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183次水刑、裸体拘押，“9·11”主犯审判仍遥遥无期

“年复一年，听证会似乎陷入了一个无尽的循环，始终没有迎来最终的裁决。”丽莎·哈贾尔在谈及自己多次前往关塔那摩旁听“9·11”案件听证会的感受时如此感慨。

哈贾尔，作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知名教授，长期深耕于法律、冲突研究以及美国“反恐战争”中的拘押制度领域。她已累计16次亲临关塔那摩湾，参与这场旷日持久的听证会。

“回溯到2010年前后，‘9·11’听证会曾吸引了众多目光，每次都有四五十位记者到场。”哈贾尔回忆道，“然而，随着听证会逐渐聚焦于技术性的法律争议，记者的身影也愈发稀少。到了2018年，现场往往只剩下三四名记者坚守。”

时光回溯至2001年9月11日，19名“基地”组织成员劫持了4架民航客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其中两架客机猛烈撞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一架冲向五角大楼，另一架则在乘客英勇反抗后坠毁于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这场袭击共夺走了2977条无辜生命。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25年光阴已逝，这场深刻改变了美国乃至全球政治格局的恐怖袭击案，却依然停滞在预审阶段，未能迎来最终的审判。

据徽声在线报道，当地时间2026年8月26日，美国空军中校、关塔那摩军事委员会法官迈克尔·施拉马宣布，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及其另外3名被告的审判计划于2028年6月5日正式拉开帷幕。

2001年9月11日，客机猛烈撞击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瞬间 图/IC

“黑狱”中的非人折磨

“在我看来，案件拖延至今的核心原因在于酷刑与保密的交织，这两者相互影响，密不可分。”哈贾尔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

2003年3月1日，被美国政府指认为“9·11”事件主谋的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在巴基斯坦落入法网。然而，他并未被直接押回美国接受公正审判，而是被中央情报局（CIA）控制，在多个被称为“黑狱”的海外秘密拘押点辗转度过了数年黑暗时光。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启动了由CIA主导的秘密拘押和审讯项目，在阿富汗以及波兰、罗马尼亚等国设立了秘密拘押设施，用于审讯那些被认为掌握关键情报的“高价值被拘留者”。

2006年9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公开讲话中首次正式承认了CIA海外“黑狱”的存在，并宣布将包括穆罕默德在内的14名“高价值被拘留者”转移至关塔那摩。

2007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这14名从“黑狱”转移出来的囚犯进行了秘密访谈，并撰写了一份报告，详细记录了他们在拘押期间所遭受的种种非人待遇。穆罕默德便是其中之一，他经历了长时间剥夺睡眠、殴打、撞墙、裸体拘押等残酷折磨。更令人发指的是，他曾被连续数日甚至更长时间强迫保持站立姿势，并遭受了高达183次的水刑。

“‘9·11’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案件仍未得到解决的核心原因在于CIA曾实施了残酷且明显违法的酷刑。由此获得的供词无法在任何法庭，无论是军事法庭还是普通法庭，被用作指控被告的证据。”约翰·基里亚库在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网站的评论文章中深刻指出。

基里亚库曾是CIA的分析师和行动官员，也是最早公开证实CIA实施“水刑”计划，并明确将其称为“酷刑”的前CIA官员之一。为此，美国政府曾以泄露机密信息等罪名对他提起诉讼。

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2003年资料照片） 图/视觉中国

在“黑狱”拘押期间，穆罕默德曾向CIA作出了大量关于袭击策划过程的描述。然而，辩方坚决主张，这些供述是在酷刑的胁迫下获得的，不能作为合法证据使用。“因此，美国政府在2007年前后选择让联邦调查局（FBI）介入，”哈贾尔解释道，“FBI和CIA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机构，他们组建了FBI团队，试图获取在没有酷刑情况下的所谓清白证据。”

2007年3月，穆罕默德在听证会上公开承认策划了“9·11”事件，声称自己与侄子在1994年于菲律宾便构思了飞机撞击美国地标的恐怖计划，并随后告知了“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

然而，案件并未因穆罕默德的供认而画上句号。因为辩方不仅追问某次讯问是否使用了酷刑，还深入探究此前的酷刑是否会影响之后获得的供述的真实性。

“最好的证据无疑是认罪，这是不争的事实。”哈贾尔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但他们遭受过酷刑也是不争的事实，酷刑的阴影不会因为他们被转移到其他拘押地点或换了一批讯问人员就自动消散。”

2026年8月28日，施拉马法官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作出了裁决。他认为，检方未能达到“优势证据”标准，无法证明穆罕默德2007年向FBI作出的关键陈述是自愿的。同时，CIA此前对穆罕默德实施的“严重胁迫和心理控制”酷刑与之后的讯问存在“无法中断的延续”。此外，FBI人员也未明确告知穆罕默德有权保持沉默以及可以寻求律师帮助。

这一裁决意味着，穆罕默德此前的供述将无法作为之后的庭审证据。

2026年9月10日，美国纽约世贸遗址附近亮起两道“光芒致敬”灯柱，深情纪念“9·11”事件25周年 图/视觉中国

特别军事法庭的独特运作

关塔那摩湾坐落于古巴东南部，其历史可追溯至1903年。当时，美国与古巴签署协议，租用关塔那摩湾部分土地和水域作为海军基地。1934年的新条约再次确认了这一安排，且租约未设定固定终止日期，除非双方同意修改或废止。

2001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9·11”恐怖袭击后签署了《关于在反恐战争中拘留、对待和审判某些非美国公民的军事命令》，授权设立军事委员会，对被捕的外国恐怖嫌疑人进行审判。

2002年，美国政府在关塔那摩设立了拘押设施，最多时曾关押着约800名囚犯。到了2025年1月，随着美国将11名也门籍被拘押者转移至阿曼，关塔那摩监狱仅剩下15人，其中就包括“9·11”案件的五名被告。

哈贾尔多次前往关塔那摩，对这里的印象颇为复杂：“这里既有着美国小镇的宁静与便利，又时刻提醒着你它是一座监狱。”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里有麦当劳、游泳池和电影院，但所有记者都没有行动自由，必须接受严格的安全审查，路线由军方安排，出行需乘坐军方车辆，并由军方人员陪同。”

“我们不得不像孩子一样乘坐校车，集体出行。”哈贾尔无奈地说。这种“特殊的古怪”氛围同样渗透到了军事委员会的审判制度之中。

关塔那摩军事委员会诞生于“反恐战争”的特殊背景之下，它既非常规意义上的军事法庭，也与普通的联邦刑事法院大相径庭。本质上，它是一套特别的军事司法机制，专门针对被指控犯有战争罪、恐怖主义等罪行的特定被告。

“军事委员会是一个人为创设出来的法律体系。”哈贾尔分析道，“军事委员会原本是用来审判军人的，但这些人是平民。即便他们被指控为恐怖分子，他们也不是士兵。”

2006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在“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德案”中裁定，小布什政府此前设立的军事委员会缺乏国会授权，也不符合《统一军事司法法典》以及《日内瓦公约》第三条的要求。

此后，美国国会通过了《2006年军事委员会法》，为军事委员会提供了法定依据，并对其审判权限、程序和证据规则作出了明确规定。2009年，国会又通过了新的军事委员会法，对相关证据规则进行了修改，加强了被告的部分程序性权利。

然而，尽管军事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得到了确认，但关塔那摩的审判并未因此变得透明。在普通刑事法庭，旁听者可以即时听到庭审内容；但在关塔那摩，受害者家属、记者等旁听人员只能隔着厚重的玻璃，通过延迟处理的音频系统听取庭审内容。一旦出现涉及机密的内容，安全人员会随时切断声音。

此外，特殊的保密制度也对被告的辩护形成了限制。按照刑事诉讼中的基本原则，被告有权知道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并据此提出疑问。但在关塔那摩，一些证据可能涉及美国政府不愿公开的情报来源、秘密拘押甚至酷刑历史，政府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相关材料进行保密处理。

这使得案件只能一次次陷入漫长的等待之中。

“认罪协议”的波折与希望

2024年夏天，案件似乎迎来了转机。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谈判，美国检方与穆罕默德、瓦利德·本·阿塔什和穆斯塔法·艾哈迈德·豪萨维三名被告达成了认罪协议。三人同意承认相关指控，作为交换，检方同意不再寻求死刑，而是寻求终身监禁。

然而，另一名被告阿马尔·巴卢奇则拒绝加入协议。其律师阿卡·普拉丹曾表示，巴卢奇希望任何协议都能包括针对其长期遭受酷刑所造成伤害的医疗救治。至于第五名被告拉姆齐·本·希布，则因长期遭受拘押和酷刑后出现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被认定不具备接受审判的能力。

对于已经等待了20多年的受害者家属而言，这意味着案件终于可能迎来一个结果。“我的第一反应是兴奋，因为终于看到了结束的曙光……这终于要结束了。”伊丽莎白·米勒在接受采访时激动地说。

伊丽莎白的父亲是一名纽约消防员，在“9·11”袭击中不幸遇难，当时她只有6岁。她曾多次前往关塔那摩旁听案件审判。在她看来，认罪协议不仅意味着案件可能走向终结，也意味着受害者家属长期以来的一些疑问终于有望得到回答。

然而，协议达成仅两天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便宣布撤回协议，并收回此前授予关塔那摩军事委员会监督员苏珊·埃斯卡利尔的召集权。奥斯汀在备忘录中写道：“鉴于该决定的重要性……做出这样的决定应由我负责。”

尽管军事法官认定这些认罪协议有效，并认为奥斯汀无权撤销已经达成的协议，但2025年7月，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以2比1的意见裁定，奥斯汀拥有撤回协议的法律权限。案件由此重新回到了死刑指控的轨道。

“我真的感觉麻木了，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的？”听到认罪协议终止的消息后，伊丽莎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受害者家属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哈贾尔在关塔那摩接触过不少受害者家属，据她观察，一部分家属像伊丽莎白一样支持认罪协议，希望案件能尽快得到解决；同时，也有另一部分家属无比希望判处被告死刑，在他们看来，接受认罪协议意味着放弃在法庭上伸张正义的机会。“他们愤怒、沮丧，想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要拖这么久。”

“如果我们希望确保这场闹剧最终结束，那么唯一能做的就是达成一项认罪协议。这才是现实的做法。”哈贾尔分析道，“但显然美国政府并没有选择这种更为务实的方式，因为他们有一套意识形态，必须表现得强硬，必须打击、碾碎恐怖分子。”据她判断，在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下，这样的妥协并不容易实现。“特朗普政府不会接受认罪协议。”

审判之路，依旧遥遥无期

2026年8月26日，施拉马法官宣布，“9·11”案件的审判拟于2028年6月5日开始。施拉马已是迄今为止审理这起案件的第五位法官。

他拒绝了检方提出的2027年1月开庭的请求，认为案件还需要大约18个月的时间来解决大量审前问题，包括涉密材料、证据可采性以及其他程序争议。此外，施拉马也裁定，穆罕默德2007年向FBI作出的关键供述不得作为证据。

9月初，检方决定不对这一裁决提出上诉，以避免进一步拖延2028年的审判安排。然而，即便如此，一系列问题仍然悬而未决：2028年6月5日真的能够如期开庭吗？如果开庭，没有了穆罕默德的关键供述，检方能否完成举证？即使审判最终结束，判决又将经历怎样的复审和上诉程序？这一过程还需要多久？

答案似乎依旧遥遥无期。关塔那摩监狱有一辆拖车，是受害者家属在庭审间隙休息的地方。拖车墙上挂着一块牌匾，上面刻着几位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去世的受害者家属的名字。25年过去，许多等待真相和审判结果的人已经永远失去了机会，而身为主谋的穆罕默德也已经60多岁。“我觉得，他们更像是在拖延时间。这可能就是最有可能的结局：他们永远无法真正开庭审判，只能等到这些嫌犯老死，直到所有人自然死亡。”哈贾尔无奈地说。

“美国政府永远不可能设计出一个在任何懂法律的人看来都合法合规的案件，他们只能继续拖延下去。但另一方面，他们绝不可能放弃处决这些人的目标。”哈贾尔坚定地说，“这就是真正的悖论。”

作者：殷晨浠

编辑：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