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教授发表1.4万字《牛来》深度论文，独家回应争议焦点

在互联网文化的浪潮中，电影《牛来》凭借网友们的创意玩梗与二次创作，从一部原本处于院线边缘的作品，摇身一变成为备受瞩目的公共文化事件。截至目前，《牛来》的票房成绩斐然，成功突破5000万元大关，甚至还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目光，引发了广泛关注。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牛来》爆红仅仅十天后，与之相关的学术论文便迅速问世。

8月24日，国内传播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喻国明教授，在《文化与传播》杂志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约1.4万字的论文，题为《从“情绪容器”到“民意雷达”：情绪共振、算法共谋与关系赋权——基于<牛来>现象的传播学考察》。喻教授在论文中指出，《牛来》的爆红并非单纯源于其内容品质的卓越，而是“情绪共振—算法共谋—关系赋权”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他认为，《牛来》不仅是公众投射情绪的“容器”，更是观察社会心态的“民意雷达”，为我们理解当下社会情绪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知名传播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

喻国明教授在论文中详细描述道，《牛来》事件宛如一场盛大的数字狂欢。网民们通过点击量为这部被普遍认为是“烂片”的作品“加冕”，使其从票房的弃儿一跃成为话题之王。然而，紧接着又以无情的吐槽对其进行“脱冕”，时刻提醒着人们它确实存在质量上的不足。这种“加冕”与“脱冕”的循环往复，让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完成了对“品质与流量”“精英标准与大众趣味”所构建的权威秩序的象征性戏弄，反映了当下社会文化的一种独特现象。

这篇论文一经发表，便在网友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这是对时代情绪的敏锐捕捉，能够深入剖析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而另一些人则觉得这是对一场猎奇狂欢的过度阐释，质疑一部“烂片”的走红是否真的承载了如此沉重的社会意涵。面对各种争议，喻国明教授接受了徽声在线的采访并做出回应。

徽声在线：您为什么会关注《牛来》现象，并且如此迅速地以它为对象开展传播学研究呢？最初是什么吸引了您？

喻国明：最初吸引我的，正是《牛来》身上那种令人感到不安的“断裂感”。在传统认知中，一部艺术品质存在明显缺陷的作品，很难在文化市场中获得广泛关注。但《牛来》却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登上了2026年夏天中国社会的公共议程。按照传统的传播学认知，内容品质与传播效果之间本应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然而《牛来》却彻底打破了这一假设。它上映9天票房仅7169元，观影人次仅236，如此惨淡的开局，却在短短数日内排片飙升至上万场，还引来了全球主流媒体的争相报道。这种剧烈的“反转”现象，无疑是一份珍贵的研究样本，对于传播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我关注的重点从来都不是“这部电影好不好看”，而是“为什么是它能够走红”“为什么是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走红”“它的爆红透露出这个社会怎样的情绪与结构”。在我看来，《牛来》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它更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情绪的一个“共振腔”，是公众借以投射、宣泄、协商结构性焦虑的媒介化场域。它身上同时汇聚了情绪传播、算法共谋、关系赋权这三条我长期关注的学术线索，几乎就像是一个“自带理论注脚”的典型案例，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思路。

《牛来》电影片段截图

从更深层次来看，吸引我的还有它背后所蕴含的“加冕与脱冕”意味。一部被主流审美体系“看不上”的作品，却由亿万普通网民以戏谑、二创、玩梗的方式“加冕”为全民奇观。这本身就是一场数字时代的狂欢，是“情绪民主化”对精英文化解释权的一种温和反叛。作为传播学者，面对这样一个现象级的“民意样本”，我无法做到视而不见，必须深入研究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徽声在线：这篇论文是期刊约稿，还是您对《牛来》有感而发后迅速展开的研究呢？从您关注这一现象到形成论文，大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喻国明：这篇论文虽然是约稿，但也是我有感而发的“即兴研究”。我一直认为，好的传播学研究，问题意识应当先于论文意识。也就是说，是现象先“击中”了你，让你产生研究的冲动，你才动笔去写论文，而不是为了写论文而刻意去寻找现象。《牛来》正是如此，当它从一个票房弃儿逆袭为全民奇观时，我便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理论窗口，为我提供了研究当下社会传播现象的绝佳机会。

整个研究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沉浸观察”，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泡在社交媒体里，仔细观看弹幕、视频切片、表情包，以及网友们的二次创作内容，用心感受其中情绪的温度与流向，试图了解网友们对《牛来》的真实看法和情感态度。第二阶段是“结构梳理”，我把这些零散的观感进行整理和归纳，收敛为几个可以被理论解释的核心问题，比如情绪是如何共振的、算法是如何放大的、个体焦虑是如何汇聚为公共情绪的等。第三阶段是“理论溯源”，我回到传播学的学术脉络中，寻找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工具，从情绪传播、算法共谋，到“关系赋权”与“微粒化社会”等理论，逐步搭建起“情绪—算法—关系”的分析框架，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四阶段才是“落笔成文”，将前面的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呈现出来。

坦白说，从关注现象到论文成形，时间并不长，但这“快”的背后是我长期的理论积累。一个研究者之所以能够“迅速”抓住一个现象并进行深入研究，是因为其理论工具箱里早已备好了相应的工具。《牛来》只是让这个工具箱得以打开的契机，让我能够将平时积累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研究中。

徽声在线：您在论文中把《牛来》称为承载社会情绪的“情绪容器”。烂片其实并不少见，但一部“烂片”能够如此爆红却实属罕见，为什么在2026年的今天会发生这个现象呢？您在文中没有详细谈及这部电影内容本身，它的走红与电影内部特性是否有一定关系呢？

喻国明：这确实是一个关键问题。我的判断是，一部作品能否成为“情绪容器”，关键在于它是否恰好踩中了时代的情绪脉搏，而与作品本身的艺术品质并无必然的直接关联。即使是一部艺术品质不高的作品，只要它能够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就有可能成为社会情绪的载体。

从宏观层面来看，2026年的中国社会恰恰处在一个多重焦虑叠加的节点上。AI技术的冲击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经济的波动也让人们对未来感到担忧，这些因素共同催生了普遍的生存焦虑。这些焦虑平日里是分散的、沉默的，人们往往不知道如何表达和释放。而《牛来》恰好提供了一个“出口”，它以“弱意义”的开放文本，给了所有人“自由赋义”的空间，每个人都能从中读出属于自己的那份焦虑与自嘲，从而找到了情感宣泄的途径。

但我也要诚实地说，电影的内部特性并非无关紧要。它的“反差美学”是一个重要的传播因素，精美绝伦的水墨海报与粗糙简陋的正片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恰恰构成了传播的“第一推动力”，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而“牛来”谐音“牛市来了”、“豹拉”谐音“暴拉”、“绊倒体”谐音“半导体”等看似偶然的梗，精准契合了大众的经济祈愿与深层社会心态，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共鸣和参与热情。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电影的内部特性提供了“引信”，社会的结构性焦虑积蓄了“火药”，算法的共谋完成了“引爆”。三者缺一不可，这场奇观才得以发生。

徽声在线：您提出观看《牛来》是一场“云在场”的情绪仪式，由此也形成了某种“情绪共同体”。而今天依托社交媒体形成的共同体，似乎比过去更为松散、临时和不稳定。您认为这种“情绪共同体”形成的机制是什么？对当下的人们而言，它有着怎样的精神意义？

喻国明：这种情绪共同体的形成机制，我概括为“三重耦合”。其一，算法推荐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将分散的、个体的情绪体验“可见化”，让“原来你也这样觉得”成为一种可以被感知的集体确认，使人们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从而增强了归属感。其二，用户的二次创作将被动的“观看”转化为主动的“参与”，情绪在造梗、玩梗、戏谑中完成了“劳动”与“展演”，人们通过参与创作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点，进一步加深了对共同体的认同。其三，通过围绕符号展开的意义协商，素不相识的人因共享同一个“梗”、同一种自嘲，临时凝聚为一个“我们”。这就是我所说的“云在场”的情绪仪式，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人们能够在虚拟空间中共同体验和分享情绪。

影厅座位拼出“牛来”

这种共同体的确是松散的、临时的、不稳定的，它随热点而起，也随热点而散，这是数字时代共同体的真实形态。它的精神意义，我认为至少有三层。对个体而言，它是一剂“情绪止痛药”，让原子化的、孤独的个体在短暂的共鸣中获得归属感与认同感，缓解了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的孤独感和焦虑感。对社会而言，它是一个“压力阀”，让原本难以言说的结构性焦虑，以娱乐化、戏谑化的方式得到无害的宣泄，避免了负面情绪的积累和爆发，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对治理而言，它既是“镜子”，也是“晴雨表”，让沉默的民意得以被看见、被听见，为政府和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当然，我也要提醒大家，这种共同体的短暂性，既是它的价值所在，也是它的风险所在。它可能来去匆匆，让人难以把握；也可能被操纵与裹挟，成为某些势力达到目的的工具。这正是我在论文结尾主张“以共情化解郁结、以民意识别信号”的原因，希望人们能够正确对待这种情绪共同体，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其负面影响。

记者：倪伟

编辑：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