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闪耀时》撤档风波，中国科幻未来仍可期

文 | 天书 北方朔风

当《群星闪耀时》在正式公映仅两天后便宣布撤档，这一消息无疑令众多影迷感到惋惜。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曾对这部影片寄予厚望，认为其作为一部具有开创性的科幻电影，若能在暑期档保持日票房第三的位置，即便无法完全回本，但突破五亿票房大关，仍可视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然而，现实却显得颇为残酷。

上映首日，《群星闪耀时》虽以三千多万的日票房成绩跻身前三，但与前两名的差距显著，票房预测最高也仅三亿。面对即将上映的《新蜘蛛侠》、《年会2》、《奥德赛》等强敌，片方或许认为票房回升无望，故而选择另寻档期，以期在更合适的时机再战江湖。

从整体暑期档格局来看，今年确实难以再现去年“一超多强”的盛况。目前，票房几乎被《八仙！》和《功夫女足》两部影片所垄断，相比之下，去年暑期档票房最低的《追光：聊斋兰若寺》也达到了2.43亿。而《争洛阳》在公映半个月票房未破亿的情况下，也无奈宣布退档。尽管国内电影撤档后再映的成功案例寥寥无几，但我们仍愿为这两部我们认为颇具潜力的影片送上祝福。

《群星闪耀时》如我们之前所分析，是一部优缺点并存的影片。其科幻核心设定与《黑洞频率》有相似之处，虫洞和结尾彩蛋则让人联想到《星际穿越》（尽管故事内核截然不同）。此外，部分画面的特效尚显不足，30年代的故事线相较于70年代略显平淡，黄渤和高叶的表演也未能完全满足观众期待。然而，这些不足更多源于创作者能力和经验的局限，而非诚意缺失。在创作者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仍能感受到满满的诚意。

此次《群星闪耀时》的撤档，无疑会对其他计划投身科幻电影创作的团队产生一定影响。该片的拍摄成本虽未官方公布，但坊间推测约在三亿左右，与年初春节档同样质量不俗却默默无闻的《星河入梦》成本相近。自《流浪地球》问世以来，七年间中国科幻电影仍屈指可数，观众对科幻片的接受度尚未稳固建立。然而，我们依然坚信，科幻电影在中国拥有广阔的未来市场。

随着中美登月计划的推进，以及商业航天的蓬勃发展，AI和具身智能的全面普及，人类社会正逐步迈向“近未来时代”。届时，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认知、世界观和思维结构将随着现实发生深刻变革，对诸多事物将产生全新的理解。

以商业航天为例，中国商业航天已明确进入爆发期。据徽声在线报道，今年全年商业发射次数预计最多可达40次，保守估计至少也有20次能够成功落地。国内商业航天公司数量众多，未来两到三年内，未被淘汰的公司有望达到每年十次左右的可回收火箭发射水平。

商业航天的普及，意味着航天工程将日益融入普通人的生活。尽管近地轨道太空旅游目前对大多数人而言仍遥不可及，但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十五年后，太空旅游价格有望降至五到十万人民币之间。此外，商业航天还将对自动驾驶、低空经济、农业环保、医药生物等领域产生广泛影响。

新的社会存在将催生新的社会意识。未来，生长于太空旅游廉价化、AI和具身智能普及化时代的新一代，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发展道路、思考问题和承担使命。因此，我们无需因中国科幻电影的一时挫折而否定其整个前景。当下更为重要的，是深入探讨中国式科幻电影的未来走向，思考应拍摄何种题材、如何拍摄。

对于中国科幻电影而言，无论是在科幻设定还是故事套路上，初期都难免受到好莱坞经典的影响。毕竟，人类艺术发展至今，真正能够创新的形式已所剩无几。因此，初期的一些借鉴并非问题所在。中国科幻电影真正的竞争力，应在于想象不一样未来的能力。

正如我们在之前文章中介绍过的英国作家马克·费舍的幽灵学理论所言，我们被困在一个无法想象不一样未来的场景之中，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依然存在，却如同幽灵般缠绕着我们、折磨着我们。若人类渴望一个超越现状的更好未来，就必须找回真正想象未来的勇气和能力，否则将一直被困在幽灵般的幻觉之中。

对于被新自由主义统治了四五十年的的人类社会而言，实际上已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对未来真正的想象力。这也是好莱坞式科幻逐渐走入死胡同的重要原因之一。宗教救赎、太空罗马史、人工智能叛变、赛博朋克未来等主题在科幻电影中反复上演，尽管其中不乏经典之作，但如今大多已难以为继。于是，在《星际穿越》和《火星救援》之后，好莱坞过了十年才又迎来一部《挽救计划》。

人类的想象力不可能脱离现实存在。科幻黄金时代的杰作，多少都受到太空竞赛和美苏冷战的影响；而赛博朋克这一题材的兴起，则要感谢里根和撒切尔的“贡献”；这些年来西方兴起的气候科幻，则与现实中的气候运动息息相关。

至于西方大量科幻作品带有明显的宗教味道，这是由西方历史文化中的元叙事所决定的。这本身是一个中性问题，毕竟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化历程。但我们也应意识到，当下全球文化乃至更多社会问题面临的困境，与西方元叙事的独霸有很大关系。比如当下西方国家对人工智能的病态态度，就与宗教元叙事脱不了干系。

在宗教元叙事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长期影响下，科幻艺术的创作者容易对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缺乏理解。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我们常提到的硅谷技术右翼。

硅谷右翼常自诩为科幻爱好者，他们十分迷恋技术奇点的观念，认为人工智能等技术达到某个临界点后，将带来科学能力的指数级飞跃。这种观念在近年来的欧美科幻作品中十分常见，但对现实生产有了解的人自然会知道，这一过程一定会受到科研或生产短板的限制，指数级飞跃是不存在的。

典型例子就是蛋白质结构之于生物学。尽管分析蛋白质结构的效率已提高了无数倍，但在现实的实验室中，仍需冷冻电镜来测试蛋白质结构；在药物研发中，也仍需临床试验才能得出药物是否有效的数据。只有脱离生产的人才会相信所谓的指数增长存在。

另一个问题则是对技术的粗暴二分法看待。金·斯坦利·罗宾逊近年来的气候科幻《未来部》就是个例子。小说中的气候灾难发生后，最终扭转局面的技术是地球工程。

然而，这也成为了一部分环保主义者批评该小说的原因。他们认为地球工程是资本主义推卸环保责任的一种手段，或认为地球工程的破坏力比气候变化还大；而反过来说，硅谷则有很多人在炒作，称压根不用担心气候变化，地球工程这种技术随随便便就能解决问题。显然，这两种态度都不是正确对待气候变化和地球工程的态度，但如今在西方，这两种思潮却都大行其道。

此外，这群人虽然在政治上看起来极度离经叛道，但实际上他们对于社会形态的想象力非常贫乏。他们似乎真的把当下西方的社会模式当做是某种唯一解，就像所谓的技术封建主义也不过是现在的西方社会套一层皮。当下硅谷右翼对技术封建主义的实践，很多时候是尝试购买一片土地，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城市和社区，在城市之中，他们是一切的主导者。

在南美，这样的实践并不少见。但现实的情况是，这些城市的基础服务仍需当地政府兜底。这对南美右翼政府而言或许正常，但这些硅谷右翼有没有思考过，一个真正的高科技主导的封建领土，这些基础设施的维护和运行靠谁呢？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说，可能选择他们最不喜欢的非法移民才是最市场经济的选项，而美国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非法移民承担了大量需要廉价劳动力的基础设施岗位。折腾了这么久，这些技术封建主的想象和美国的现实没什么区别，证明他们的思路压根不像是他们宣传的那么前卫。

科幻文艺作品作为人类前沿想象力的表现形式，是元叙事向未来的延伸。在西方的元叙事面临瓶颈时，中国的科幻叙事应给予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尽管在当下的世界秩序中，中国最有可能在各方面提供变革性产物。如今，中国在生产力和技术上已有了足够的积累。但这些物质积累与变化，并不能直接替代想象力来回答人类的未来会如何这个永恒的谜题。在这方面，文化输出的作用不可或缺。而现状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文化产品创作者的想象力已完全满足不了物质现实的发展需求。

比起好莱坞科幻中那些宗教式的预定论，中国科幻能从中国文化与历史之中汲取的，不应只是一些文化符号，更值得学习的是事在人为的主观能动性。中国的革命叙事之所以是古典中国历史的延伸，就是因为把这种事在人为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这次《群星闪耀时》的故事就体现了这一点，不过剧情上仍有遗憾之处。尽管最后数据的计算是集体主义成功的结果，但剧情展现最终给人的感觉还是靠过去和未来两条线的男主解决了问题。当然，我们不是说以后有类似的剧情都要模板化处理，但好好打磨剧本，在内核和逻辑上是可以做到完整的。

中国的科幻作品，应是上述这条线的继续延伸。技术可能会带来无穷的可能性，关键在于人的选择。中国科幻大可不去预设什么宿命的结论，而是用属于人类自己的命运，在星空之中写下自己的史诗。

这方面给所有科幻创作者提供学习模板的典型，仍是大刘的作品。熟悉大刘作品的都知道，他的作品题材很多也来自已发生过的历史和现实。如《地火》中的工人、《中国太阳》中的农民工、《乡村教师》中的基层教育工作者等，这些都是当时我国十分现实的社会问题；《混沌蝴蝶》、《天使时代》、《全频带阻塞干扰》、《光荣与梦想》还有《球状闪电》，则很明显是对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美国在全球范围的帝国主义行径的痛斥；而《三体》系列作为刘慈欣最杰出的作品，除了有很多天才的科幻点子外，还在于故事脱胎于我国曾经经历过的冷战时代。

但显然大刘的故事不是对社会和历史的简单重复。他从这些已发生的历史中提炼出了能引导人们直面未来的关键的东西，这些东西正是我国文化创作领域一直以来严重缺乏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自《三体》和《流浪地球》大火后，有些人就把大刘也等同于了“主旋律”，一提要拍大刘式的科幻电影，有些人就会给扣上个“主旋律科幻电影”的帽子，进而还要说什么“太空战狼”。像这次《群星闪耀时》如果不是刚上映就撤档，以其中对中国航天史的致敬和家国情怀浓度，怕不是也要被这些人打成“太空战狼”的。

我们并非说科幻片就只能拍元叙事。科幻片当然要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但以好莱坞观之，元叙事类的科幻片在整个科幻片体系中的位置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科幻电影来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会是更加重要的。

而且元叙事枯竭之后，对其他类型题材的想象力也会陷入桎梏中。以人工智能类题材的科幻作品为例，欧美从影视到游戏做了这么多作品，归结起来主题不过是几个：AI等于上帝/盗火者、AI等于少数族裔、AI等于异化的亲人或伴侣等等。尽管故事经常都发生在较远的未来，但世界逻辑常常都还是处于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极致演化版本之下。

这让科幻作品拿手的人与技术关系的思考都失去了该有的作用力。看看今天AI冲击真正到来之后的社会状态就能明白，不首先终结新自由主义这套经济模式，去想象AI的未来甚至已经是不可能的。所谓的AGI真正到来之前，狂热的资本就会先把一切毁掉。

所以，中国科幻，或者说中国各种文化作品的时代机遇，就是以中国模式重塑对未来的“想象”。中国有责任为所有后发国家做出示范，科学幻想不是发达国家的垄断权力，对未来的设想不该是美国科幻大片那个样子。

独木不成林，在期待中国科幻电影早日迎来爆发的同时，我们也期待美国科幻电影能迎来复兴，继续好莱坞叙事、继续美西方叙事、继续基督文明叙事，或者创造出新的叙事。两种叙事通过科幻电影艺术互相竞争、互相辩论，让全球观众思考哪一种叙事才是人类社会该有的科幻未来。这对美国来说，不是比现在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各种无脑攻击有意义多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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