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器》：直面法治进程中的“不完美”，于曲折中见证法律人为正义的执着跋涉

电视剧《重器》精彩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本文为徽声在线原创稿件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初看《重器》，或许会误以为这是一部普通的探案剧

深入观看后，才恍然大悟

它为何以“重器”为名

这并非一部单纯聚焦办案的探案剧

而是一部以

中国法治建设发展为主题的年代巨制

《重器》并非一味单向讴歌，也非简单批判

它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件以及案件中的人物

真实而诚恳地讲述了一段历史

让观众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法治风貌

一个法治观念尚待启蒙的年代

电视剧《重器》精彩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重器》将时间线设定在1979年至1997年的18年间。1979年，在中国法治发展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这一年的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7部重要法律，被历史铭记为“一日颁七法”，其中就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这两部法律的颁布，无疑开启了中国刑事司法的新篇章。

然而，对于当时的普通民众而言，这并非是引人瞩目的焦点。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系统的法治意识尚未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人们更多地关注于生活的温饱与安稳。

《重器》并未回避这一真实状况，它将镜头对准了那个法治观念亟需培育的特殊年代。剧中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法院开庭审理案件时，双方当事人却在激烈争夺写有“原告”的桌牌，因为他们都不愿成为被告。在他们朴素的观念里，被告就意味着不占理，即便上了法庭，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身份。而旁听庭审的民众，更是各行其是，织毛衣的、吃红薯的、抽烟袋的，仿佛法庭只是一个热闹的场所，而非严肃的司法审判之地。

法治意识的淡薄还体现在诸多场景中：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被告人不仅享有自我辩护权，还有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但当律师李乡为强奸致死案犯罪嫌疑人乔至良进行辩护，提出“乔至良是通奸而非强奸，应当无罪”的辩护意见时，围观群众却义愤填膺，甚至有人冲上前去揍他。公安机关更是以李乡涉嫌“包庇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将其逮捕。而当无法忍受严重家暴而杀夫的邱阿桂受审时，方淑梅法官本想作出死缓判决，人民陪审员却坚决反对，称“在南余，打媳妇的男人多的是，我和我儿媳妇都是挨打挨过来的”。

在今天看来，这些做法或许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它们却真实地存在于那个时代。尽管当时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实施，但法律条文的落地，并不意味着法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许多民众的认知仍然停留在人情世故、道德好坏的朴素判断上，他们分不清原告与被告的程序意义，将诉讼身份等同于道德评判；不了解庭审的严肃性，将法庭视为看热闹的戏台。程序正义、证据链闭合等这些在今天司法实践中广为运用的重要概念，在那个时代还是十分陌生的词汇。

社会观念远远滞后于立法进程，这是时代留给那代法律人的现实难题。《重器》刚一开篇，便通过几个典型案子将这一现实困境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同时也开启了主人公们的故事——在这样一个法治尚未成为普遍遵循的时代，他们该如何守护公平正义？

一群怀揣法治梦想的年轻人

电视剧《重器》精彩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重器》的故事围绕着5个年轻人展开。这5个刚刚走出法学院校门的年轻人，被时代的浪潮推到了前沿。他们怀揣着刚颁布的刑法、刑诉法，带着书里学到的法律知识，一头扎进了烟火缭绕、观念陈旧的现实社会。

这五个性格迥异但法治信仰坚定的年轻人，并非完美无缺。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成长经历，需要在现实的历练中一步步成长、成熟。

在同学眼中，陈一众出身法律世家，父亲曾是审判长。父母不仅疼爱他，更懂他、相信他。他本应是积极、乐观、耀眼的年轻人，但一段不堪的童年经历却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由于历史原因，父亲曾被下放改造，陈一众亲眼目睹一群人围住父亲、母亲进行打骂侮辱，这段经历直接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选择。

从法学院毕业后，陈一众进入检察院工作。他刚有资格独立办案时，就接到了一起涉嫌流氓罪的案件。经营餐馆的梁月敏因对面餐馆抢走了生意，当街殴打对面餐馆老板娘田淑珍，并唆使丈夫王有喜扒光了田淑珍的衣服。田淑珍不堪其辱，精神失常，后来还自寻短见。梁月敏的悍妇行为让陈一众想起了当年殴打辱骂母亲的那些人，他对梁月敏的行为深感厌恶。他没有采纳师父“尽可能说服被告人赔偿，以获得轻刑”的建议，而是决定对梁月敏及丈夫王有喜提出法定刑以上的量刑建议。

最终，梁月敏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王有喜被判死刑。面对这样的判决结果，陈一众懵了。他建议严判，却从未想过被告人会被判处如此严厉的刑罚。他陷入了巨大的苦闷和自责当中。在他内心深处，这两人虽然可恨，但罪不至死。虽然后来梁月敏的丈夫王有喜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留了条命，但这件事还是深深影响了陈一众的职业选择。他认为自己并不具备检察官应有的克制与理性，决定辞职回母校跟随恩师周一仆攻读研究生。

余高远出身农村，父母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要求他出人头地、留在北京的大单位工作。为了供他读书，他的弟弟妹妹甚至牺牲了自己的求学机会。余高远背负着巨大的压力，透着屏幕，观众都能感受到他的自卑与敏感。但当笔者以为，他会困在自身经历而走上歧途时，他却坚守住了对法治的信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官。

和陈一众、余高远一样，另外3名主人公夏英杰、张丽慧、陆则铭也都有着丰富的人生故事。夏英杰和陈一众一起长大，她性格简单、直接，又有些理想主义；张丽慧是孤儿，她沉默执拗却内心坚韧；陆则铭头脑灵活，又重情重义。伴随着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刑诉法的实施而走上工作岗位的他们，懂法，却又尚未看透世事；信仰法律，却要面对现实的重重阻碍。

法学书本上的逻辑清晰严谨，可落到真实的案件里，他们要面对的是群众根深蒂固的旧观念，是制度尚不完善带来的局限，是人情与法理的激烈拉扯。而这些，反映的不仅是他们个人的迷茫和成长，还有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记和法治进程的艰难。

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的法治进步

电视剧《重器》精彩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重器》剧情的推进，离不开一个个生动的案件。但令笔者感到意外的是，《重器》并没有采用常见的单元剧形式，而是将多个案件巧妙地穿插讲述。

初看时，总觉得有些不尽兴，一个案子还没看到结局，镜头就转而讲述另一个案子。但看了几集后笔者发现，这正是《重器》的独特之处和值得肯定的地方。

《重器》讲述案件，并非单纯为了案件本身，也不单纯为了设置悬念吸引观众，而是通过多个案件的对比或呼应，引发观众深入思考：当法理情纠缠在一起时，该怎么办？当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案件真凶，但各方压力重重时，该怎么办？当旧案有冤情要翻案时，又该怎么办？

《重器》正是通过讲述不同年代案件的办理和变迁，生动反映出中国法治建设从荒芜到日趋完善的艰难进程。

在20世纪70年代，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存在着一定的“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思维逻辑，在收集证据时也往往偏重收集当事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而忽略无罪、罪轻的证据。

20世纪70年代末，女学生薛春燕意外死亡，与薛春燕发生过冲突的19岁青年杜晓辉成为犯罪嫌疑人。杜晓辉供述自己见到薛春燕时，薛春燕已躺在废墟上，受了重伤，不久就断气了。之后他有脱掉薛春燕裤子的行为，“我有脱她裤子，但我没杀人”。纵然全案缺乏“杜晓辉杀人”的客观证据，然而他手背上的抓痕、他当时出现在薛春燕的死亡现场以及他脱对方裤子的行为，在那个法治不成熟的年代，让他无法洗脱“杀人”的嫌疑，最终他还是被枪决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案件的办理谨慎了许多。因一具身份存疑的女尸被认定杀妻的钱兴良，和19岁的杜晓辉一样，一直坚称自己没杀害妻子于三花。虽然案件尚存疑点，但因为没有排除合理怀疑，钱兴良还是被送上了法庭。此时司法机关二审时作出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决，钱兴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来因于三花“亡者归来”，钱兴良才被无罪释放。

直到1996年3月17日，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首次在法律中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疑罪从无”原则，既是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必然要求，也是防范冤错案件、保障司法公正、精准打击真正罪犯的制度基石，它最大限度地彰显了法治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

剧中的每一起案件，都在不断更新司法者和社会对法治的认识。法治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不完美”，但《重器》没有回避这些“不好看”的角落，而是真诚地将其拍了出来，以一个个案件刻下了中国法治前行的坚实脚步。

刑罚执行监督：

守护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电视剧《重器》精彩剧照。图片来源：出品方供图

《重器》中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案件，那就是闫继才强奸杀人案。这是一个由真实案件——张氏叔侄案改编而来的精彩案子。编剧赵冬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剧中办理此案的检察官郭达杰，其原型就是办理张氏叔侄案的检察官张飚。

闫继才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因其拉载的乘客林燕被强奸杀害，他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虽然死者林燕指甲缝里残留的人体组织DNA与闫继才的DNA并不匹配，但因其在拉载林燕的过程中，中途停车40多分钟，有重大作案嫌疑，他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投入别山监狱。

在别山监狱，闫继才撞墙自残，不停喊冤。他的异常举动引起了驻监检察官郭达杰、张丽慧的注意。在听到闫继才的申诉并查阅卷宗后，郭达杰、张丽慧发现此案有重要疑点，死者林燕八个指甲缝里残留的人体组织，证明死者在生前与人发生了激烈搏斗。但林燕指甲缝里的人体组织的DNA与闫继才的DNA并不匹配。且现有证据证明，案发后4天，闫继才被抓获，当时他身上并没有伤痕，连一处擦伤都没有。

发现闫继才案很可能是冤案后，郭达杰、张丽慧基于检察监督的职责和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决心重启案件核查。可是这条路并不好走，甚至是阻力重重，但二人都没有放弃。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郭达杰仍在为闫继才案件奔波。

他们的坚持终于等来了希望。案件最终重启调查，几经波折，闫继才因适用“疑罪从无”原则被无罪释放。在笔者看来，郭达杰、张丽慧这两个角色的塑造，既象征了法律人的薪火相传，更体现了法律人对真相的执着追求、对正义的坚定坚守。同时，它也让我们深刻看到了刑罚执行监督的重要性。

刑罚执行是刑事诉讼的“最后一公里”，事关司法公正能否最终实现。而检察机关的刑罚执行监督则承担着对刑事判决、裁定执行的监督，对监狱、看守所和社区矫正机构等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等重要职责。

驻监检察官就是检察机关派驻到监狱履行刑罚执行监督职责的检察官，除了监督“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是否被有效执行”“犯人是否按判决服刑”等，在日常工作中，他们还要重点保障犯人的控告、举报、申诉权利，以及生命健康等合法权益，确保他们在监狱内的合法诉求能够得到及时回应和处理。

正如剧中郭达杰所说的，“代表犯人寻求法律救济，这也是我们（驻监检察官）工作职责其中之一”。与站在公诉席上指控犯罪的检察官相比，驻监检察官好像并不那么引人瞩目。但高墙内每一份刑事判决的执行，每一位犯人的权利保障，都离不开他们的辛勤履职和默默付出。

剧中，张丽慧有这样一段话：“我师父曾说过，要相信，这个国家和人民对公平正义的偏爱，哪怕暂时有曲折，但还是会回到正路上来的。”闫继才案展现的是我国不那么完美的法治进程中，司法制度对人权的保障，以及法律人在当时制度下对司法公正的尽力追求和不懈奋斗。

重器不语，自有千钧之力

电视剧《重器》精彩剧照。图片来源：出品方供图

我们渴望社会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因此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来定分止争、惩治犯罪，以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合法权益。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保障。

编剧赵冬苓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重器”之名就来源于此。而笔者认为，“法”之若可以真正成为守护人民的重器，不仅要有“良法”，更要有“善治”，而这离不开一代代法律人的不懈努力和持续奋斗。

这些法律人中有探讨法理和顶层设计的法学家，也有常年在司法实践一线“坚守司法公正、追求公平正义”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和律师。他们每一次对法理的深入思辨、每一次敲下的法槌、每一次对案件的细致侦查审查、每一次发表的辩护意见，都如“日拱一卒”一般，推动着法治社会一步一步稳健前行，在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对法律的认知和态度。

这部剧不热闹不简单，节奏不快，甚至看的时候有些沉重。但只要你愿意跟着它的节奏慢慢品味，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关于法的制定与完善，关于犯罪的深刻思考，关于法律的边界与适用，关于人的选择与担当，以及时间的重量与意义。

重器不语，但有千钧之力。它承载着法治的希望与梦想，引领着我们不断前行。

剧情简介

《重器》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首次联合指导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等出品、检察日报社等联合摄制的热播影视剧。该剧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项目，是国内首部聚焦法治建设进程的剧集。该剧主要讲述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到1997年，陈一众、余高远、张丽慧、夏英杰、陆则铭五位法学院学生毕业后进入了司法领域不同的部门，在如火如荼的司法实践中，见证社会发展、参与法治建设，于新时代的浪潮中不断成长、蜕变的故事。

编辑丨黄莎 王丽设计丨刘岩

记者丨孙风娟

点击图片

购买《方圆》杂志

好看的人都点了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