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霸权与高傲——深度剖析美国战争电影的历史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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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国家历史·陆》

历史瞬间：日本偷袭美军珍珠港军事基地

战争，这一主题始终是美国当代电影热衷于展现的内容。这类电影往往聚焦于战争的残酷与伤亡，以真实的战场厮杀为故事主线和背景，通过艺术加工与夸张表现，将战争场景与人在战争中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生动地呈现在银幕上。除了美学层面的考量，美国战争电影还作为美国历史文化的一种载体，反映了美国社会对战争这一人类现象的独特历史思考、哲学探讨与伦理评判。它们通过“生死观”到“战争观”再到“历史观”的层层递进，不断向世界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文化层面的扩张。

“暴力美学”盛宴背后的“生命至上”假象——美国战争电影中的等级观念剖析

“暴力美学”这一概念起源于美国，后在中国香港发展成熟，它代表了一种电影艺术趣味和形式探索。从纯创作技巧的角度看，“暴力美学”可定义为电影中对暴力的形式化趣味表现，主要发掘枪战、武打等暴力场面的形式美感，并将其发挥到极致。美国战争电影，凭借其先进的技术资源和创意资源，无疑在这一领域独领风骚。四溅的鲜血、散落的肢体、堆积的尸山、惨烈的搏斗、绝望的眼神、悲怆的呼喊、临终的幻觉……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美国战争电影中纯粹“暴力美学”所激发的形式美感，成为大众文化中的一道“视觉盛宴”。

然而，在这场形式美感的狂欢背后，美国战争电影也面临着对生命态度的道德评判。美国人常自诩为人权与人道主义的捍卫者，但在战争电影中，他们却往往未能真正体现出对生命与人性的尊重。他们所宣扬的，并非真正的人权，而是威权。

美国历史虽不长，却迅速崛起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一过程中，美国人形成了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他们将自己的文化、思想、价值标准视为绝对权威，不容其他民族与群体质疑。作为美国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战争电影也继承并强化了这一思维导向，其中最集中的体现便是威权。

好莱坞的标志性景观

美国战争电影中的威权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好莱坞战争片中的英雄形象与传统家长制的男性权威一脉相承。在战争中，个体军人权威对应着现实社会中的家庭父亲和社群领袖，进而延伸到国际关系中，即美国才有资格领导世界。其次，好莱坞战争片中美国人的横行霸道源于他们价值观上的天生优越感。美国人自认为拥有先进文明，是高尚世界的居民，是盎格鲁·撒克逊族白人后裔，因此应该拥有更高贵的生命。他们认为平等、人权只适用于这一高等群体，而来自“邪恶世界”的低等生物只应匍匐在美国人脚下，仰望美国的威权，聆听教诲。

在美国战争电影中，一方面彰显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生命等级观念，即以非等价的思维衡量美军与敌人的生命价值。即使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失败、损失惨重，也要用大量敌人的生命作为代价。例如，在《我们曾是战士》中，四百多美军的牺牲换来了近两千越共的丧生；在《黑鹰坠落》中，美军只有18人战死，却有一千多索马里人陪葬。另一方面，美国战争电影又企图用人道主义来掩盖威权的本质，实际上却更强化了威权的森严。如在《拯救大兵瑞恩》和《太阳之泪》等影片中，虽然美军小分队承担的是人道救援任务，但对敌人却毫不留情。徽声在线曾评论：“《拯救大兵瑞恩》除了展现战争的破坏性和自然危险外，还展示了只有‘不遗余力’地屠杀德国士兵才能完成拯救瑞恩的任务，瑞恩一人的性命比几百甚至几万德国士兵的生命都重要。”片中所要拯救的这种高傲的大兵精神，实际上正是一种威权，它通过一硬一软的两面性充分展现了美国人霸道的生存哲学。甚至电影中的弱者形象，如《拯救大兵瑞恩》中贪生怕死、侥幸生还的翻译员，《珍珠港》中裹挟国旗跳海逃生的水兵等，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威权的象征，因为他们有选择生的权利，而敌人却没有。因此，在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中，美军生命就是威权的直接体现，敢于毁坏美国士兵的生命就是在反对美国的威权，必须受到加倍的惩罚。

电影《珍珠港》中逃生的美国军人形象

因此，在二战片中，生性野蛮的德国纳粹和日本法西斯要么只能双手抱头怯懦地祈求饶命，要么只能头缠白布无谓地自取死路；在越战片中，身材矮小、相貌丑陋的越共士兵只配在暗无天日的地道里四处乱窜、成群死亡；在冷战片中，饱受“邪恶”政权压迫的苏联军人总是带着美好向往“投奔自由”“获得新生”。总之，在威权观念之下，美国战争题材电影总是以美国人的生命最值钱的等级价值观来审视生死，通过大量敌人程式化的死亡场面与尸首垒积来堆砌起美国英雄英勇无畏的光环。影片极少探究敌人的生命经历与临终哀痛，因为在“威权”观念之下，一切与美国作对的人仿佛统统“都该死”。

“现实主义”思维下的“丛林法则”——美国战争电影中的霸权思想揭露

历史上，人们对战争与道德关系的把握主要有四种立场：军国主义、和平主义、现实主义和正义战争理论。长期以来，在美国文化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战争观是现实主义的丛林法则。根据丛林法则，在国际舞台上，根本不存在用来为战争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或用来谴责战争的道德标准。任何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传播意识形态的目的，都可以诉诸战争手段。

霍布斯的理论贡献

霍布斯曾提出“自然状态”说，认为国家间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是无法辨认的，因为不存在共同承认的权力，不存在任何法律”，“自我保护和生存的法则是自然状态的唯一法则，不存在比这更高的道德律，最强者的权力是这一状态下的最高权力”。而美国人长期的奋斗史也培养了美利坚民族这样的信念：在这个世界里，尊严来自实力，安全来自实力，和平也来自实力。冲突与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和平与发展同样是实力的较量。没有实力，不但无法控制冲突，而且还会丢掉和平。因此，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才是美国选择战争的根本缘由。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高峰时期，路透社记者的一句俏皮话道出了丛林法则之下的新格局：“英国雄师还剩下一条尾巴，美国大兵挥舞着它鞭打全世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遵循着“武力以及使人相信可能使用的武力对保卫美国重大利益至关重要”的信条，其军事行动遍及全球：从朝鲜到越南，从海地到波黑，从索马里到阿富汗，从巴拿马到科索沃，从1991年的科威特到2003年的伊拉克。就如同《大独裁者》中的战争狂人兴格尔将一只地球仪玩弄于股掌中一样，美国自以为靠武力就能主宰地球的命运。

电影《大独裁者》的经典海报

美国战争电影作为美国社会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产物和表达方式，同样受到现实主义思维的影响。因此，在美国战争电影中，违犯美国利益或与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相悖的国家、军队或个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邪恶”的化身、“恐怖”的源泉。无论是否有合理确凿的理由，美国都必须战而胜之。对于《绿色贝雷帽》中的越南、《第一滴血》中的苏联、《深入敌后》中的朝鲜、《黑鹰坠落》中的索马里民兵等，美国欲打便打，毫不顾忌国际公理与道德准则。甚至要通过曲解和滥用开战借口来为自己真实的战争企图掩人耳目。在越战影片《绿色贝雷帽》的开场，特种部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民众和记者大肆宣讲越战的意义，极力鼓吹美国的价值观，使影片看起来就像是美国五角大楼拍摄的战争宣传片。而进入后冷战时代，当谋求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潮流时，已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为实现自己的全球战略又开始借口“人道主义”行干涉主义之实。这种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并不满足于在现有的主权原则下寻找依据，而是试图全面超越主权原则以及与此相关的不干涉内政和禁止国家在未得到联合国授权而对外使用武力（除自卫外）的原则”。这种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在国际上被称为新干涉主义，它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深刻联系，直接为美国的全球利益服务。它不仅主导了冷战后的几起局部战争，也同样被带到了美国战争电影中。在《黑鹰坠落》《华氏911》等影片中，美国政府就为了他们所谓的“人道主义”原则和“人权至上”的价值观以及赤裸裸的金钱利益肆意派遣军队入侵他国领土、侵犯他国主权而根本无视所谓民族自决与国际公法。但事实上无论抛出怎样的借口隐藏在美国所高喊的“人权”口号背后的真正战争理由却只能是美国的至高利益与全球霸权甚至只是“执政阶层用来对付他们自己的人民保护现有的社会制度转移民众视线掩盖社会里最迫切的需求救喊声”。一场战争的性质绝不会因为任何“漂亮的外衣”而被改变就像《黑鹰坠落》结尾美军仓皇撤离摩加迪沙的结局一样一旦战争失去正当理由、抛开合法权威、偏离正当目的那么注定只能以失败告终并遭到世人永久的唾弃。

电影《黑鹰坠落》结尾美军撤退的震撼场景

“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英雄神话”——美国战争电影中的英雄史观批判

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存在着崇拜、讴歌战争与英雄的传统战争观。后来盎格鲁·撒克逊人远涉重洋将这一尚武的战争传统带到北美新大陆并将其深深植根于美国人的血液之中。此后在艰难的西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野外生存的需要使美利坚人产生了一种对暴力、对英雄主义的无比崇拜。之后统一的美国社会受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的影响极其重视个体人的真实感受和自由选择崇尚精英阶层的个人奋斗与成功传奇逐渐形成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美国社会核心价值观。

盎格鲁·撒克逊人乘“五月花号”远航北美洲（1620年）

这种个人主义的伦理思想是西方近代以来伴随着人的解放进程在否定神学、等级制对人的束缚压迫基础上孕育出的一种价值精神。它提倡从人的角度看世界强调人的自我决断、自我奋斗与个体独立、个体平等强调深入人的内心世界理解人、进入人的精神世界张扬人提倡从人的角度看世界。这种崇尚独立个体的个人主义一方面启发了民智激发了创造但另一方面也无限扩大了个体在重大事件与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造就了美国社会对少数精英人物的畸形崇拜反映在电影文化中就是对英雄的过分专注与渲染。

在这种价值观与社会文化背景下英雄成为美国战争影片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因此无论是《第一滴血》中枪枪不死、以一敌万的硬汉兰博还是《拯救大兵瑞恩》中永不退缩、甘于牺牲的拯救小组抑或是《我们曾是战士》中英勇顽强、血洒疆场的突击劲旅……无不是好莱坞崇尚完美的艺术审美观和美国社会个人主义与现实主义价值观相结合的产物。影片中的英雄们将整个美国奋斗史和新教资本主义伦理传统中所尊崇的勤勉、刻苦、个人奋斗、现实至上的英雄主义文化价值观彰显得淋漓尽致。但同时这种英雄决定论也深刻反映出整个美国社会普遍的英雄史观思潮即认为英雄或领袖人物在历史进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历史的“主角”而历史的大多数主角劳动人民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匆匆过客决定不了历史走向。受这种唯心史观的影响英雄不但是美国战争伦理与社会文化心态的重要元素更成为美国统治阶层推销战争、蛊惑民众的“工具”。如在《父辈的旗帜》中硫磺岛战役中的六名树旗士兵因为他们的“壮举”而成为家喻户晓、举国尽知的英雄。政府出于财政支援的急切需要安排三名幸存士兵离开出生入死的战场顶着“英雄”头衔在国内发表感人至深的巡回演讲推销战争债券。影片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同时也在向观众们传递着这样一种伦理思考三名普通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因为一次“幸运”的“插旗”经历而被卷入一场“英雄”的作秀他们得以脱离战场、保存性命却阴差阳错成为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玩偶英雄”充当政府的工具。

电影《父辈的旗帜》中经典的插旗场景

另一方面这种脱胎于资本主义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政治经济结构的英雄史观在忽略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进步起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必然造成美国战争电影文化对于历史进程的畸形解读与刻意歪曲甚至不惜改写历史、将他人的事迹安在自己的身上以虚构起所谓的“美国英雄”。如在《巴顿将军》中就大肆贬低德军、英军和苏军。片中英国名帅蒙哥马利像个小瘪三歪着头挽着袖子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而庆祝德军投降盟军胜利的宴会上苏军统帅朱可夫油光满面嘴里塞满食物大口咀嚼一副滑稽笨拙的模样。这些都必然加深观众这样的印象：美国人才是这场战争的中坚力量。

真实的蒙哥马利将军风采

朱可夫将军的经典画像

在电影《猎杀U—571》中创作者硬是将冒着千难万险夺取德国密码机的英国突击队变成了美国人尽管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甚至谴责美国人“恬不知耻”但好莱坞仍旧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同样在电影《珍珠港》中导演着重描述了杜立特尔机队英勇袭击东京的全过程却对机群迫降中国后中国军民为救援美国飞行员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只字未提。（文中电影图片分别出自迈克尔·贝执导、2001年上映的《珍珠港》；雷德利·斯科特执导、2011年上映的《飞鹰坠落》；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执导、2006年上映的《父亲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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