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器》：以何种立场，审视有争议的历史？

最近，我一直在追一部尚未完结的电视剧，它的名字叫做《重器》。

作为一名刑事律师，我向来对国产行业剧持谨慎态度。毕竟，在多数情况下，行业剧往往只是披着行业的外衣，实质上却是在演绎爱情故事，法律元素不过是其中的点缀。更何况，许多所谓的律政剧与真实的司法实践相去甚远，这一点，从我过往的文章中便可窥见一二。

然而，《重器》却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在观看的过程中，我不断产生一种错觉：荧幕上所展现的那个年代的故事，仿佛就在我们身边上演；那些同学们、同志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正是我们此刻也在面对的吗？

此时此刻，与彼时彼刻，竟是如此相似。

《重器》之所以打动我，并非因为它完美无瑕，而是因为它做到了三点：首先，它以相对客观的视角，还原了特殊时期下的司法实践现状；其次，它没有简单地将人物划分为好人与坏人，而是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多面；最后，它通过批判当年的某些做法，间接地揭示了当下司法现状中的一些问题。这三点，恰恰是国产律政剧多年来所缺失的。

一、以何种立场，审视有争议的历史？

《重器》的叙事起点设定在1979年，一直延续到1997年刑法、刑诉法的修订。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背景便是1983年的"严打"。

对于这一题材，大多数影视作品的处理方式往往走极端：要么完全回避，用模糊的时代背景来替代具体的历史事件；要么简单定性，将严打描绘成一场纯粹的灾难，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没有正确的行为。

而《重器》则选择了一条最为艰难也最具风险的叙事道路：不回避，但也不简单定性。

以乔至良涉嫌强奸罪一案为例，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乔至良与死者是通奸关系，但在"从重从快"的高压态势下，公诉机关领导为了政绩，硬是将道德问题升级为重罪。而辩护律师李乡，仅因在会见中透露了“可能会被判死刑”的信息，便被以"包庇罪犯"、"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逮捕。

再如邱阿桂涉嫌故意杀人案，邱阿桂作为长期遭受家暴、女儿被丈夫抵债强奸的妇女，在绝望中杀死了丈夫。然而，法庭却因为担心判轻了会引发效仿，直接判处了死刑。

《重器》中的许多案件，并没有以传统意义上的“完美结局”收场，甚至不乏我们视角下血淋淋的错案。但《重器》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没有简单地将这些案件作为"严打就是错的"的证据来罗列，而是引导观众看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法治机制的不健全、诉讼程序和证据标准的不完善、法治理念的被忽视，才是酿成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

片中，主角团曾就严打的合理性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余高远在面对被重判的普通人时，曾说："法治进步总要有人付出代价。"而陆则铭则当场反驳："代价砸你脑袋上你再说？"

谁对谁错？无法定论。

这段对话之所以沉重而有力，正是因为它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从宏观制度演进的角度看，每一代法治进步确实都伴随着个体的牺牲，这是事实。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严打运动也并非是拍脑袋决策，了解过那段混乱历史的人，都不会质疑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必要性。但陆则铭的反驳同样有力，当你站在代价之上，成为了进步的牺牲品，你还能如此坦然地接受吗？

《重器》就是这样，它将矛盾摆在你面前，不替你做判断。它让你自己去思考：严打的功过是非，到底该如何评判？我们应该以何种立场，去审视一段有争议的历史？

二、真实世界中，无人是完美无瑕的圣人，无人能预知胜利的结局。

《重器》的主角团是五个法学院毕业生：陈一众、余高远、张丽慧、夏英杰、陆则铭。他们毕业后分别进入了法院、检察院、律所等不同岗位，经历了时代的冲刷。这五个人中，没有一个是"纯粹的正面角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纠结和挣扎，都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徘徊。

陈一众（黄景瑜饰）是理想主义者。他少年时亲历了司法制度不完善带来的遗憾，带着"完善司法、守护公正"的执念进入了公诉机关。但理想主义并不等于正确。在办理王有喜流氓罪一案时，陈一众因过往的经历而情绪盖过了理性。因为商铺邻里纠纷，王有喜在老婆逼迫下，当街扒掉了邻店老板娘田淑珍的衣服，百来号围观者无人出手。已是检察官的陈一众想到了自己母亲的遭遇，愤怒之下，推动了案件超越法定刑幅度进行控告，直接导致王有喜死刑，梁月敏死缓。（至于后续是否通过抗诉改判，因电视剧尚未更新到该剧情，我们拭目以待）。

理想主义者最危险的地方在于，他们太容易将"正义感"等同于"正确的判断力"。网上有传言，在后续剧情中，陈一众最终选择辞职深造、参与刑法修改，并非因为愧疚，而是因为他终于看清，许多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不能归咎于某一个法官身上，而在于制度本身。

余高远（蒋奇明饰）在网络上的评价并不特别好。他出身寒门，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靠成绩和篮球赢得了一些尊严和机会。但这些都难以掩盖他内心的执念：他太怕输了。毕业前，他执着于留在北京，留在最高法（检），但得知自己被分配到滨江后，他第一反应不是“我未来应该怎么干”，而是"是不是有关系户顶替我"？从上帝视角来看，这种被迫害妄想症或许是可笑的，但对于一个输不起的人而言，这种反应又何尝不是最真实的？在这个社会上，关系户顶替的事情还少吗？

在主角团争论严打的是非功过时，他说"这是进步需要付出的代价"；面对律师李乡被抓，别人焦急时，他却在盘算怎么利用这个机会给自己"立功"。这些剧情显得他尤为“精致利己”。但在宋小光案中，他又确实冒着巨大的职业风险去暗访精神病院，最终发现了伪造精神鉴定的猫腻。在发现无法通过体制内的方式进行正义的伸张后，他又确实把线索递给了袁亦方和陆则铭。有人说他动机不纯粹，不是为了那几十个被害女性，而是为了自己，想靠案子出名，想调出自己嫌弃了三年的滨江。但从客观上来讲，他确实推动了正义的实现。这种自卑和野心缠在一起的挣扎，恰恰是余高远这个角色最真实的地方。

夏英杰的转变是三人中最完整的。最初，她怀着对真相和公平近乎执拗的赤诚。在邱阿桂案中，她想让受害的小女孩出庭作证，但后来却明白了，有的时候真相换不来救赎，反而会毁掉一个孩子的一辈子。这种醒悟不是退缩，而是成熟。她依然在追索真相细节，但她学会了在法理之外看见活生生的人。在钱兴良杀人案（这个案子就是现实中的“亡者归来”案）中，她基于对证据标准的执着，与法院同事梅姐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法庭上，她诘问辩护律师，明明被告人在法庭上坚持做无罪陈述，且在案证据存在大量疑点，为什么仍然坚持做有罪辩护。只是，她最终仍然无力阻拦死刑判决。

张丽慧的蜕变同样值得关注。她是主角团中不太引人注目的一人，因为优秀，毕业后分配在了最高检，却执意来到基层西疆监狱，从一个普通法学生成长为驻监狱检察官，为平反冤案坚持不懈。她身上体现的不是那种惊天动地的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日复一日的耐心和韧劲。这种品质在现实中往往比一时的血气之勇更难得。

这五个人的彷徨和挣扎，让我觉得真实可信。没有谁天生正气凛然，也没有谁天生心肠歹毒。只有困于特定时代、过往经历和内心执念的每个人。《重器》没有把任何一个角色（尤其是没有把陈一众）塑造成"法治圣人"，它让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毛病往前走。这比任何英雄叙事都更有力量。

三、《重器》中的某些现象，真的只停留在荧幕中、停留在“那个年代”吗？

《重器》的故事背景是1979年到1997年，属于第一次、第二次严打时期。但它所揭示的许多问题，放到今天依然成立。

以宋小光案为例。宋小光是滨江市副书记的儿子，连环强奸几十名女性。案发后，宋家一夜之间就帮儿子办好了五份精神科大夫签字、盖了公章的精神病鉴定报告，跟起诉书一起送到法院。一个明明精神正常的人，就这么被合法地绕过了审判。余高远暗访精神病院，发现宋小光住在豪华单间里，吃着水果、听着音乐，日子过得比正常人还潇洒。

这个案子在剧中最终通过袁亦方的介入和舆论推动得以重启鉴定、缉拿归案。但它揭示的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在司法实践中，鉴定意见的公信力问题、权力对司法程序的渗透问题、地方保护主义对个案的干扰问题，这些事情真的只在八十年代发生过吗？

在李乡案中，公诉机关领导苏国盛基于错误的政绩观，为了在严打期间捞取政治资本、树立典型，无视李乡正当履行辩护人职责的事实，强加指控严厉罪行。苏国盛的逻辑是什么？宁可被撤职也要办了李乡。因为一旦李乡被证明是对的，就意味着苏国盛的决策是错的，意味着他亲手打造的"铁案"是冤案，意味着他的仕途终结。

这个案子精准地揭示了一个至今仍然存在的司法痼疾：当办案人员的政绩考核与案件的公正处理挂钩时，冤案的产生就不是意外。在"错案追责"和"政绩优先"的双重压力下，承认错误比犯错误更危险。承认了，会得罪人，会影响仕途；不承认，似乎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反正监狱里的人没有办法发声。

几十年后的今天，这种现象有没有好转？有。司法责任制改革、员额制、终身追责等制度设计都在试图解决"政绩驱动司法"的问题。但有没有完全解决？没有。我见过太多案件，办案人员明知证据有问题，但就是不愿意纠正，因为纠正的成本远高于维持的成本。以至于，甚至行业内对于二审、再审已经默认是“有限度纠错”。何为“有限度”？如果我们提前设定了“有限度”，那又谈何纠错？这何尝不是一种可悲？

《重器》拍的是历史剧，但其中的许多剧情，并不仅仅发生在荧幕中的那个年代。

四、结尾

值得肯定的是，《重器》没有陷入一种"今人比古人高明"的傲慢。它通过对案件办理过程的描述，不是想要告诉大家"过去的愚蠢荒唐"，而是在展现那个年代中的复杂的社会局势以及存活于那个年代的人物的彷徨和挣扎。

严打确实制造了大量冤案，但它也确实遏制了当时恶性犯罪的高发态势，为国家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历史决策是复杂的，不能简单用好坏来定义。但是，我们也应当警惕“无视错案风险”“无视程序争议”以及“法治虚无主义”的思潮再次复苏。

当下，有人对司法活动动辄便主张“重现严打”“乱世用重典”，对于社会治理的理念仍然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无视当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忽视了健全轻罪治理体系是社会综合治理的大势所趋。他们完全以非黑即白的思路、简单粗暴的“敌我矛盾定性”应对复杂的政法工作；忽视了当下暴力性治安案件相对减少、民刑交叉案件数量激增的态势；忽视了“罪责刑不适应”也是错案的一种；甚至将“案件办理数量多所以无法保证质量”当做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错误思想，在当下是否仅为个别存在？需要警惕。

这大概就是《重器》这个剧名的含义。法律是重器。重器之"重"，不在于它能砸出多大的声势，而在于它每一次落下，都关系到一个人的自由、一个家庭的命运、一个社会的底线。无论你是普通老百姓、商人、律师、学者还是国家干部，都应该支持现代法治，认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认可“诉讼证据标准应当健全且合理”。因为每一次法治的失守，都是“没有人能置身事外”的灾难。

《重器》还未更新完结，据说陈一众最终离开了检察院，成为了一名法学学者（跟高育良正好反着来），余高远、夏英杰在滨江法院内默默耕耘、挣扎前行，张丽慧在监狱检察的岗位上默默坚守，陆则铭成了知名刑事辩护律师，继续为冤屈奔走发声。他们五个人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但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推动那部“重器”往更好的方向走。而他们所要面临的困难、所要面对的挣扎和彷徨，很可能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更多。

而荧幕外的我们，2026年的法律人，也是如此，也将如此。

[完]

叶东杭

主要业务领域：税务犯罪、信息网络犯罪、经济犯罪辩护；税费争议诉讼、税务合规专项、税务稽查应对、投融资涉税法律服务。在数字化时代，信息网络犯罪日益猖獗，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我凭借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为当事人提供全面的法律服务，助力他们应对复杂的法律挑战。同时，我也关注税务犯罪领域，深知税务问题对企业和个人的重要性。通过专业的税务合规专项服务，帮助客户规避税务风险，确保税务处理的合法性和合规性。在税务稽查应对方面，我能够为客户提供有效的策略和建议，帮助他们顺利应对税务稽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此外，我还提供投融资涉税法律服务，为客户的投融资活动提供税务方面的专业支持，确保投融资活动的顺利进行。

广东知恒（前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恒刑事中心数字经济与网络犯罪辩护部顾问，高校法学院证据法学课程校外导师。从业期间，我主攻税务犯罪、信息网络犯罪、经济犯罪辩护，撰写税务犯罪文章数十篇，每年经办大量刑事案件，拥有丰富的税务犯罪、信息网络犯罪辩护经验。曾办理多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涉及建设工程、成品油、制造业、财务咨询、出口贸易、自媒体行业。同时，在经办的多个案件中取得不起诉、无强制措施释放、缓刑、胜诉、二审改判胜诉等成果及侦查阶段取保候审、不批捕取保候审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