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盼头，怎么只剩上岸和退休？

《超脱》背后的现实困境

在经济下行的浪潮中，人们逐渐发现，人生的付出与回报似乎越来越难以成正比。即便是那些曾经以悠闲自在著称的“中产阶级”，如今也仿佛行走在薄冰之上，战战兢兢。

他们手握本科及以上的高学历，在大城市中拼搏，月薪远超最低工资标准，却仍被各种压力所裹挟，日复一日地奔波劳碌，难以停歇。

“读书改变命运”这一曾经深入人心的信条，如今正逐渐失去其魔力。高校中的青年教师为了不被“非升即走”的规则所淘汰，不得不拼尽全力；即便是“双一流”的本硕毕业生，也可能只能找到一份勉强维持生计的工作；在校生为了积累经验，甚至需要无薪或自掏腰包实习；“本升专”和“水硕”等概念在网络上炒得沸沸扬扬……学历贬值的现象愈发严重，求职市场上的年轻人们，拔剑四顾，却感到一片茫然。

当事业刚刚有了起色，身体却开始发出警报：腰肌劳损、腱鞘炎、失眠、三高……这些问题接踵而至。而对于女性来说，生育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产假的短暂时间，足以让一个人在职场中被边缘化。即便有父母帮忙带娃，新手爸妈们仍然要在工作和孩子之间疲于奔命，疲惫不堪。

与此同时，AI与自动化的浪潮已经汹涌而至。打工人们提心吊胆地计算着工作被算法取代的日子，高校们也纷纷在专业名称前加上“人工智能”来吸引学生，试图挽救日益下滑的入学率。在这个时代，唯一难以被AI取代的，或许只剩下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然而，情绪劳动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而系统却只会惩罚那些未能获得“五星好评”的服务业人员。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悄然消磨着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

为什么即便努力学习，挤进大厂，却仍然活得焦虑而狼狈？为什么人生的盼头，似乎只剩下上岸和退休这两个选项？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自由作家阿莉莎·夸特的脚步，一同探寻这些“中产阶级”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

以下内容摘自《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 阿莉莎·夸特 著

01 收入尚可，却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夹缝生存的压力，源自一个人的财务状况、社会地位以及自我认知。在本书中，我所提及的中产阶级，其定义不仅仅局限于金钱层面，更与专业技能、教育背景、愿景规划、资产状况以及家庭收入紧密相连。

中产家庭仿佛一直在拼命奔跑，却发现自己始终停留在原地，无法前进。根据《华盛顿邮报》和米勒中心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高达65%的美国人都在为需要支付的账单而苦恼。造成这种焦虑情绪的原因之一，便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成本已经比20年前高出了30%。

我将那些挣的钱刚够维持生活的人称为“中等危险阶级”。这个群体比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提出的“危险阶级”稍微好一些——后者在六年前首次进入公众视野，用来描述那些依靠低薪和临时兼职工作维持生活的工人阶级群体。而我所说的“中等危险阶级”，只是在收入上比这些人略高一些而已。

“中等危险阶级”的人们曾经相信，他们的出身和教育背景足以保证他们过上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然而，时过境迁，他们的工作也变得不稳定且充满变数。

《美国丽人》中的现实映射

跟典型的危险阶级一样，中等危险阶级已经失去了对生活和未来的想象力。他们是谁？他们的未来会走向何方？他们的收入已经停滞不前，许多人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却仍在努力维持着资产阶级的门面。

造成他们今天所面临的困境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同时也是收入不平等最为严重的国家。2015年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在统计涉及的200个国家中，美国的贫富差距高居榜首。当最富有的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远超除去他们本身之外的前5%或前10%的人时，中产阶级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在一步步滑向阶层掉落的深渊。

阶级的衰退也带来了自我认知的降级。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属于底层阶级或者中下层阶级；即便那些生活困苦的人，也倾向于认为他们的问题只是暂时的。

然而，好景不再。2008年经济危机后，高达4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金字塔的底层。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受访者只有44%，自这项调查启动以来，这一比例首次跌至一半以下。

02 高学历，却难觅工作

如今，许多政治言论都在强调让更多人进入大学的重要性，而且确实有很多证据表明，提升学历可以带来更好的财务前景。然而，在今天这个时代，良好的教育可能已经无法确保你远离贫困线了。

高学历穷人在我们整个国家中都是隐形的存在。“我住在拖车场，没人知道或在意我有个博士学位。”曾经的语言学兼职教师彼得拉如是说。她住在俄勒冈州的尤金市，有一个孩子，依靠福利和食品券生活。

明尼苏达州的图书馆员、网站开发工程师米歇尔·贝尔蒙特也承认，她的朋友们基本上都不知道她过得如此拮据。她说：“所有美国人都以为他们只是暂时陷入困境的百万富翁，我也不例外。”

从这些教授以及其他受过大量培训和教育的劳动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等危险阶级的所有典型问题：债务缠身、过度工作、孤立无援以及贫穷带来的自卑感。

他们中的许多人告诉我，尽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远低于自己，但在经济上却更为宽裕。当我跟这些中等危险阶级的父母聊天时，他们也对此感到荒谬和自责。

难道追求一个高尚的职业、想要一些好东西也是一种罪过吗？现实似乎让他们觉得确实如此。

在我看来，让这种压榨变得更加严重的是一句经常听到的口号——“做你热爱的事情”。

《穿普拉达的女王》背后的职场真相

这句口号力劝中产阶级成员以追求梦想为生。出于善意的导师和公司反复吟诵这句格言，我自己就经常听到它。那些劝诫别人“做你热爱的事情”的人，既扮了酷，又能从他们的员工身上压榨出更多的劳动力。

如学者劳伦·伯兰特在她的书《残忍的乐观主义》中所写的：在“做你热爱的事情”所包含的那些难以实现的目标背后，隐藏着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幻想。而个人的保障和前景却被忽略了，这些东西包括“向上流动、工作保障、政治和社会平等以及幸福长久的亲密关系”。以至于在美国已经不再帮助我们实现生活和事业“双丰收”的时候，我们却仍然相信自己可以“什么都要”。

那些在“做热爱的事情”的蛊惑之下一条道走到黑的兼职教授、中小学教师和新闻工作者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可能在某一天发现，自己迫于职业要求辛勤劳作却几乎一无所得，而这一切都打着追寻自己真正的爱好的旗号。

对于热爱之事的坚持背后，原本就存在着一种令人不适的阶级偏见。如果对于热爱之事的坚持实际上基于某种特权，对于这些拥有特权的人来说，他们承担的风险更小，即使失败了也不会伤筋动骨，可以从头再来。那么，那些没有这种特权的人又会怎样呢？

这些岌岌可危的工作者接受多年教育是为了变成高雅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真的脱离了自己的专业领域，那么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你是谁？”

《超脱》中的自责情绪

正在学术市场上蓬勃兴起的情绪是自责。那些因上学而负债的人可能会痛骂自己，为什么要去读书、拿学位，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文凭转化为高薪的工作。

当然，理想状况下他们不该埋怨自己（或更糟糕的，埋怨那些受到压迫的少数群体），而是应该对造成他们现状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建立一种全方位的认识。换句话说，要知道他们的困境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失败，而是体制的失败。

脑力劳动者也受到了另一方面发展的影响：随着重心向技术教育转移，人文学科正在不断衰落。工业界和商业界急需对此做好充分准备的工作人员。毕竟在我们这里，像谷歌这样的公司会要求他们的许多新员工必须拥有工科学位。在政治上，各国都希望依靠技术实力来支撑其国际竞争力。这带来的社会影响是残酷的。

整个就业部门的岗位正逐渐减少，许多没有接受相应训练、适应不了新经济形势的人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他们不仅需要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还在个人、社会和政治上与被他们酸溜溜地称为“精英”的人群产生了分歧。

过去，拥有人文学科的学位能给人带来声望，而今这种尊重已经基本消失了。这个学位证书在人们眼中可能只是一项过时的荣誉。

在过去十年中，教育机构一直在积极地拥抱科学。甚至大学管理层也可能不再支持人文学科，说他们争取不到经济资源或者入学率太低。整体上大学对于教育的态度也一直在向职业化靠拢。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术成就已经不能带来保障和尊重，不能成为中产生活的保证了。他们不再能够轻易获得稳定的自我定位，而不稳定的阶级身份可能又会造成更大的不幸。

03 谁生小孩谁倒霉？

家庭歧视案件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需要照顾孩子的雇员数量的增加，男性女性都包括在内。而需要“兼职”照顾孩子的父母雇员数量不断增长，部分原因是女性劳动力的规模扩大，而工作环境却没有做出足够的调整。

在这个国家，怀孕和父母这个身份都会带来职业危机。

亲身经历过怀孕歧视的律师讷讷乌回忆自己曾经代理诉讼的女性雇员，她们即便怀孕了，在收银台后面工作时也没椅子可坐。她代理的白领雇员受到的威胁则比较隐晦：分配大量工作，让她们承受不住；同事们“友善地”提醒她们注意平衡工作和生活；或是对她们挑三拣四，从衣服太紧身到情绪状态不佳——说话声音大一点、脸红一点，他们就怀疑你得了产后抑郁症。

仔细想想，社会对于怀孕和儿童的态度古怪而荒诞，完全可以说是在漠视人的自然本性。

这些负面的刻板印象是“育儿惩罚”的一部分。育儿惩罚是一套广泛的理论，指从事儿童养育的人所遭受的社会惩罚。这样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源于对人类软弱的难以容忍，因此对这些响应人性需求的人也毫不宽容。

父母面临着特定种类的育儿惩罚——“家长惩罚”，也就是父母因照顾孩子在工作中受到惩罚。它并不只针对母亲，父亲也难逃其害。任何一个站出来说要休育儿假的父亲，都可能被雇主断然拒绝。

《一一》中的职场父亲困境

跟女性不同，职场男性通常是在有了孩子之后才迎来工资的大幅上涨的。但如果他们休了陪产假，往往就要付出职业上的代价。三分之一的男性受访者表示他们不会休陪产假，因为休假会危及他们的职场地位。他们可能是对的。多伦多大学的副教授珍妮弗·伯达尔发现，那些比一般人承担更多育儿责任的男性更容易在工作中受到不公待遇。

家长惩罚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包括儿童保育服务的稀缺和高昂费用。对于那些努力维持或者过上中产生活的人们来说，这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家长惩罚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令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成本更加高昂，日程安排更加忙乱不堪。

作为家长中的一方，女性会受到更多的惩罚。正如斯坦福大学谢莉·科雷尔指出的，雇主不太愿意雇用母亲，并且在升职加薪、委任管理岗位的时候也较少考虑她们。另一项研究发现，比起资质相同但没有孩子的同事，职场妈妈的年薪平均低了1.1万美元。

母职惩罚还体现在对职场妈妈心态的影响上。她们在蒙受了被劳动力市场拒绝带来的羞辱之后，会将社会对于育儿的鄙视和偏见内化，连自己都认为照顾孩子不值一提，甚至算不上真正的劳动。

《82年出生的金智英》中的生育困境

女性在怀胎时可能受到威胁，或在孩子出生后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当父母中的一人必须辞职回家带孩子时，那个人往往是母亲，否则她就会成天手忙脚乱、工作表现欠佳，被视为“失败的员工”。很多老板觉得，员工的小宝宝会影响全公司的生产力。他们把生育子女的员工看作“行走的负担”。

社会对于育儿假毫不留情的态度，对新手妈妈的打击最为严重。重返工作岗位的压力会给她们的身体和情绪都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生孩子可以说是“职场毒药”，是你没有将十二分精力投入这份工作的明证。

当中产阶级女性雇员因过早生孩子而受到惩罚时，母亲身份的污名化便表露无遗。推迟、计划和等待是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常用词。但如果一个人连生育计划都要由雇主来决定，那这个世界真是是非颠倒了。

04 大AI时代下的职场变革

2016年的世界经济论坛预计，到2020年，消失的工作岗位总数将达到710万，其中三分之二出现在医疗、广告、公关、广播电视、法律和金融服务等行业领域的办公和行政工作。

机器人现在对高端工作也构成了威胁，包括那些一般通过人工处理信息来实现的工作。法律诉讼通常涉及成千上万的文件，律师和律师助理按小时收费，对其进行审查。文件审查一直是所有法律案件中最枯燥乏味的基础性工作，法律工蚁要仔细审查每一份证据，看其是否适用。

尽管工作内容通常麻烦而琐碎，但现在一份文件审查的工作可能就是法学院毕业生唯一的选择了。

即便能找到这样的工作，法律科技的急速发展也会挤压法律工作者的生存空间，令他们的薪酬水平下降。

一家文件审查工厂的前律师职员愤愤地将那里的雇员称为“文件猿”。她认为“机器人”软件服务导致文件审查工作的工资下降，而剩下的工作都位于不稳定又低薪的地方。

《何者》中的法律职场困境

“文件猿”现在的时薪通常只有17到20美元，同时却要背负最高可达20万美元的学生债务。他们一般都有法律学位。

以这类工作的招聘广告为例，一家名为商业智能协会的公司给近期的法学院毕业生和持证律师开出了20美元的时薪。这份临时性工作的内容包括文件审查、诉讼准备和援助类工作。这则广告还声称这份工作的额外好处之一是能保持“工作与生活间的良好平衡”。

一旦电子化搜寻系统变得更为精细，甚至连这些工作也会消失。它们还有几年苟延残喘的时间，但在此期间律师的收入会越来越低。

有时候护士的生存空间也遭受了机器人的挤压。护士工会认为使用算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为什么要在与患者和人事相关的决策上放弃人类的判断？毕竟这些决策会对家庭和个人心理产生影响，而这是机器人无法处理的。

在工作中，护士卡斯蒂略和同事们发现，有些涉及患者的事情是机器人无法觉察到的。用她的话说，那是因为患者需要人类的接触。

她所说的就是字面意思上的接触。“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护理工作至关重要。”这种关系必须在几分钟之内建立起来，这样患者才能获得所需的帮助。“人们将生命交给我们照顾，机器人有这样的同理心吗？”

正如卡斯蒂略所说，护士“是一家之主，而且经常需要撑起整个大家庭”。护理机器人同样威胁到了一个真正鼓励流动性、并且正在发展的行业。美国劳工统计局预测，随着老年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长，从2014年到2024年，对护士的需求将会增长16%。这是许多人跨入资产阶级的典型道路，尤其是对于女性和移民而言。

美国似乎对关怀工作毫不在意，而且剥夺了关怀工作者应得的金钱和尊重。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产阶级父母无法负担美国的生活成本，而它也为机器人不受限制地崛起奠定了基础。

《人生切割术》中的关怀工作价值

任何不在意关怀工作的人都无法认识到其内在价值。像是术后患者与医护人员之间的互动，哪怕医护人员只是来取换洗衣物或者收走草莓果冻的杯子。

几乎没有患者会反对快速准确的服务，但无论作为一个女儿还是一个母亲，我在想到医院机器人时都会感到厌恶。这些年我年迈的母亲做了几次重大手术——包括置换了两个膝关节——所以当我问她对护理机器人有什么看法时，她说，想到是机器人在“自己最脆弱的时候”照顾自己，就感觉非常不妥。

“你需要感到自己身边真的有人在。”我的母亲说。

我们当然应该在关于自动化的讨论中重新认识关怀工作，将其视为不应由机器人染指的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处于最脆弱时期的人类需要与其他人类进行互动。我们可以更直接地支持人性的价值，至少可以追问为什么那些让数百万人失去工作的事情被认为是“进步”。

封面源于电影《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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