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视障群体平等“看”电影：广州的无障碍探索与实践

“这马鞭摸起来和真的一样吗？”冼姨从志愿者手中接过戏剧道具马鞭，轻轻抚摸后，笑着发问。得知这是仿制品后，她爽朗地大笑，将马鞭高高举起，摆出一个英姿飒爽的姿势，仿佛自己就是舞台上的主角。

这一幕，被定格在广州图书馆举办的“无障碍电影欣赏会”上。8月2日，视障与视健朋友们齐聚一堂，共同“观看”了陈佩斯执导的《戏台》。冼姨，这位多年失明的观众，已是电影欣赏会的常客，她的笑容中透露出对电影的无限热爱。

像这样的无障碍电影欣赏会，广图每月都会精心筹备一场，为视障朋友们打开一扇通往光影世界的大门。

那么，盲人究竟如何“看”电影呢？其实，他们并非用眼睛看，而是用耳朵“听”电影，这背后离不开一群用声音描绘光影的志愿者。

黑暗中的光影讲述者

正在为电影进行口述的曾海燕与容芳。徽声在线见习记者 周旭辉摄

与《戏台》中“两个楚霸王”的情节相呼应，电影中黄渤与尹正分别演绎上下半场，而电影外，曾海燕与容芳则接力讲述，她们是合作多年的默契搭档，隶属于“星辰社”这一志愿团队。

为了这场《戏台》的口述，她们反复观看影片，对戏曲术语、人名地名进行详尽标注与查证，“行头”“乐亭”“落子”等词汇都被她们注释得一丝不苟。容芳还从梨园世家的朋友那里借来了红缨枪、双剑、马鞭等道具，这些平时从不外借的宝贝，在她的诚恳请求下，终于得以亮相，让视障朋友们在观影后能亲手触摸，感受电影的魅力。

星辰社自成立之初，就将这种严谨认真的态度融入了团队的血液中。

作为广图长期合作的三支口述团队中最年轻的一支，星辰社虽然成立时间最短，但成长速度惊人。他们凭借这份认真，完成了广图的许多个“第一次”：首次走进启明学校，首次进入社区，首次在商业影院举办无障碍口述专场……

2019年中秋节，星辰社在广州海珠区卢米埃影城成功举办了第一场商业影院无障碍口述专场，放映的是纪录片《共同命运》。尽管是公益包场，但他们仍坚持为每位观众打印了实体电影票。许多视障朋友首次走进影院，摸着那张票根，激动不已。影城经理“雪碧”被这一场景深深打动，此后一有合适的片子就主动与他们合作。

星辰社的解说资料里，口述稿堆积如山。在制作徐克版《射雕英雄传》时，容芳的口述稿长达一万多字，经过反复删改才定稿。影片中空镜头多、特写多，为了不让观众跟不上节奏，又不压过原片声音，她干脆站着边比划边写稿，寻找武侠招式的感觉。容芳本身就是金庸迷，加上姓氏的巧合，她还得了个“容大侠”的外号，与一同口述的黄姓小伙子并称“黄蓉大侠”。

“容大侠”与观众“双剑合璧”，共同探索电影的奥秘。徽声在线见习记者 周旭辉摄

面对电影中的方言、外语或手语对白，星辰社同样不让这些信息沉默。在《射雕英雄传》中，他们找来志愿者为蒙古语台词配音；在《震耳欲聋》和《不说话的爱》中，他们不仅设专人配音，还自学了手语；在《得闲谨制》中，面对又快又密的日语台词，曾海燕甚至拉上女儿一起讲解。他们致力于传递电影中的所有信息，让视障观众也能全面感受电影的魅力。

纪录片一直被视为口述影像的“雷区”，因为旁白太多，口述员难以插话。但曾海燕偏要挑战这个“雷区”。2021年，她了解到广图纪录片中心藏有3300多部片子，认为这是一个让视障朋友了解世界的宝库。于是，在建党百年之际，星辰社制作了五集系列纪录片《重生》；今年8月，他们又将讲述《长征》的故事。

开篇提到的冼姨，在广图的一次触摸阅读活动后，萌生了去伦敦塔看看的念头。次年，她真的与家人踏上了英国之旅。回国后不久，星辰社正好讲解《帕丁顿熊》，他们还准备了伦敦塔和小熊模型供大家触摸。电影中的街角、码头，都是冼姨曾经走过的路，她听得格外认真。散场后，她与志愿者们聊了很久，分享自己的旅行故事。

粤语口述也是星辰社的重要工作之一。广州本地很多老人只听得惯粤语，用普通话讲电影会让他们感到隔阂。于是，星辰社选择了残奥冠军苏桦伟真人真事改编的《妈妈的神奇小子》，先制作国语版，又配合全运会和残运会制作了粤语版，在西村街道和广州市盲协连放几场。西村是视障老人聚集的片区，他们还放映了周星驰的《功夫》、黄子华的《破地狱》等影片。《桃姐》甚至在同一处连放两遍，因为观众看完第一场就要求二刷。“这是地方文化传承，不是需求少就可以不做。每个地方都要把自己的文化传下去。”曾海燕坚定地说。

去年，星辰社一共制作了6部院线片的无障碍版本。除了广图，深圳盲协也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射雕》在深圳一天排了两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服务不同片区的视障朋友。曾海燕讲起这些时，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相互成就吧，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每做一部片子，自己都像充了一次电。”

星辰社起源于跨校际的学生社团，最早一批成员来自执信中学和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孩子们拉上家长，家长又影响了身边的朋友，就这样，一群人聚在了一起。后来，有人升学、工作，也有人留了下来。团队把培养新人当成日常功课，口述作品攒下口碑的同时，也吸引着新鲜血液的加入。广州南方学院的英语教师何锦雯，这个夏天几乎每场活动都到场，从写稿、道具到现场协调，什么都搭把手。《戏台》放映结束后，一位叫Haha的志愿者专门跑到台前，对两位讲解老师说：“你们讲得真好。”并当场加入了社团。

图书馆里的温暖回响

“一做就是十几年呀。”广州图书馆的李芷筠老师笑着回忆起与星辰社的合作历程。

星辰社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一个长期稳定的阵地协作——广州图书馆。广图为星辰社提供了场地、组织观众、审核质量、对接资源等全方位的支持。

广州图书馆无障碍观影活动合影。徽声在线见习记者 周旭辉摄

2009年，广图还在中山四路老馆时，就开始尝试视障电脑培训、线下讲电影等活动，只是那时还比较零散。迁入珠江新城新馆后，李芷筠接手这项业务，将分散的服务整合成了系统。她是广图重点群体服务组的负责人，团队一共六个人，虽然没有专职无障碍岗位，但所有重心都倾斜到了这里。

为什么是图书馆来做这件事？

“图书馆的核心职能是挖掘、提供知识文献资源。我们不包揽民生帮扶，而是专注文化赋能。有《公共图书馆法》托底，做这些事名正言顺。”在李芷筠看来，口述电影只是一个入口，一部口述稿几万字，和一本书其实差不多。有声书录制、盲文图书制作、纪录片解说、文博导赏……这些事一件件做下来，指向的是同一个目的：让所有人平等地“读”到这个世界。“文化这条线，我们必须守住。”她坚定地说。

六个人做的远不止放电影。广图二楼有一间无障碍工作室，盲文打印机常年运转。双面机速度快，普通文档几分钟就能变成一页凸点；单面机则专门印带图形的文稿，数学几何图、地图也能用点位“画”出来。去年暑假，光视障学生的盲文作业就打了1000多页。旁边配着一台点显器，连上读屏软件，屏幕上的文字同步变成一凸一凹的点位，摸着点位、听着读屏，视障朋友就可以学习盲文了。“视障群体是全民阅读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也最需要图书馆提供配套服务。”李芷筠说。

2025年，广图取得了国家版权局无障碍版本制作备案资质，可以合规地为残障、阅读障碍人群制作适配影音、书籍资源。有声书采取“读者需求驱动”模式：读者提出想看的书，馆里招募对应语种志愿者录制，以捐赠形式存入资源库，合规规避版权问题。

但广图最核心的价值，不是自己做内容，而是“搭台”。李芷筠把图书馆定位成一个资源协调枢纽：影城、基金会、公益团队、高校、社区，有机构缺口述员、场地、物料，都会通过广图对接。

这份连接结出了不少果实。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把口述影像开成了公共选修课，广图提供实践指导，学生写稿、录制、打磨，很快就产出了《让子弹飞》《长津湖之水门桥》的口述版。广州大学统计学院的学生团队是主动找上门的，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至今已传了三届：先是产出了8部《哈利·波特》系列口述作品，都捐给了馆藏；接着下沉到河源、梅州的县城培训当地志愿者；现在正在尝试体育口述影像。这些年轻人将来未必都做口述员，但“无障碍”三个字会被他们带到不同的方向里去。

蔡东恺是广图团队里上手最快的年轻人。2023年8月，他去宁夏参加中国盲文图书馆组织的无障碍电影制作培训班，回来整理了两套课件。此后三年，他跑遍了梅州、湛江、贵州毕节等地，把培训送到基层。“经济欠发达地区没有足够人手做无障碍服务，但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在毕节，特教学校的老师告诉他，孩子们最缺三类图书：文学类、艺术类、医药按摩类。“全国普通高中阶段，配齐全部全科师资的特殊教育学校，只有5所。绝大多数视障孩子初中毕业就只能读中专，人生路径一下就窄了。”蔡东恺说，视障群体的命运改变，常常就差那么一点信息、一份盲文资料、一本有声书。图书馆的角色，就是别让这一点成为天堑。

在广图，无障碍服务早已不止于电影。赵捷鸣是后天失明的视障老师，失明前是专业烘焙师，会做香、做手工。“自己淋过雨，就想给其他视障朋友撑把伞。”她主动申请入驻广图开设手工工坊，教视障朋友做香牌、香囊，不用明火，全凭触觉和嗅觉掌握原料与步骤。学会之后，她还能帮忙对接代工订单，让学员靠手艺获得收入。目前已有三名学员可以独立完成香牌制作。李芷筠觉得这件事比直接给钱更有意义——自己挣的和领补助，感觉完全不一样：“这是一种尊严。”

赵捷鸣老师的手工课堂。受访者供图

有的视障朋友在广图参加了几次活动后，被那种氛围感染，主动跑去亚运会做了志愿者——从被服务的人，变成了服务别人的人。这些细节李芷筠讲起来很平淡，但能听出她是真的欢喜。

李芷筠心里清楚，远未到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我们现在最缺两样：一是偏远地区覆盖不到，二是缺少专业人才。”她一直想筹办一场广州无障碍文化论坛，把全市做无障碍文化服务的组织聚到一起，互通信息、探讨行业发展，但精力有限，迟迟没能落地。下一站，广图计划把服务拓展到大湾区，“这是我们‘十五五’规划里的目标。”

标准化设备，探索无障碍观影新路径

如果说，星辰社和广图代表的是“手工式”的内容打磨，那么另一条路径——标准化影院设备——正在尝试解决“工业化”的问题，为视障朋友提供更加便捷、自主的观影体验。

传统口述观影依赖志愿者现场手持麦克风解说，解说音与电影原声同时播放，节奏难以匹配，同场的健全陪同者也会受到干扰。更要紧的是，这种形式必须依赖机构统一组织专场，视障者只能被动参与。而标准化设备则走的是另一条路：影片提前制作内嵌解说音轨的无障碍版本，通过独立声道传输，只有佩戴专用耳机的视障观众能听到解说，旁人则不受影响。

今年7月10日，华南首个配套专用无障碍设备的影厅在广州寰映影城天河环贸店落地启用。这套设备由上海电影技术厂研发，包括一个音轨发射器和20副专用耳机。视障观众可以自主上网选座，以优惠票价购票，和普通观众坐在同一个厅里，无需等人组织，享受与健全人同等的观影体验。

无障碍观影设备。受访者供图

推动这件事落地的核心人物之一，是广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谢淑婷。她记得很清楚：2024年底，设备厂商找到她，她就动了心思。那时国内外无障碍影厅已经起步，上海、北京都有，唯独广东还是空白。

钱不是最大的问题，整套设备不到三万元。广东康益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了解项目后，很快全额捐出。真正的拦路虎有两道：硬件适配和片源。

设备运到影院，第一关就是硬件适配。这套系统需要放映设备有特定的音频接口，寰映影城既有的放映设备型号很新，没办法适配，但他们没有放弃，而是专门从其他门店调来支持接口的放映设备，替换了原有机器，这才完成了对接安装。

片源是另一道难关。一部院线电影要做成无障碍版本，必须从片方拿到加密母版，重新合成一条内嵌解说音轨，再封装成符合院线放映标准的拷贝。这套工序，目前全国只有中影集团和上海电影技术厂有能力完成。而片方手里攥着母版，配合的意愿并不高——单独录制解说音轨要增加成本，加密硬盘一旦流转就有内容泄露的风险，加上残障受众体量有限、带不来什么商业回报，多数片方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产量数字能说明问题：2022、2023年每年还有几十部，2024年降到十几部，2025年只剩个位数，2026年至今一部都没有。以《飞驰人生》为例，前两部都做了无障碍版本，第三部却没了下文，原因没人说得清。而且即便有了片源，使用也受限——片源存在专属硬盘里，密钥绑定固定影厅和固定时段，播完硬盘必须寄回片方，无法流动放映。

“没有片源，有设备也是摆设。”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决定让设备先落地。“总要有个起点，让社会看见这个缺口。”谢淑婷坚定地说。

华南首个无障碍观影厅首映合影。受访者供图

首映用的是2024年的《我们一起摇太阳》，靠公益电影经纪人协调才拿到硬盘和专属密钥。

第二试点已经列入计划：荔湾区西村街道和苑社区，那里集中居住了约四十名视障人士，是芳村盲人大院拆迁改造后的安置片区。基金会正联动荔湾区残联和街道，对接周边影城。远期规划是向佛山、深圳等珠三角城市输出全套经验。

谢淑婷并不认为标准化影厅会取代口述专场。“两种模式定位不同，互为补充。广图口述场服务稳定、覆盖人群广，适合集中帮扶；影院标准化设备主打常态化自主消费，不用被动等待组织。”

首个无障碍影厅的出现，并非一个“孤立的起点”。它的根基，恰恰扎在广图和星辰社等团队十余年培育的土壤里。没有广图用几百场活动养出的视障观影习惯，没有星辰社一次次敲开影城大门证明“视障群体也愿意进影院”，就不会有基金会拿到设备后立刻找到愿意合作的商业影城，也不会有企业默默掏钱支持。“这是多方蓄力后的一次显影。”谢淑婷感慨地说。

被看见的，不只是电影，更是平等与尊严

所有这一切的基石，是残障人士心底那份“我可以的”的坚定信念。

曾海燕永远忘不了几年前在广图的一个下午，她带一位视障大姐去接开水，想伸手帮忙，大姐连说几遍“我可以的”。她退到旁边，看着大姐靠水流声判断水位，用指尖试探水温，动作精准流畅。“那一刻我才真明白，他们要的不是被特殊照顾，而是和所有人一样的平等权利。”曾海燕感慨地说。

从那以后，星辰社一直强调“支持服务”而不是“包办替代”。“真正的共融，是让他们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走进影院，而不再被动等待。”这是星辰社一直秉持的理念。

这件事也在改变做事的人。李芷筠原本“天天跟书打交道，安安静静的，话特别少”，接手无障碍服务之后，要对接各个组织，协调大大小小各种事，“硬生生练得健谈了”。志愿者也一样，去年做完《河西走廊》口述，星辰社四个志愿者结伴跑去甘肃，看自己讲解过的那些山和路，感受电影与现实的交织。

这座城市的边界也在向外拓展。广图已经将无障碍服务写入“十五五”规划，目标直指粤港澳大湾区联动。香港专做体育口述影像的团队，去年全运会期间专门来广图交流过体育口述的经验，共同推动无障碍服务的发展。

法律层面的支撑正在逐步到位。广州市政协委员郑子殷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三十六条已经为无障碍“软服务”提供了根本性保障。法律定的是原则和方向，广图等组织这些年的摸索，恰好回答了“怎么做”的问题。

他说，希望有一天，残障人士看电影不是新闻，而是日常，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现实远非坦途。片源供给连年萎缩，缺少顶层制度约束，制片方不配合，没有一家影院能独自解决片荒。公益包场靠明星粉丝团和爱心企业撑着，缺了金主就难以为继。视障群体习惯了免费模式，付费观影的观念需要慢慢养成。盲道上的电车、单车，很多人随手一放，根本想不到这会给其他人带来什么——社会整体的无障碍意识，还差得远。

明年，谢淑婷就要退休了。她早就想好了退休后的去处——去广图做志愿者。“这件事开始了就放不下。”她笑着说，眼神中透露出对无障碍服务事业的无限热爱与执着。

采写：徽声在线见习记者 周旭辉

摄影：徽声在线见习记者 周旭辉

设计：何欣

出品：徽声在线政务新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