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限速政策：一场注定难以成功的治理实验

近期，全国多地纷纷出台针对电动车的严格管理政策。

深圳采取了征信联动措施：

杭州则启用了智能测速系统：

其他地区也相继跟进，具体案例不胜枚举。这些举措是否源于央视此前“舆论监督”的连锁反应（可参考笔者过往分析），暂且不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各地交警部门已为此投入大量精力，现场管理可谓“热火朝天”。

那么，如何理性看待这一现象？

笔者曾多次撰文剖析其本质逻辑：

禁摩令实施→摩托车需求未消失，转向地下交易→电动车作为替代品兴起（名义为电动自行车，实为电摩）→监管部门对分类游戏默许二十年→电动车管理陷入灰色地带，问题频发→新国标通过技术标准（25km/h限速）试图淘汰替代品→电摩真实需求仍存，催生央视曝光的全套规避手段→进一步强化执法以落实新规。

这一逻辑链条虽长，但笔者已尽量简化表述。当前舆论场对此事争议激烈，甚至部分立场相近的人也产生分歧，根源在于未认清禁摩政策是所有问题的起点。

因此，将新国标限速政策落地执行，注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早在政策出台之初，笔者就曾预言其后续发展，如今种种现象不过是验证而已。

背后的道理简单明了：政策无法违背大众真实且广泛存在的合理需求，再强势的政府也难以做到。

类似情况几年前已大规模上演过一轮。若记忆尚未模糊，大家应能回忆起那段经历。实际上，这两件事在本质上有高度相似性。

很遗憾，笔者不得不以这一敏感事件作为对比参照。因为根据观察，绝大多数国人对电动车管制的荒谬性与严重性认识不足，若以此事件为镜，或许能帮助更多人看清本质。

那段经历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安全从来不是无代价的，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成本。

至少包括以下几项：

1、执法资源消耗成本

2、市场经济损失成本

3、民众时间损耗成本

4、个人自由受限成本

5、制度运行低效成本

6、政策失败后的资源沉没成本

若前5项难以理解，这里以第6项沉没成本为例说明。

假设未来中国取消禁摩，实行分级管理（与国际接轨），你会发现：小到电动车测速设备成为闲置资产，大到数亿辆限速25公里的电动车沦为鸡肋产品——反倒是那些预留技术后门的违规电动车仍具使用价值。

这种资源浪费是否似曾相识？但相比这些看得见的沉没成本，民众付出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虽无形，却更为庞大。

若仍难以理解，不妨暂停思考，回顾过往，唤醒尘封的记忆。

两者共同点：均以“安全”为最高准则→构建精密管控体系→最终因现实需求压力崩溃→留下大量闲置基础设施。

两者也有显著差异：前者是全民性成本，故难以持续三年；后者是结构性成本，其代价由最弱势群体承担，因此政策能延续二三十年，甚至至今仍在加码。这解释了禁摩限电政策的持久性，以及为何许多人对其负面影响无感知。

笔者今日以该事件对比，实则想问：若你曾承受过那种痛苦，是会学会推己及人，还是继续对他人的困境视而不见？

笔者在网络上见过这样的对话：当有人问外卖员如何应对限速时，有人回复称“他们可以改骑自行车”；

类似逻辑在农民养老议题中也曾出现：当有人问农民养老问题时，有人回复称“他们有土地保障”。

这本质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失败的代价由特定群体承担，因此政策可以长期失败而不被察觉——这是此事最残酷的现实。

根本解决之道只有一个：取消禁摩政策——正如当年解禁是唯一出路一样。

拖延越久，付出的成本越高，还要继续拖延吗？

总有人质疑：难道就不管了吗？对此笔者已近乎失去耐心——全球普遍采用分级管理模式，这是经过反复验证的成功经验，中国有何特殊之处？

这并非制度优势，该醒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