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藏地电影新浪潮”标签后，他终于读懂故乡|徽声在线专访导演久美成列

（图片来源：久美成列）

久美成列始终怀揣着一个愿望：用镜头记录下那些在高原上鲜活奔走的个体。他的创作核心聚焦于漂泊与回归、身份认同，以及一个年轻人在故土上如何探索属于自己的叙事方式。

✎记者 | L

✎编辑 | Felicia

在藏地，名字绝非随意赋予，它往往源自佛教经典。孩子出生时，家人会请活佛占卜，试图从生辰中探寻独特的意义。久美成列曾感慨：“名字里似乎蕴藏着指引人生的力量。”

这位导演在电话那头轻声讲述，语调平和。他从童年讲起，缓缓勾勒出自己的人生轨迹。那个12岁便离开青海，前往北京漂泊的孩子，如今已跻身“藏地电影新浪潮”导演之列。

从他的叙述中不难发现，藏地对他而言，已不再是遥远的想象或固守的家园，而是一种持续变化、不断被重新解读的关系。

（图片来源：久美成列）

痛苦，往往是启蒙的起点

10岁那年夏天，久美成列首次踏上远行的路，目的地是北京。抵达时，天气闷热，雾霾严重。他坐在车内，望着窗外，觉得路边的房子有些陈旧，设计也不够新潮，街道的气质“甚至不如西宁年轻，完全不是我想象中大城市的样子”。路边，骑电动车和自行车的人匆匆而过，他感到一丝“拥挤、疲惫和不太快乐”。

两年后，这种感受愈发强烈。久美成列正式到北京上学，不适感逐渐加深，他开始怀念家乡轻松愉快的氛围。然而，慢慢地，一些细微的变化让这座庞大的城市变得不再那么冰冷。

或许是因为同学们对他的藏族身份充满好奇，总愿意与他交流，他也时常邀请同学到家里庆祝生日、增进感情。这些社交活动为他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然而，在温暖的时刻之外，一种难以言说的迷惘也悄然袭来。

他的迷茫与父亲不无关系。他的父亲是万玛才旦，被公认为“藏地电影新浪潮”的开创者。从小到大，久美成列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在对他说：“你一定要成为你父亲那样的人。”这既是一种激励，也让他陷入自我怀疑。“即便我觉得自己有一些优点，也会觉得它们不值一提，从而产生很多自我否定和不满。”

他从未向他人倾诉过这些心绪。只记得，每次从电影学院回来，父亲总是拎着两个大红色塑料袋，里面装满了碟片，有动画片、奇幻电影、香港类型片等，这些成了他的电影启蒙。至于父亲的作品《静静的嘛呢石》《老狗》等，在年幼的久美成列看来，“晦涩难懂”。

比起电影，久美成列更热爱绘画。坐在画布前，他得以暂时摆脱迷茫。后来，一个偶然的契机让他看到了英格玛·伯格曼的《秋日奏鸣曲》。这部电影剖析了女儿与钢琴家母亲之间的关系，深刻的主题被导演用电影语言完美呈现。“台词高级，画面意味深长，看到那部片子时，我开始慢慢理解电影的语言、严肃性以及电影与人的联系。”

（图片来源：《秋日奏鸣曲》）

自此，他爱上了电影，这份热爱并非源于父亲的光环，而是来自他对自身处境的认知和那些深夜独自面对的困惑。他总结道：“我觉得生命各个阶段的启蒙，其实都源自痛苦。”

去标签化，探索与群体的关系

16岁那年，父亲突然对久美成列说：“念完高一就别念了。”父亲接着告诉他，果洛有一所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想让他去那里学藏文，与藏族的师生共同生活。久美成列的第一反应是不情愿。但父亲说，如果不去，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因为“大学一毕业，生活节奏会完全不同，要考虑的事情更多”。他想了想，最终决定前往，也正是这次机缘，让他得以回归藏区。

这所学校位于果洛，属于福利学校，由两位僧人创办，学生大多来自牧区。一年只需交两三百元的伙食费和书本费，就能从字母拼音学到“大小五明”，涵盖文学、数学、英语、计算机等知识。

让久美成列最意外的是人与人之间那种近乎神圣的尊重。“当你走在街上，如果看到30米甚至50米之外有老师朝你走来，你要停下脚步，站在路边，恭恭敬敬地等着老师，然后向他鞠躬，等他慢慢走过。”

他能确定这是发自真心的，因为他不止一次见过类似的行为。有一次，他参加毕业班的结业典礼。全校师生坐在大会堂的台阶上，学生们几乎都在哭，老师们为他们送毕业证书、献哈达，哭声越来越重，整个会堂都被某种情绪笼罩——“是感动”。后来，他明白了这种情感的来源：“对那些从牧区来的孩子来说，这些老师是改变他们命运的人，所以孩子们才会格外动容。”

一年转瞬即逝，离开学校的那晚，他与同学道别后回到宿舍收拾行李。回头时，他蓦然发现全班同学再次出现在宿舍门口，站成长长的一排，每人手里都拿着礼物。其中有个年岁很小的孩子，大概在上三年级，那个孩子赠予他礼物的同时，眼中满是真挚，说：“希望你不要忘了我。”

久美成列忍不住哭泣，出了宿舍门，坐上车，直到车子驶离校园，眼泪仍在脸上。那一年的经历，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更准确地说，是让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与藏区土地之间有一种此前从未正视过的联结。

他这样描述这种变化：“以前在北京，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游离在外部的个体，去了藏区学校再回来，好像有了一种被接纳的感觉。现在，我更加认识到，自我的完整性是最重要的，不需要给自己贴上各种标签化的定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去思考自己和群体之间的关系。”

松弛感，为电影创作带来更多可能

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后，久美成列迎来了人生中的另一个重要节点。大一那年，老师布置的作业是拍一部纪录片。恰巧，他放假时去了拉华加导演的《旺扎的雨靴》剧组。在那里，他看到了父亲的许多合作伙伴，比如优秀的藏族演员金巴、执行导演达杰丁增。

他几乎是本能地举起了镜头。他先对准金巴，好奇一名演员在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在剧组里又有何不同。拍完金巴后，他的冲动蔓延开来，想拍下剧组里的其他人，看看那些藏族人在遇到电影之外的事情时，会呈现出怎样不同的生活状态。

他顺利完成了拍摄，又很快剪完了这部短片。拿给家人看时，父亲为他想了纪录片的名字，“要不就叫《他们在高原拍电影》”。母亲当时也在场，三个人一致认为，“名字太好了”。这成了久美成列的第一部导演作品，虽然只是学生作业，却让他有机会审视自己从小熟悉的那群人。

（图片来源：《他们在高原拍电影》海报）

久美成列说，这部短片意外地有了应有的结构。它分为四个章节，每个章节的命名都来自被采访者自己说的话。话在每个章节里被放大，意义也随之不同。“我确实没有想到，能在一个小体量的、只是纪录片作业的情况下，创造出一些不同层次的讨论。”

做完这部短片后，他又暗暗想：“我一定要拍长的纪录片，严肃认真地去采访那些藏族电影人。”尽管这个愿望至今尚未实现，但那段经历让他意识到，他该记录的不是猎奇的藏地奇观，而是那些鲜活的、在高原上奔走的个体。如今回溯，当年的学生作业里已经隐约埋下了他现在所关注的创作母题：漂泊与回归、身份认同，以及一个年轻人在故土上如何寻找自己的叙述方式。

在正式执导长片之前，久美成列在父亲所在的剧组里担任了许多不同的工种。在《旺扎的雨靴》中，他是场记；到了《气球》剧组，他做摄影助理。他知道，父亲在有意识地培养他，让他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电影制作。

除了学习技术，他在父亲身上感受到了许多“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东西”，比如松弛感。“当你具备这种松弛感时，整个剧组的人对现场和对故事的感受就会变得更加亲切，你所呈现出来的东西也会产生更多的可能性。”

但久美成列明白，父亲看似松弛，实则对细节的把控早已胸有成竹。他会在不经意间说出某些改动，而那来自长久的思考与生活的积淀。这个体悟是久美成列拍首部长片《一个和四个》时发现的。他不得不承认，当时的自己，“跟父亲差得太多了”。

“共通的情感”

《一个和四个》的故事发生在一间冰天雪地的森林小屋里，几个人对峙，气氛紧张，戏剧张力极强。剧本改编自藏族作家江洋才让的短篇小说。读原著时，久美成列被深深吸引，其中的荒诞性、粗粝感和直接的对抗性让他兴奋不已。

（图片来源：《一个和四个》）

兴奋是一回事，将兴奋转化为镜头语言又是另一回事。在片场，他的紧绷感无处不在，那或许是他从小便背负的东西。然而，随着大家逐渐建立信任，这种紧绷状态也慢慢放松下来。剧组的同事认可他拍的素材，也看到他与演员沟通“虽然费劲，却也有效果”。久美成列总结道：“全程下来，我发现我这人还挺能扛事儿的。”

《一个和四个》的结尾中，突然出现了一只鹿。在藏地文化中，动物往往是宗教或神话的象征载体。但久美成列说，那只鹿与宗教关联不大，“更多的是人对生命和自然的一种感受的体现”。马、鹿本就是林场里常见的动物，所以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故事里。

（图片来源：《一个和四个》）

有趣的是，他后来再写剧本时，总有动物会莫名其妙地从脑海中冒出。“我感觉，我作为一个藏族人，对于人之外的生命会有感应，也有很深的情感羁绊。”而在电影中，“一旦置入藏区动物的意象，它的表达维度就可能会更高一层，想象空间会变得更多”。

到了第二部长片《藏地情书》，久美成列明显松弛了许多。不过他坦言，最初看到剧本时，“没有太大的兴趣，爱情题材不是当时我想拍的”。但父亲觉得，那是个好机会，希望他能进入更大的市场。

真正打动久美成列的是父亲新改出的一版剧本。他翻阅时注意到，新版本里添加了一条“亚洲大象迁徙”的线索。“我突然觉得，这个故事好像变得跟爱情没有那么紧密相关了。反而，它记录的是一些年轻人，一些对生活有向往的人，离开自己的困境，去追求内心的快乐和平静的过程。”

这回，他没再犹豫，进入剧组后，行事风格也截然不同。“和演员沟通时，我只跟他们说个大概，讲讲调度，剩下的空间留给他们，我只做细微的调整。因为有了之前的拍摄经验，我很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图片来源：《藏地情书》）

松弛会产生力量。有一场戏让他印象颇深，当日，他们在卡若拉冰川拍摄攀登珠峰的场景。冰川上全无人行道路，整个剧组只得扛着机器反复上下。等到工作结束，天基本已经黑透，置身藏地的自然中，他打趣道：“这才有了拍大片的感觉。”

这两部长片让久美成列完成了从紧绷到松弛的过渡。在这一过程中，他对故乡也有了更深层的体认：“它会随着知识体系的完善而产生改变。从前，我的关注点也许是宏观的，比如人性和社会层面，现在，我开始更多关注自己的内心。”

当被问及自己与父亲那一代导演的区别时，他回答得格外干脆：“拍前两部电影时，我真的没有想过我和前辈们有什么差别，更多的是冲动，是职业上的规划和对机遇到来时的把握。”

现在，他有意识地思索这些问题。他有一部已经完成的剧本《成都小子》，主旨是成长在都市里的藏族年轻人的身份迷失，当中结合了藏语说唱；还有一个正在构思的关于女性赛马的故事，那是他今年二月回青海调研时的新收获。他了解到，藏区的女性赛马者正在变多，放在以前，藏区的赛马场上几乎难以见到女性赛马者的身影。

创作这些故事时，他并不担心城市观众对藏地题材有理解隔阂。久美成列说，父亲已经把解决这个问题的诀窍传授给了他以及新一代的导演——“即使是讲藏族人的生活，出发点也永远是每一个人的感情，那是大家都能感同身受的。”

（图片来源：久美成列）

从藏地到北京，又从北京回到藏地，在漫长的、不断折返的路上，久美成列从一个背负着父亲光环的迷茫少年，渐渐成长为找到自己声音的导演。而那些表达的核心，也许早就镌刻在他名字的寓意里：“久美，意思是‘无所畏惧’；成列，则代表‘多行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