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人”与“谎言之主”——艾米莉·威尔逊如何重塑《奥德赛》

随着诺兰执导的电影《奥德赛》上映，这部史诗巨作的译本销量迎来了显著增长。在这个夏天，一股“重返西方文学源头”的热潮席卷而来，而在众多译本中，古典学者艾米莉·威尔逊（Emily Wilson）的英文译本在英语世界脱颖而出，成为最畅销的版本。这一现象不仅与诺兰和威尔逊之间的“隔空互动”有关——威尔逊的译本是诺兰在电影杂志《帝国》（Empire）访谈中唯一明确提及的，尽管威尔逊观影后对电影提出了严厉批评——更得益于威尔逊译本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当代意识。自2017年问世以来，该译本便以其简洁生动的语言和鲜明的时代感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讨论，在近70种《奥德赛》英文译本中独树一帜。

是什么让诺兰在众多译本中脱颖而出，甚至在采访中能准确背诵出“为我讲述一个复杂的男人”这一句？威尔逊又为何如此执着于塑造一个“复杂”的奥德修斯形象？

艾米莉·威尔逊2017年推出的英译本《奥德赛》

首行诗的艰难抉择

《奥德赛》开篇，奥德修斯的名字尚未出现，便已有了对他的描绘：“ἄνδρα πολύτροπον”（字面意义：百折千回之人）。πολύτροποs一词含义丰富且模糊，在史诗中仅出现两次，并非奥德修斯最常见的修饰词，却被有意置于开头，以概括其英雄特质。这一句的不同翻译，塑造了多种奥德修斯形象。蒲柏强调他的智慧多才（the man for wisdom’s various arts renown’d），法格斯（Fagles）引发读者思考（the man of twists and turns），而威尔逊则选用“复杂”（complicated）一词，作为理解奥德修斯乃至整部史诗的钥匙：

Tell me about a complicated man.（为我讲述一个复杂的男人。）

威尔逊的译文简短有力，却也充满争议。然而，她的处理方式实则颇具匠心。πολύτροποs一词极难翻译，既暗示奥德修斯旅途的曲折多变，也体现他心思的敏捷丰富。这种心灵的敏捷丰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智慧”，而是与他的“狡智”（μῆτιs）、欺骗、伪装、“巧言令色”和精巧手艺紧密相连，指向一种拒绝简单定义和道德判断的丰富性。威尔逊所选的“complicated”同样表示复杂的构成，与史诗用意相契合。此外，她还希望通过“complicated”（源自拉丁语complicāre，意为折叠、缠绕）引导读者探索《奥德赛》中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缠绕的叙事艺术，凸显这一行诗的统摄意义，传递对史诗主题和技艺的整体关照。

除了对意义合法性的考量，威尔逊在诗歌形式上也下足了功夫。在她看来，保留诗歌韵律的音乐性是翻译工作的核心原则。《奥德赛》采用六音步长短短格的长篇叙事诗形式，威尔逊则选用英语诗歌传统中与之对应的五步抑扬格。她认为，以散文体或看似整齐排列实则不合格律的“伪诗体”翻译荷马史诗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形式与意义密不可分，美学始终与价值观念交织在一起。非格律体翻译无法传达原作的艺术性，这正是古老诗歌让现代读者感到陌生的原因。威尔逊自述，除“complicated”外，她还挑选了十余个替换词，比较它们的音律和生成的意象后逐一取舍。“complicated”的音节数量和重音位置也是她选择的重要考量。回看这行诗的格律：“Tell me about a complicated man.”，“complicated”完美融入格律之中，而第一个音步的“Tell me”由抑扬格变为扬抑格，开头重音形成的节奏变化为整部史诗赋予了有力的开场，强化了呼请缪斯女神述说的动作，也很好地与《伊利亚特》序诗中的动词“歌唱”（ἀείδω）区分开来。同时，威尔逊别出心裁地将第一行诗从原本的复合句中拆分出来，变成简单句，为这一句增添了额外的力度。这行经威尔逊精心译出的诗，在传递史诗意蕴的同时，兼具英语格律诗的节奏之美，给诺兰和许多其他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无疑是译者苦心雕琢的结果。

尽管威尔逊对大家过分关注这一行诗表示过些许“不满”，她在文章中写道：“好像这是我翻译中唯一做过的抉择似的。”但细细品味，这行诗的处理确实能体现威尔逊译《奥德赛》的诸多特点，或可称为她作为译者的审美：译文尽量与原文逐行对应，遵守五步抑扬格的格律；词汇偏爱当代读者易懂的词语，避免古旧生造词；语法和行文上规避过分冗长的复合句，保留史诗原本轻快的节奏。对于史诗中人物饰词和动作描述等重复表述，她在重复与适度变化之间寻求平衡。在此前诸多《奥德赛》英译本中，威尔逊尤其不认同拉铁摩尔（Lattimore）以英文再现古希腊文的尝试（该译本在古典学研究者中反响良好），她批评这种对母语者来说冗长不自然的表达无异于在原文和译文中创造了第三种语言。威尔逊版本的《奥德赛》风格流畅自然，让读者容易沉浸于史诗叙事之中。她还为每一卷译文拟定了简洁标题（如罗念生、王焕生译荷马史诗般），以照顾一般读者的阅读感受。

然而，这样的指导原则也带来了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威尔逊译文最常被诟病的是她未能完全还原原文细节。史诗原本每行有六个音步，而威尔逊每行只有五个音步，且希腊语中单个音节的信息密度更大，句法也更灵活。要保持行数一致，翻译过程中的压缩和简化在所难免。她因此使用了大量单音节词，也常常略去一些权衡之下与主要意思无关的修饰词[仅举一例，威尔逊省略的内容以括号形式补充：“Calypso, a great goddess, /had trapped him in her cave.”“（尊贵的女仙）卡吕普索，神女中的女神，将奥德修斯困在她的（幽深的）洞穴”，《奥德赛》卷一，行14-15]。与此同时，生动流畅的译文风格促使译者以较为强势的姿态将自己的理解融入译文之中。如果对译本的整体风格毫无预期，在读到宙斯评价凡人时说出“这真是荒谬”（This is absurd，希腊文为ὢ πόποι），或是化身为少女的雅典娜对奥德修斯眨眨眼睛（winked at Odysseus），取代原本“明眸的雅典娜”（γλαυκῶπιs Ἀθήνη），读者大概在感到亲切的同时仍不免有几分惊诧。

荣耀背后：英雄、女性与奴隶

不过，威尔逊显然不是那种会为译文的“忠实度”过分困扰的译者。尽管她对评论者分析她译文中使用的翻译策略不屑一顾，但从立场上看，她是典型的经过翻译理论洗礼、对翻译工作有着高度自觉的学者型译者。她确信任何翻译都是阐释和重写，为自己的翻译工作总结出二十条原则，其中数条都提及读者的预期和反馈。威尔逊乐于将译者的感受和思考融入译文，也希望借助译文回应她教授荷马史诗二十余年来看到的读者中可能存在的偏见。她甚至确信，这样带有全新阐释的译本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再次回到史诗的第一行，威尔逊精挑细选之下将奥德修斯描述成“一个复杂的男人”，这也包含她对读者预期的回应。威尔逊曾在讲座中分享她观察到的一种现象：很多（美国）读者对奥德修斯归乡有一种超级英雄式的想象，认为这是正面的男性英雄一路击败坏蛋、怪物、异邦人士和女巫，最终夺回家财家庭重聚的故事。而这本身扭曲了史诗叙事和伦理层面的复杂性。为了纠正这类读者的偏见，威尔逊在第一句中就以“复杂”一词提醒读者。尽管威尔逊在自述文章中强调奥德修斯的“复杂”在荷马的世界中代表了一种积极品质，且第一行译文中的“complicated”不只是一个形容词，同时也是过去分词的被动用法，但我们仍能看到威尔逊试图赋予《奥德赛》这部英雄史诗的另一重使命和功能。她期待读者不仅能从英雄史诗中理解英雄远超凡人的卓越，也能从其荣光的背面挖掘出英雄的复杂乃至晦暗之处。

在威尔逊的译文中，一部分如“神样的”（ἀντίθεοs）或“高贵的”（ἐσθλὸs）等奥德修斯的饰词被略去了，还有一些句子中的饰词则被威尔逊做了更灵活的处理，以下两处发现就颇有趣味。卷二特勒马科斯在伊塔卡的集会中发言：“还是说奥德修斯，我那好战的（warlike）父亲，/故意伤害了我们自己人？”（卷二，行71）希腊文底本中ἐσθλὸs Ὀδυσσεὺs（高贵的奥德修斯）被转换为“好战的奥德修斯”。一般来说，“好战”所对应的希腊文应是ἀρηΐφιλοs（受战神阿瑞斯喜爱的），在史诗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在希腊人看来也带有些许负面意味，威尔逊如此替换显然有特别的用意。威尔逊在这一行的注释里直言这句译文运用了反讽（但没有交待词语的改换），提醒读者思考带走伊塔卡一代年轻人却只身回乡的奥德修斯是否真的没有伤害“我们自己人”。而卷九开头处，奥德修斯马上要在费埃克斯人的宫廷开口讲述自己的经历前，威尔逊将这里“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πολύμητιs Ὀδυσσεύs）译作“狡黠的奥德修斯，谎言之主”（wily Odysseus, lord of lies），如此不寻常的译法在押头韵的同时似乎更是在以译者的身份提醒读者仔细留心奥德修斯作为叙述者时真假难辨的言辞和说谎的技艺。

威尔逊不仅关注如何描绘奥德修斯的复杂，也致力于重新审视史诗中对女性角色的凝视或道德指控，或是让常常被忽视的小人物进入读者的视野。某种程度上，如何理解海伦深刻影响着如何理解史诗中的英雄和战争，而威尔逊对诗中海伦名句的处理令人印象深刻。《奥德赛》中海伦在招待来访的特勒马科斯时曾有过著名的“无耻人”发言：“阿开奥斯人为我这无耻人，前往特洛亚城下，进行激烈的战斗”（卷四，行145-146，王焕生译）。而威尔逊的译文中，海伦一改这种自我引咎的柔顺姿态，转而为自己辩护：“他们让我的脸成为驱使他们的原因（They made my face the cause that hounded them）。“无耻的”（κυνώπηs），字面义“长着狗眼睛的”，威尔逊保留了这个词最初的比喻意味，以“hound”（猎犬）作动词巧妙化解，开头结尾的“他们”则通过重复强调斥责之意。这哪里还是荷马的海伦，简直如同欧里庇得斯笔下的海伦穿越至此，坦然又充满机巧地让读者看见男性英雄们所追逐的“幻影”如何映照出他们好战的野心。威尔逊不赞同将κυνώπηs与“无耻”画等号，她举出史诗中以狗吠形容奥德修斯的内心，奥德修斯将求婚人怒斥为“狗”来佐证她的理解，在她看来“狗喻”形容的其实是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继而可以理解成对束缚和规定的无视。这就是为何史诗中不受男性约束的海伦和阿芙洛狄特都被以此相称。通过语文学上的重新解释，威尔逊四两拨千斤地传达出女性主义荷马研究中海伦形象的丰富性。联想史诗中墨涅拉奥斯、奥德修斯等人对海伦或隐晦或直白的斥责，这句改动所形成的奇妙的对话性不由令人赞叹。威尔逊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文本的干预在译文中还有多处体现，例如通过译文直白表现出奥德修斯家的女性奴仆被求婚人强暴的事实（如卷十六，行110；卷二十二，行37），并对她们被绞杀的场面赋予情感上的感染力（卷二十二，行465-473）；又或是以充满诗意的语言呈现佩涅洛佩二十年来苦苦支撑的痛苦（卷十九，行206-210）。此外，威尔逊希望明确奥德修斯作为贵族精英和奴隶主的身份，不满于过去许多英文译本中称呼“女仆”、“侍者”的含糊，在很多时候对这些人的身份直接以“slave”（奴隶）译出。

于是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威尔逊的思路：奥德修斯的复杂既体现在英雄本身，也体现在他与佩涅洛佩、仆从家奴等其他人物的关系中。当代读者不仅需要了解英雄的卓越，也理应对英雄的道德瑕疵和史诗中小人物的处境有更多体认。在威尔逊看来，史诗英雄固然是超越凡人的存在，但对英雄伦理的反思在当下有更紧要的意义。威尔逊进入史诗文本的姿态是相当现代且强势的，她希望以译文中那“令人上瘾的可读性”[伊迪丝·霍尔（Edith Hall）语]带领读者领略在某些当下的观念和共识之下，古典文本可能呈现出的样貌。而阅读威尔逊译文的我们在愉悦、惊异和沉思的同时，也应当提醒自己这只是史诗繁多可能中的一种切面。

威尔逊的影评与深层焦虑

诺兰的《奥德赛》让人联想到史诗卷八中奥德修斯那令人难忘的哭泣。在费埃克斯人宫廷上请歌人得摩多科斯歌唱木马的故事后，奥德修斯因巨大的悲怆而融化（τήκετο）：

著名的歌人吟唱这段故事，奥德修斯

听了心悲怆，泪水夺眶沾湿了面颊。

有如妇人悲恸着扑向自己的丈夫，

他在自己的城池和人民面前倒下，

保卫城市和孩子们免遭残忍的苦难；

（《奥德赛》卷八，行521-525，王焕生译）

在这个铭记英雄荣耀的特殊时刻，史诗以一个独特的倒转明喻形容奥德修斯如妇人般哭泣，这一刻胜者化为俘虏，英雄被比作妇孺。这个极具情感张力的时刻既彰显了英雄所经历的磨难，也流露出对特洛亚人蒙受苦难的亏欠。电影《奥德赛》宛如围绕这个场景展开的宏大铺陈，那个情感充沛、充满道德负疚的奥德修斯与希腊悲剧传统中阴险奸诈的奥德修斯互为镜像，共同上溯至史诗所塑造的千变万化的英雄奥德修斯之中。电影中特洛亚坠落的神像头颅、对海伦的塑造以及夸张的进食场景，基本可以表明威尔逊的译文和解读的确影响了电影《奥德赛》。那又该如何理解威尔逊观影后在《一个不复杂的人》（An Uncomplicated Man）中对诺兰的批评呢？这里我们不拆解威尔逊的具体意见，而是尝试结合威尔逊发表的随笔中对古典学者介入公众生活的讨论[《古代世界——伊迪丝·汉密尔顿与古典学的普及》(Ancient Worlds: Edith Hamilton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Classics )，见《穿越酒色大海》，181-196页]，分析威尔逊为何如此急迫地期待一个“复杂”的奥德修斯。

从威尔逊翻译《奥德赛》的出发点不难想到，她所理解的“复杂”的奥德修斯，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呈现英雄身上与卓越并存的瑕疵缺陷，以激发观众对传统英雄伦理的反思或再认识。“我认为，现代英语读者所持的某些特定价值观，尤其是那种倾向于将‘伟大’理想化，以及个人自由主义的模式，对古代世界及其文学遗存的现代翻译、接受和认知产生了很大影响。”（见《穿越酒色大海》，第9页）威尔逊将这种对古希腊罗马的美化直指上世纪风靡美国、影响至今长存的伊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

汉密尔顿并非真正意义上古典学术体系内的研究者，却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古典文化推广者。在威尔逊看来，汉密尔顿以饱含激情的笔调所描绘的光辉、自由、民主的雅典城邦只会制造醉心古希腊荣光的幻梦，从而与保守派美国白人心目中理想的国家形象合流，既妨碍公众认识真正的古代文明，同时巩固着既有的社会偏见。更令威尔逊扼腕的是，尽管汉密尔顿书中对希腊罗马文明的呈现早已陈旧，古代文本的翻译也过于随意，却至今仍在美国保有影响力。威尔逊将这归咎于至今仍未出现一位可以接替汉密尔顿的、更加合格的古代文明普及者。而这位继承者应当磨练如汉密尔顿一般直指人心的写作技艺，积极在学术研究之外与公众互动，追问“古典”被赋予的特殊价值，带领西方人重新想象古代文明。如威尔逊翻译《奥德赛》时所暗示的那般，某种程度上她努力召唤的那个“复杂”的奥德修斯也负担着这样的使命。

然而，改编作品有自己的独立生命，电影导演也无法完全容纳古典学者的焦虑。但电影《奥德赛》在全球范围内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推动着更多电影观众讨论和阅读荷马，不能不说是另一种曲线救国的迂回路径，威尔逊的焦虑也因此能够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段盛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