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器》大结局引争议，司法戏弱智爱情戏狗血，典型烂剧无疑

8月23日晚间，备受关注的电视剧《重器》迎来了付费直通大结局。作为一位投入了真金白银的观众，笔者在观后深感这部剧实在难以令人满意，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烂剧。在司法戏份的呈现上，该剧的叙事智商和逻辑显得极为薄弱，而爱情戏份则充斥着狗血元素，注水严重，很多情节为了狗血而狗血，完全缺乏叙事的合理性。可以说，《重器》更像是一部打着司法剧旗号的法学生爱情故事大杂烩。

《重器》未能达成真正的司法叙事目标。

这部剧原本意图讲述我国司法体系向疑罪从无原则过渡的历程。编剧赵冬苓选择了从几位法学生的生活和工作视角切入，试图以此实现这一宏大的叙事目标。然而，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这种仅凭几个青年角色就试图承载宏大叙事的做法，在电视剧创作中显得颇为反智。回顾赵冬苓之前的作品《北上》，同样是魔改原著，将原本的故事硬生生改成了几个运河边青年的青春故事，最终导致整部剧口碑崩塌。而这一次，赵冬苓似乎并未吸取教训，依旧我行我素，试图用几个青年的故事来“糊弄”观众，结果自然是观众智商在线，赵式手法彻底失灵。观众们期待看到的是我国司法如何实现疑罪从无的进步，而赵冬苓却缺乏打造这一“主菜”的能力，最终又回到了法学生们谈恋爱的老路上。主菜炒不好，配菜却使劲加，整部剧自然就显得极为糟糕。

进一步来说，赵冬苓在《重器》中的叙事手法，也暴露出了她在宏大叙事与微观视角结合上的不足。她试图通过几个法学生的视角来展现司法体系的变革，但这种视角的选择却过于狭隘，无法全面、深入地反映司法体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她在叙事过程中也缺乏对司法体系内部运作机制的深入了解和挖掘，导致很多情节显得浮于表面，缺乏深度和说服力。

《重器》在“疑罪从无”叙事中，缺乏基本的辩证思维。

赵冬苓编剧在《重器》中展现出的一个显著问题，是她缺乏中学生就应掌握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观。我国司法体系确实曾长期处于“疑罪从有”的状态，但这一状态在赵冬苓的案件叙事中，却被片面地描绘成了制造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剧情中几乎所有的冤假错案，都被归咎于“疑罪从有”。然而，一部司法题材的电视剧，在讲述“疑罪从有”的问题时，也应该同时展现其用处和时代价值。

以《空枪》为例，该剧中的反派男主被内地警方抓获后移送香港警方，香港司法遵循“疑罪从无”原则最终将其无罪释放。如果按照内地当时的法律，反派男主本可直接判刑，也就不会有后续的一系列大劫案。这个案例恰恰说明了我国当年“疑罪从有”原则的时代意义。然而，在赵冬苓的《重器》中，却几乎全面否定了“疑罪从有”的作用，通过冤假错案的叙事方式进行片面否定。辩证思维指导下的叙事，应该既展现“疑罪从有”的时代价值，又揭示其产生的问题，而非像赵式《重器》这样片面。笔者在早前的剧评中就曾指出，老赵这戏属于“拿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正是基于这一道理。究其原因，并非赵冬苓想要诋毁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而是她个人的辩证思维能力相对较弱所致。因此，笔者持续建议赵冬苓应该加强学习，提升自己的辩证思维能力。

此外，赵冬苓在《重器》中的叙事还缺乏对司法实践深入的了解和体验。她似乎更多地是从自己的想象和刻板印象出发来构建剧情和人物，导致很多情节和人物形象显得脱离实际、缺乏真实感。这种脱离实际的叙事方式，不仅无法让观众产生共鸣和认同，反而会让观众感到虚假和做作。

《重器》多个司法案例叙事弱智，缺乏基础逻辑。

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多篇剧评中都已经进行过有针对性的分析。可以说，《重器》中几乎每一个案子都存在叙事智商和逻辑上的问题。即便是有原型案例的，赵冬苓在叙事上也无法遵从原型案例的逻辑进行呈现，而是生编硬造，导致案件叙事出现偏差。这种偏差不仅让观众感到困惑和不解，更让整部剧的司法专业性大打折扣。

当一部司法题材的电视剧在每一个司法案例上都存在叙事智商和逻辑问题时，我们不得不合理怀疑编剧的叙事能力。司法题材的电视剧需要相对较高的智商和逻辑来支撑其叙事，不能拿着小儿科的东西来糊弄观众。赵冬苓给人的感觉是，她把观众当成了幼稚园的孩子，讲个奶奶式的故事就能打发。这种水平哄孩子或许可以，但用来写电视剧就容易出烂剧。

《重器》狗血爱情故事泛滥，导致全员人设崩塌。

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早前的剧评中已经结合《重器》中的剧情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分析。主角们的爱情故事至少存在两点问题。第一点是与主线叙事目的相违背，严重注水了主线故事。第二点是这些爱情故事大多狗血且刻板印象严重，并非真实的生活饮食男女所能体验。很多时候，编剧更是仿佛琼瑶附体，为狗血而狗血。

以大结局为例，剧中故意写死夏英杰角色，不过是为了塑造男主的一种悲伤情绪罢了。这种过分机械化的角色死亡式转折，是编剧系大一新生都不屑于使用的老掉牙叙事伎俩了。赵冬苓编剧却依然在使用，可见她落后时代多少个段位。而更为烂俗的则是男主角偶遇相亲对象时，竟然恍惚中将相亲对象看成夏英杰。这场戏估计会恶心到很多女性观众吧。这种脱离实际、缺乏真实感的爱情故事，不仅无法让观众产生共鸣和认同，反而会让观众感到虚假和做作。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赵冬苓编剧的个人创作水平无法胜任司法题材这样需要叙事智商和逻辑的电视剧创作。她更适合写琼瑶式的情感狗血剧。《重器》这部电视剧严重狗血化，无法实现真正的司法叙事目的。这样的剧本从源头上就不应该被拍摄成电视剧。（文/马庆云 徽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