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密档》前,深入了解中央文库的传奇历史
2026-08-31 18:44:08未知 作者:徽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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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声在线消息,电影《密档》即将于8月28日在全国范围内上映,这是首部聚焦于“中央文库”这一鲜为人知的档案历史题材的剧情长片。据导演郑大圣透露,该片的创作灵感源自上影厂资深编剧贺子壮的建议。在1931年至1949年的动荡岁月里,前后共有十几任守护者接力保护党的两万余份秘密档案,直至上海解放后清点时,这些档案依旧完好无损,共计104包、16箱,未受任何霉烂、虫蛀或鼠咬的损害。郑大圣表示,这一历史事件他此前并不知晓,但深入探究后发现,“那段历史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和深刻得多”。
电影《密档》官方海报
与传统的刺杀、劫狱、追车等谍战元素不同,郑大圣选择以一种更为内敛和深沉的方式呈现这部影片。在首映礼上,他坦言:“男女主角的任务并非刺探情报、刺杀敌人或转运物资,而是‘守护’与‘隐藏’,是‘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严峻考验。”影片将镜头聚焦于1942年日军占领租界后上海最为黑暗的三个月,通过一栋石库门内的日常生活,展现了地下党如何巧妙应对困境,包括买菜、与房东周旋以及在煤球炉边重新捆扎文件等细节。
“我渴望捕捉地下党如何度过日常生活的瞬间,以及小市民们在至暗时刻如何坚韧不拔。”在郑大圣看来,中央文库的留存不仅是一个奇迹,更是一个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非凡故事。“沦陷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词汇,而是具体到每一个生活细节和褶皱中的过程……我们有责任尽最大努力,在一部故事片中描绘出这个平静而伟大、平凡而奇迹般的过程。”
大银幕上的故事仅截取了1942年日军占领租界后上海最黑暗的三个月、一栋石库门以及一对“守护”与“隐藏”的夫妻。然而,真实的历史却更为漫长、复杂、坚韧且沉默。因此,在走进影院之前,不妨先了解一下中央文库的隐秘传奇。这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电影主创的匠心独运,更能让我们铭记那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
导演郑大圣在上海首映礼上的精彩发言
从戈登路到恺自迩路:中央文库的创建与制度奠基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文件管理尚处于自发状态。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党中央逐渐意识到系统保存历史记录的重要性。1926年7月,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了《组织问题议决案》,决定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据此,中央秘书处成立并下设文书、会计和交通三科,文件工作由文书科负责,标志着中央文件进入了分散保管与部分集中保管并存的新阶段。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同年10月,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下属的文件保管处正式成立,地址设在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今江宁路)。文件保管处的主要职责是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工作中积累的全部需要留存的文件资料,并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文件保管处负责人由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张唯一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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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宁路673弄10号的石库门内,近日举办了“备交将来”档案文献联展。徽声在线记者 李思洁 潘妤(01:15)
192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组建秘密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席。同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关于秘密技术工作的规定》,对秘密机关运作、人员身份掩护、接头联络方式、应对敌人搜查、密件伪装方法以及保密纪律等方面提出了严格要求。1930年4月,中共中央在《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同志信》中强调: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这是中共中央首次下达集中统一管理文件档案的指示。此后,各部委的文件大量集中到文件保管处。到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后,文件保管处已经积存了20余箱文件资料。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机关进行了精简机构改革,文件保管处被撤销。但这些文件仍需长期安全保存。经周恩来与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黄玠然、张唯一共同商定,将文件保管处改为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正式建立,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
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文库”这一名称是1982年以后才逐渐形成的。1949年以前,无论谁负责管理,都以“中共中央文件库”相称。1979年10月23日,邓颖超到中央档案馆视察时首次提到“周恩来1931年在上海建立了两座中共中央秘密文件库”,这才开始有了这个称谓。1982年,档案工作者在上海与吴成方、陈来生、韩慧如、周天宝等座谈时提议将“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文件库”简称为“中央文库”,此后这一称呼逐渐被广泛接受。
中央文库建立后,周恩来直接指导文库工作。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周恩来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分管中央秘书处工作,同时兼任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1931年2月,周恩来到中央秘书处视察时发现文件管理较为混乱——未经整理的文件与报刊、图书、宣传品混杂堆放其中不乏机密要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在复杂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文件管理不规范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风险。他当即指示秘书处负责人黄玠然:“你们可以找阿秋去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
“阿秋”是瞿秋白的代称。他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共七条篇幅三页行文简明。办法明确规定了党中央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以及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在草案的最后还特意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瞿秋白特意在“将来”两字旁打下着重符号体现了党的早期领导人在革命低潮时期的坚定信心。周恩来对《文件处置办法》十分满意亲笔在首页上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他还提出重要文件最好保存三套的想法:一套由文件保管处保存供日常工作利用;一套交共产国际远程存放;一套本地异处备存。后来计划送共产国际保存的设想受形势和条件所限未能实现;异处备存文件交顾顺章负责后也已销毁。至此中央文库保存的档案成为唯一系统留存中共中央早期情况的历史记录。
《文件处置办法》是现今发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机关文件管理规定是党的机关档案规范管理的开端。其核心在于提升文件归档管理的安全性和科学性其中蕴含的档案工作思想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张唯一与陈为人:前两棒的血色交接
张唯一又名锦荣湖南桃源人1892年生。1919年曾参加毛泽东领导的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斗争后由郭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他曾担任湖南省国民政府教育厅厅长也曾从事地下工作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当组织向他讲明保管中央文库的目的和意义后他欣然接受重任并向党表示决心:“人在文件在与档案资料共存亡!”
张唯一。图片来源:《凤凰大视野》
按照《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地下斗争环境中党的机关必须以“家庭化”面目出现。张唯一从中央秘书处选调于达和张小妹两名秘密党员三人组成一个“家庭”。张唯一的公开身份是木材行老板他办事沉稳老成在这个“家庭”中又是“老太爷”;于达和张小妹假扮夫妻身份是“少掌柜”和“少夫人”。日常生活中这个“家庭”与房东和左邻右舍交往和气大方。如遇特务搜查全家都能镇定自若奉烟上茶“热情接待”。由于工作到位尽管这个“家庭”经常有特务、侦探、警察、巡捕“光顾”但没有一次露出破绽。
1931年4月中央文库遭遇第一次重大危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随即叛变。他不仅对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的地点及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了如指掌也熟知文库机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担任主任机要秘书的中共党员钱壮飞获悉。钱壮飞立即设法通知了周恩来。
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火速派人通知张唯一: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唯一连夜与张小妹分乘两辆黄包车从不同路线将档案运到上海金陵中路顺昌里自家的小石库门楼内。黎明前当特务前来搜查时戈登路1141号已是人去楼空。中央文库安全脱险。
1932年张唯一奉调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难以兼顾文库工作。经中共中央秘书处批准调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由张唯一与陈为人的妻子韩慧英单线联系。
《密档》中讲述地下工作者徐书亭(袁弘饰演)、沈玉琳(李妍锡饰演)夫妇以普通市民身份作掩护在日伪严密搜查与围剿的绝境中拼尽全力守护两万余件建党核心绝密档案的英勇事迹。
陈为人1899年出生于湖南省江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五四”运动时期正在湖南省立三师求学的他和蒋先云、夏明翰等人一起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0年夏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并就此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被第一批送往苏俄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底回国后曾先后担任中共北方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满洲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底在沈阳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1929年经党营救出狱后调往上海;1931年春被法国巡捕房当作政治嫌疑犯逮捕年底获释。尽管此时陈为人已患有多种疾病身体极度虚弱但听周恩来说明来意后他放弃了休养的打算坚决接受这一使命立誓:“人在文件在以生命保护党的文件!”
陈为人是湖南人即以开设湘绣店作掩护。房子里完全按照中央关于秘密机关家庭化的指示布置。有书柜、藤桌、木床、放花椅、圆木椅、圆木凳、衣架和一些厨房用具陈设简单但与商人身份适应。白天陈为人与韩慧英出现在楼下衣冠楚楚处事大方轮流在客厅以谈生意应付环境;一到晚上关上店门陈为人就来到三楼密室关死窗户拉严窗帘在昏暗的台灯下通宵达旦地整理文件。他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还要剪下文件四边的空白纸片。一切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使中央文库的存放尽量缩小体积进而缩小目标便于保管和转移。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原20箱文件被压缩到6个木箱内。
陈为人还根据文件类别、目录制定出《开箱必读》详列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他在《开箱必读》开头写道:“未开箱之先必取目录审查尤其是要审清大纲然后才能按目录次第检查万不可乱开乱动。同时于检查之后仍须按原有秩序放好。”
按照党的纪律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不参加党的任何会议不加入“飞行集会”、游行示威、撒传单等其他一切社会活动也不同外界任何人发生关系。文件的运进调出完全由韩慧英和张唯一单线联系。中央还规定如果在陈家一旦发现任何陌生人即使是没有工作关系的党内同志也立即转移。因此冒着巨大风险转移文件成了陈为人夫妇的家常便饭。
每转移到一个新地方他们都在自己工作的房间里安置一个大火炉房边长期放有火柴将整理过的文件碎片、书籍随手放进去烧掉。陈为人还和韩慧英商定一旦出了问题而又无法挽救时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也绝不让敌人得到党的机密。有一段时间情况很紧张他们就把文件搬到霞飞路一个白俄人家的楼上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白俄人家中会藏有共产党的重要机密。
陈为人。图片来源:《凤凰大视野》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敌人一晚破获了中共上海八个地下活动地点。张唯一在文安坊的联络站被破坏不幸被捕。两天后不知情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也被守候的特务逮捕。韩慧英被捕后一口咬定自己是刚从河南乡下来的到上海来找表姐走错了人家。敌人看她像个乡下女人没有过多为难她但仍将她关押起来。在狱中她始终不改口敌人抓不到她的任何人证、物证。
陈为人在妻子被捕当天就从内线得到消息。他没有时间去营救亲人第一反应是火速转移中央文库。他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用每月30块银元的高价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合兴坊15号租了一幢二层楼房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和全部“家当”——中央文库的文件档案转移到那儿。
在极端困难中陈为人独自承担起保护中央文库的重任同时还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每月30块银元的房租是沉重负担。全家一天只能吃两顿红薯。为了瞒过房东他在楼下煮好红薯后盖上一片干鱼再往楼上端快到楼门口时又把鱼片藏起来怕孩子看见要吃。楼下摆放着绝对不能吃的月饼以维持一个木材行老板的表面文章。
陈为人早年入狱时染上的肺病日益严重经常咳嗽吐血无钱医治只能买萝卜当水果润肺。他写信将妻妹韩慧如从河北正定叫来上海帮忙照料孩子。韩慧如到来后承担了料理家务、照顾孩子的责任。她把自己当小学教师时积攒起来的300块银元给了陈为人但这只够付10个月的房租。为了交足一年的房租陈为人把二楼的家具全卖光了能卖的衣服也都卖了甚至连铁皮罐头之类零星杂物都卖光了。
韩慧如、韩慧英。图片来源:《凤凰大视野》
1936年秋经过多方努力陈为人终于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中央特科情报系统负责人徐强受党组织委托正在四处寻找陈为人和中央文库的下落。两人在一家饭店楼上接头以《三国演义》和一只梨为暗号对上。徐强后来回忆说:“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他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从接头的小饭店归来陈为人与孩子们说笑道:“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中央考虑到陈为人病重决定将中央文库移交他人保管。陈为人将全部文件完整无缺地送到法租界恺自迩路的指定地点——一幢石库门房子。接收文件箱的一位女同志故意当众大声说道:“哎呀张先生这些破旧货你替我保管这么长时间还劳你亲自送来真过意不去。”她一边连声称谢一边将两块银元塞进陈为人的怀里。
完成任务回到家中陈为人口吐鲜血昏倒在地。党组织送他到医院治疗但他不愿多花党的经费两次偷偷跑回家。他坚强地说:我不住院我要为党工作。1937年3月12日晚年仅38岁的陈为人默默走完了他的一生。临终前他满怀信心乐观地对妻子说待病好后一起回山清水秀的家乡——江华瑶山并轻吟着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湘水流湘水流九嶷山云雾至今愁……”
陈为人的后人在上海首映礼上发言。
辗转:多人接力的漫长岁月
陈为人病逝后中央文库由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保管。徐强接手后因自己对外联络频繁不便直接保管又将任务交给了地下党员周天宝。
周天宝的姨父是上海黑社会头面人物与黄金荣、杜月笙关系密切住在法租界顺昌里旁边就是黄金荣、杜月笙的公馆。周天宝将中央文库寄存在独自住一栋楼的姨妈住处就近保护。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文库在黑社会巢穴附近安然度过了两年。
1939年附近电影制片厂放胶片的房子不慎失火连带烧毁了周天宝姨妈住处的一角文库不得不转移。文件暂时存放在进步青年娄志美住处后由刘钊短暂保管。刘钊原名刘廷瑞曾在中央特科上海警备站工作是一名优秀的地下情报工作者。为便于管理他把文库又搬回了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据刘钊二女儿利人回忆:“1939年的时候我七八岁还不是很懂事箱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搞不清父亲关照我们不能到外面说。碰到长时间下雨的黄梅天父亲还把文件拿出来晒一晒吹一吹。”在刘钊的细心保管下4箱文件在那个3层小阁楼的楼梯隔墙里度过了七八个月的时日。
1940年秋刘钊调往苏中工作后由缪谷稔接任文库保管员。缪谷稔江苏省江阴县人1905年生幼读私塾。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武进县委委员、共青团武进县委书记等职务。1932年6月因叛徒告密缪谷稔被捕入狱。由于敌人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交保获释后缪谷稔经人介绍前往上海市商会函授学校工作与中共中央驻沪特科接上关系从事秘密工作。
1942年的一天缪谷稔像往常一样去商店取信件时店经理暗中推了他一把示意他不要进店。原来姓顾的店员被捕后叛变日本宪兵正在店内守候。缪谷稔急忙拦上黄包车离开回头一看五六个日本宪兵端着枪冲进了商店千钧一发。
脱离危险后缪谷稔最担心的就是中央文库的安危。此时房东老太太也起了疑心要求他搬走。缪谷稔立刻将中央文库转移。将最后一箱文件转移完他就病倒了。他一下子感到浑身无力不断咳嗽胸口烧得难受。他的妻子吓坏了马上上前接他手中的箱子他摆摆手不让妻子动。他说:这箱子里装的都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你一定要看好它不要让人随随便便到我们家来。
更大的危机接踵而至。地下交通员郑文道被捕而他知道中央文库的机密。郑文道是上海党组织的地下交通员当时他已成功打进日本情报机关负责联系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中西功领导日本人情报小组对中国和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做出重大贡献。1942年6月日本警视厅特高科侦破了这起案件把中西功等十几名日本人逮捕同时也抓捕了郑文道。郑文道被捕押上囚车后立即跳车自杀但因囚车太矮只摔伤了。敌人将他抢救过来后审讯时他又跳楼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缪谷稔含着泪对妻子说:“烈士用鲜血保护了这几只箱子我们同样也要用生命来保护它!”
1942年夏缪谷稔病重卧床不起党组织决定由年仅23岁的陈来生接管中央文库。1944年10月不到40岁的缪谷稔因重病去世。
缪谷稔(1905-1944),又名青裳,化名李念慈、陈一鸣,江阴申港缪家村人。
收官:陈来生与“完璧归赵”
陈来生祖籍河北1919年生在上海。幼年家贫念过几年书。1938年在慈愿难民所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从事地下交通和情报工作已成长为具备坚强党性和灵活对敌经验的“老地下党员”。他是中央文库历任保管者中年龄最小、守护时间最长的一位。
接手文库时上级吴成方明确告诉他:文库你要保管好但是经费没有需要自己解决。陈来生动员父亲和兄弟姐妹筹集经费还将家里的住房做了改建在阁楼做了夹壁墙放置文件即使用手敲也发现不了异样。他还将房子改建成店面房开设面店做掩护带领两个弟弟跑单帮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到郊区把面粉拉到市里做成切面出售冒着生命危险经营切面生意筹措经费。
当时日伪在上海“强化治安”宪兵和警察穿梭巡逻随时拦下行人搜身俗称“抄靶子”。在此背景下要将100多包文件从缪谷稔家安全转移到新址何其艰难。陈来生想出“小鱼钻网眼”的办法动员全家人分头扮作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每人每次仅携带几份文件将文件夹在货品中利用竹篮、面粉袋等进行伪装穿行小路和隐蔽弄堂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完成迁移。有时他们远远看到“抄靶子”的来了便机灵地在附近弄堂里绕圈子或是临时躲进一家商店里。经过半个多月搬运才把文件转移到小木屋沿着阁楼墙边堆放好外面钉上木板木板再糊上旧报纸成为一道人们难以觉察的夹墙。
1943年延安整风开始后党中央急需调阅中央文库的文件。陈来生冒着酷暑在低矮闷热的阁楼里找出中央所需的十几份文件抄出副本由刘人寿用微型照相机拍成缩微胶卷塞入大号干电池内扮作商贩一路闯关过卡送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再通过电报发往延安。文件经中央书记处编审其主要内容被摘录并在内参《中央电讯》上刊载供党政军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成为延安整风的重要文献也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形成《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可靠依据。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陈来生的上级吴成方不幸被敌人逮捕。陈来生坚信吴成方决不会泄露党的机密但为防万一还是立即把中央文库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果然日本宪兵因无证无供又经组织设法营救吴成方获释中央文库重新转移回来。
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谈判间隙他牵挂陷于上海多年的中央文库派代表团成员刘少文亲去上海筹划迁库事宜。吴成方、陈来生在文库存档中整理出5000多份文件装进两只皮箱由刘少文携带。刘少文利用国民党提供的专机将藏在行李箱的文件安全送到延安交由中央秘书处保存编号“06”意思是1946年收进的。但不久内战爆发转移计划暂停。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此时陈来生守护地下文库已长达7年时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陈来生。图片来源:《凤凰大视野》
1949年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批阅签发的电报:“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电报中“有功的人员”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原文是“有功的同志”。毛泽东的意思是指不仅要表彰党内的有功同志对他们的家属以及参与保护过的朋友都应该表彰和奖励。
1950年2月中央文库全部档案被护送移交给中共中央秘书处后入藏中央档案馆至今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那里。中央文库保存的档案主要包括: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党中央的决议、纲领和宣言;《共产党》《红旗》《实话》《布尔什维克》《斗争》《党内生活》《党的建设》《捷报》《中央政治通讯》等党刊;党中央与各级党部、共产国际与我党来往的文件;苏区文件、红军军事文件;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遗嘱、遗墨、遗照等。这些档案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最终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艰难探索为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上海市档案馆退休研究员朱国明在上世纪80年代末走访了当时几乎所有健在的保管中央文库的英雄。他回忆说:“当时这些老同志都已是古稀之年他们坐在你面前慢慢地向你讲述当年那些往事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他们脸上的表情会发生变化整个人好像一下子精神起来你真的能感觉到他们眼神里有一种自豪有一种生气。”
本文写作参考的资料清单:
《“一号机密”中央文库历险记》—— 李文乾,载《湖南文史》2002年第6期
《陈为人与中央文库的生死守护》——卢立业,辽宁日报重大主题策划编辑部,载《兰台世界》2026年第7期
《党中央地下档案库(上)》—— 郑伯亚,载《档案与史学》相关期刊(年份不详)
《党中央地下档案库(下)》—— 郑伯亚,载同上
《捍卫“中央文库”:隐秘战线上的生死较量》—— 周铁钧,载《春秋》杂志(年份不详)
《历险十八年护宝志弥坚(三)——记中共中央秘密档案库》——费云东,载《机电兵船档案》2012年第4期
《历险十八年护宝志弥坚(四)——记中共中央秘密档案库》——费云东,载《机电兵船档案》2012年第5期
《历险十八年护宝志弥坚(一)——记中共中央秘密档案库》——费云东,载《机电兵船档案》2012年第2期
《使命:保护中央文库》—— 本刊特约记者,载《百年潮》2012年第1期
《谈谈“中央文库”》——费云东,载《档案学通讯》2012年第6期
《中共“一号机密”背后的故事》—— 周玉凤,载《中国老区建设》2016年第9期
《中共“中央文库”的传奇》—— 潘姣娣,载《东方收藏》杂志(年份不详)
《中央文库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日子里》——费云东、康俊娟,载《档案天地》2008年第9期
《周恩来与中央文库》—— 王刚,载《党的文献》2016年第4期(摘要,附于《百年潮》2016年第12期)
徽声在线记者 王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