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人民币汇率长期升值30%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滕泰 经济转型研究）

2025年以来，在持续顺差、结汇需求旺盛、美元走弱等多重因素推动下，人民币汇率累计持续升值近8%。此时，关于升值影响出口的担忧声音再次浮现，然而，过去二十多年的情况证明，人民币升值阶段，中国出口并没有下降；人民币贬值阶段，也未曾见出口的更快增长。不仅如此，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必然在长期升值趋势中才能实现，因为没有人愿意持有一个长期贬值趋势的货币。面对升值的担忧，我们不妨进行一次极限压力的讨论，假设人民币汇率长期升值30%，会怎样？

一、大国强势货币都曾升值300%以上，人民币也曾升值30%

在美元替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的历史过程中，美元对英镑汇率经历了数倍升值，从1英镑兑换4.86美元一直升到曾接近1:1，最终成功取代了英镑的国际地位；二战以后，德国马克（对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超过300%以上，成为欧洲最强货币并奠定了欧元的基础；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兑美元汇率在数年内也曾被动升值了300%以上，其国际结算和全球外汇储备占比至今仍高于人民币。

2005年至2014年初，人民币对美元从8.28升至接近6.0，累计升值超过30%，其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05-2008年升值约18.9%，2008-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暂停”，2010-2014年再升约12%。从这一轮人民币持续升值30%的实际影响看，升值并未扼杀中国出口。中国出口总额在此期间屡创新高，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人民币国际结算和储备占比也稳步提高。

然而，每当人民币升值，总有人担心说：某些出口行业只有5%-10%的毛利率，如果升值超过5%~10%，就全行业亏损了。这是我在2005年、2010年就反复撰文批评过的错误推理：这些行业的出口低毛利率不是由货币汇率所能保持的，而是其国际分工地位和定价权的地位决定的。

对于那些没有核心技术、品牌、销售渠道的出口产品，人民币升值短期的确会挤压相关企业利润，但是长期如果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没有改变，只要海外还需要这些产品，海外进口商就会重新定价，让这些企业继续享受原来的微薄利润——很多中国产品的中国出厂价和海外零售价差在300%以上，但中国制造企业却只赚取不足10%的微薄利润，甚至完全亏损出口（赚退税的钱、财政补贴的钱），这样的利润不是汇率决定的，无论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是8.3、7、6，甚至1:5，最终，这些出口企业都只能得到10%左右的毛利。

一个简单的反事实推理：假设人民币贬值30%，这些行业的毛利率能否永久保持在35%以上？显然不能。用不了几个月，海外出口商压价或其内卷式竞争就会把价格“杀”下来，利润率仍然稳定在5%-10%左右，汇率贬值带来的收益将大部分转移给国外进口商和海外消费者。

2015年8月以后人民币曾一度贬值，出口企业的利润率并未因此系统性提升，我国反而遭遇了“资本外流—储备下降—汇率贬值”的冲击，到外汇储备也减少了1万多亿美元。直到2017人民币汇率企稳，人民币国际结算和国际储备占比才开始重新有所上升。2020年6月-2022年2月、202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期间，中国出口总额反而屡创新高。原因很简单：决定出口企业长期利润率的，是生产效率、国际分工地位，而不是汇率、关税这些短期变量。

如果按照某些静态分析方法计算，人民币每升值1％各行业损失多少出口和就业等等似是而非的测算，那么美元兑英镑曾经升值三倍以上、德国马克和日元升值超过300％的历史早就把这些国家的经济埋葬了，而事实却正好相反。

二、如果人民币汇率长期升值30%，会怎样？

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经济崛起过程中，其本币汇率的升值是必然的长期趋势。按照绝对购买力平价，随便构建一揽子商品所做出的购买力平价，当前都能够将人民币汇率重估到1:6，甚至更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和庞大的未结汇资金（市场估算可能达数千亿美元），都可能成为推动升值的推动力。

如果人民币真的长期升值30%，其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那些出口产品具有不可替代竞争优势的产业，本币升值反而有利。因为升值不会明显抑制出口，同时大幅降低了进口原材料和先进设备的价格，提高了国内福利。

虽然低端加工制造业的出口利润短期会受到冲击，但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的格局决定了这些行业即便面临长期升值，仍然会保持在勉强维持生存的利润水平，出口量仍然会保持稳定增长。汇率持续升值的冲击，最终将由获利丰厚的外国进口商、中间商或外国消费者承担。

当人民币升值30%以后，意味着每一个中国人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提高了30%。居民出国旅游、留学，进口消费品、进口医药的成本都大幅下降。

对净进口或资源型企业而言，进口资源、购买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成本会大幅下降。升值后可以用更少的人民币进行海外并购、布局全球产业链。这正是美国、日本在升值后走过的道路——用升了值的本币在全世界投资、购买资产。

在资产端，对于新加坡等小国开放经济体，升值可能引发房地产等价格上涨，而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开放经济体，尤其是在资本账户有限制开放的背景下，本币升值主要将造成科技类公司等核心资产的价值重估，例如中国的AI大模型企业，若按国内资本市场当前的估值体系来看已然不低，但若放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与OpenAI、Anthropic等美国大模型企业对标，考虑到中国市场容量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购买力溢价，其长期估值则显得显著偏低；在负债端，人民币升值对于那些有大量外币负债的行业，如航空、金融租赁等企业，也会产生巨大的汇兑收益。

也许有人会担心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是否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大幅贬值，这显然是一种会计错觉，因为这些外汇储备大部分投资于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这些美元债券的票面本金并没有变——它依然是3.2万亿美元，不会因为人民币升值就变成2.5万亿美元。这些前期已经沉淀下来的外汇资产，只能用于海外投资，而不能换回人民币在国内使用，所以“账面人民币缩水”没有实际意义，但它的确会影响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三、汇率长期升值的战略和策略安排

与2005-2014年对比，2026年的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更完整、技术水平更高、品牌价值更强，完全有能力承受并且受益于适当的汇率升值。当前中国的新能源、电动车、AI算力硬件等大量优势产业已经形成不可替代的中国竞争力。这些企业不仅无惧人民币汇率升值，甚至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美国高关税冲击，仍然能保持较高的毛利润、倍速的出口增长，更不用提稀土等拥有关键资源和关键核心技术的产业。对于这些优势企业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步升值完全不会影响产业健康发展。

最值得关注的新问题是在国内通缩环境下，升值可能加剧通缩和就业压力——这需要通过国内政策进行对冲，例如更大幅度地降息，以及财政和改革政策来支持居民消费，以扩大国内需求。90年代日元升值过快，确实加剧了日本国内的资产价格暴跌和通缩，但日本的问题还有人口老龄化、国内需求扩张不足、货币政策扩张力度不够、财政政策没有及时转向民生等多种原因。中国若能以“渐进升值+扩大内需”的组合应对（如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更积极的民生财政政策、更大力度的收入分配改革、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则可以避免日本式升值的负面冲击。

从升值的战略角度，中国人民币升值趋势，既有类似历史上德国马克与日元的制造业竞争力驱动，也有类似当年美元与英镑的大国博弈因素。因此中国应该从战略上抓住人民币升值的历史机遇，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引导企业全球产业链布局。按照当前汇率水平，中国GDP已经占全球总量近20%，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过30%，而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的占比只有4%左右，作为外汇储备货币的份额约2%-2.5%——应尽快提高这两个比例，才能使中国在国际贸易结算、大宗商品进口、海外投融资等方面摆脱对美元体系的长期依赖。

在策略和具体的节奏把握上，汇率升值的速度选择至关重要：过慢会导致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加剧对外经济失衡；过快则引发短期经济紧缩。因而人民币汇率重估需要较长的时间跨度，以便缓冲资源重新配置的冲击。同时，人民币升值不能是一个单向的僵化过程，而应该根据适当扩大汇率弹性，该升的时候升，该贬就贬，在双向波动中完成市场出清。

当前阶段讨论“人民币长期升值30%”，不是短期预测，而是个压力测试假设和前瞻性的提醒。人民币汇率短期要维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也要为可能发生的长期趋势做好准备，国内政策应加快扩大内需、收入分配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出口产业则必须在升值前完成关键竞争力提升、海外品牌和渠道的建设、以及定价能力的提升。假设长期升值30%，分5~10年实现，每年的冲击也是有限的。总之，汇率升值既不是突如其来的灾难，也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而是一个大国开放经济必然要面对的双刃剑——用得好，提升国民福利与全球经济地位；用不好，会加剧紧缩、内卷与就业压力。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全球第二大开放经济体，中国应该有能力承受并有智慧受益于更强大的、更国际化的人民币汇率，一个更强大的人民币汇率也必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