社会问题，在于广阔的田野、办公室、街头，在于劳苦大众，他们未必有靓丽的身份，也未必会看过上野千鹤子，但他们才是承担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的人。

认识到这一点，任何有关“进步”的电影才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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