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严打风暴：多位高干子弟被依法严惩，他们究竟是谁？

近日，徽声在线热播的律政大剧《重器》引发了观众们的热烈讨论，剧中家暴案、少女被害案等情节扣人心弦，但其中第一集支线里两个小混混当街调戏妇女的案件，更是让我印象深刻。

这起案件的主犯年仅十九岁，从犯也不过二十出头。他们在大街上公然调戏女性，随后又与见义勇为的主角发生冲突，甚至捅伤了男主陈一纵。

按照当时的法律，从犯或许只需接受劳教，主犯也不过判个三到七年徒刑。然而，在第二集25分左右，法庭却做出了惊人判决：19岁主犯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从犯则被判无期徒刑。

这一判决让部分网友感到“不可思议”，也引发了主角间关于政策与法律谁更大的激烈辩论。黄景瑜饰演的陈一众认为：“量刑过重，判决过快，完全不符合法律程序。”

而蒋明奇饰演的余高远则反驳道：“非常时期，需用非常政策。”他强调：当时治安形势严峻，政策虽严厉，但只要“一视同仁”，所有人都按这个标准来就没问题。

其实，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正是四十多年前的“83严打”时期。在特殊政策背景下，国家确实“从重从快”处理了大量刑事案件。

正如剧中所述，有些人仅因晚上聚会跳舞就被判了“流氓罪”。但“严打”在当时确实有其必要性，且国家执法部门也确实做到了剧里余高远所说的“一视同仁”。

因为在这场严打中，不仅民间的流氓、混混受到了重罚，甚至还有四位开国功臣的后代和两位上海高官之子被判处极刑。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国家出台了“严打”政策？被依法从重从快处置的这6位高官子弟又是谁呢？这还得从七十年代末的知青返城潮说起。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从农村返回城市，他们一时找不到工作，成为了社会闲散人员。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受大量港台和国外盗版光碟、杂志传播的不良价值观影响，这些无业青年生活堕落，开始拉帮结派、调戏妇女、打架斗殴、寻衅滋事。

当时国家的刑法制度尚不完善，仅凭治安管理处罚根本无法阻止社会治安的恶化。于是，在1983年的八月，邓小平在中央某次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提出要进行一场“严打”。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严打”初期虽然从重从快解决了大量案件，但社会治安并未立即好转。不过，中央“治乱世用重典”的决心并未动摇。

到了1986年，邓小平决定在党内发起一场“端正党风”的行动。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开会时强调：

我们的高级干部及其子女大部分是好的，但确实存在个别干部子弟违法犯罪的行为。因此，越是高干子弟，越是高级干部，他们的案件越要抓，要注意抓典型。

邓小平还表示：“不管牵涉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处理，决不能手软。”紧接着，胡启立在中央党校会议上提出对于高干子女犯罪的情况要“杀一儆百”，“该抓的要抓，该杀的要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前面提到的六个高干子弟被处决。他们分别是：陈小蒙、胡晓阳、陈东平、熊紫平、熊北平、朱国华。

朱国华的案件在网上被提及的频次最高。朱国华是朱德的孙子，当年在天津一家单位工作。由于离开家长的监管，他“放飞自我”，不时通过“舞会”与一些女同志接触并发生关系。

严打期间，朱国华被判处极刑。关于案件的具体细节，这里不再赘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网上搜索。

熊紫平、熊北平是两兄弟，他们是开国少将熊应堂的儿子。熊应堂1928年参军，走过长征路、打过日本侵略者、参加了解放战争。

开国时，熊应堂是25军副军长。上世纪七十年代，他曾在浙江担任重要军职。老将军戎马半生，功勋卓著，但在教育儿子方面却束手无策。

熊应堂对两儿子只有“打骂教育”，而他的妻子却溺爱儿子，把熊氏兄弟俩教得无法无天，经常与他对着干。

熊应堂送儿子去参军，结果他们在军队里调戏女兵；送儿子去工厂上班，他们就在工厂调戏女工。最终，熊紫平被判极刑，熊北平被判死缓并在牢里自裁。

陈东平是开国上将陈再道之子。在这批获罪的高干子弟中，其余五人主要犯的是“流氓罪”，而他不仅犯了“流氓罪”，还犯了“间谍罪”。

这位开国上将的儿子怎么就成了“间谍”呢？原来，他在哈工大读书时，“收听敌台”出了问题。

1962年的某一天，陈东平在宿舍里摆弄收音机，突然收听到了宝岛那边发布的消息。听着听着，他就被对岸的宣传攻势洗脑了。紧接着，陈东平开始给对岸写信表忠心。

结果信还没寄出去，陈东平就被哈工大开除了。失学的他后来成了社会上的混混，严打期间因犯侮辱妇女罪被处决。

陈小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的儿子。他父亲也是革命元老，这里不再多提。他本擅长写文章，还在《民主与法制》报社当过记者。

那么，陈小蒙是怎么走上犯罪道路的呢？原来，他交友不慎，遇到了同单位的同事胡晓阳。此人是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

胡晓阳知道陈小蒙婚姻不幸、感情失意，就给他灌输诸如“女人如衣服，随便换”的错误思想。于是，胡晓阳叫上陈小蒙和他弟弟陈冰郎以及另外一个姓葛的人，假借“帮忙调动工作”欺骗女性发生关系。

更过分的是，陈小蒙事后还去采访受害者，胡晓阳还会留下她们的照片。东窗事发后，陈小蒙和胡晓阳都被判处死刑。

需要说明的是，网上有资料称熊氏兄弟案发生时间早于“83严打”，实际发生在1979年。这里特此注明，供大家参考。

这些案件在如今看来，有一部分确实判得有点重。但这都是当时那个特殊时代、特殊形势所导致的。

《重器》的主角们出生在那个年代，经历了那一场巨大的动荡与变革。后来，他们各自为了完善中国的法治建设作出了努力。如今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

不过，站在如今的角度回望新中国法治建设的来时路，那一段历史里仍有值得大家警醒和铭记的地方。这也许就是最高检、最高法筹拍这部《重器》的初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