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间的差距，似乎早已注定 | 徽声在线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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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自文汇报相关报道）

经典电视剧《大江大河》（2018）剧照再现

在记忆的深处，必强哥的父亲曾是我们公社的书记，还兼任供销社的领导职务，那可是家父的直接上级。时光回溯到1978年的秋天，当必强哥以18岁的青春年华考入安徽大学时，我还是个刚踏入初中校门的10岁少年。

这个故事，是由嗓门洪亮的表伯娓娓道来的。他说，必强有一次到赛口供销社下属的大河门市部闲逛，竟对生资柜组摆在地上的铁锅一一踢去。生资柜组，一个充满铁器气息的地方，卖着犁铧、铁锅等农具；而隔壁的糖酒柜组，则弥漫着糖果、饼干和散装酒的香甜。家父当时负责花纱柜组，府绸、的确良等高档布料被精心摆放在显眼位置，涤卡、花哔叽、凡立丁等则显得更为朴素，白市布、花棉布堆叠如山，我常常在那里嬉戏，吸着鼻子，感受着店堂里那份丰衣足食的温馨，却连一颗糖果的甜味都未曾尝过。

必强哥为何会选择去生资柜组踢铁锅，而非香气四溢的糖酒柜组？这究竟是哪一年的往事？表伯并未详述，他接着说：“这个调皮鬼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整整三个月不出门，只知道背书、写作业，然后，就奇迹般地考上了大学。”

表伯的故事，似乎有着特别的寓意，他讲给我听，或许是想激励我。我默默低下头，回到表哥的房间，继续我的作业。

表伯是表哥的父亲，而表哥则是村小学的老师。在我上初中之前，家父安排我在表哥的班级里读了一年书。他们所在的村子叫八房，离大河门市部很近。必强的母亲，正是八房的姑娘，因此，八房也是必强的外婆家。他少年时期的许多时光，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与表哥一起玩耍，而我那时还太小，无缘与他相识。

1982年，我考上了池州师范，而必强哥则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省内某师专任教。1985年的冬天，我偶然得知他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心中充满了敬佩与羡慕，于是鼓起勇气给他写了一封信，倾诉了自己在读书路上的困惑。很快，我收到了他的回信，这也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书信往来。他的字迹工整而漂亮，偶用繁体，让我自惭形秽。

他在信中写道：“永红小弟，收到你的来信很高兴，但也有些茫然。因为我只知道你这么个人，认识你，却不知你具体叫什么。后来想了半天才想到你父亲就是大河门市部的冯经理吧？请代我向你父亲问好！……我很佩服他的精神能力和为人。”

原来，他见过我，知道我是谁的儿子，却不知道我的名字。他在生资店堂踢铁锅时，我又在哪里玩耍呢？人和人的相遇，就像布朗运动一样，毫无规则可循，永不停息，擦肩而过或劈面相逢，都非自己所能决定。

“你来信谈到读了那几本美学书，十分难得。因为现在真正读书的人，远比那些‘想读书’、‘要读书’甚至是‘喊读书’的人少得多。你能读桑塔耶纳和李斯托威尔的书，哪怕只是朱光潜先生或李泽厚先生的书，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据我所感，大学本科生中读这几本书的人也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少。所以我为你感到由衷的高兴。”

桑塔耶纳关于美感和快感的讨论，我尚能略知一二；但李斯托威尔的《近代美学史评述》，对我来说却是字字艰难。我没有受过基本的学术训练，身边也没有师友可以请教，更没有辅助资源可供参考，根本没有资格与他交流读书体验。

我当时对李氏的一个论断特别感兴趣，他认为审美的对立面不是审丑，而是审美冷淡。这正好契合了我那潜滋暗长的对文学的热情。但要将这一点展开来说，我既缺乏学术基础，也没有创作实践，只是徒劳地表达着自己独学无友的困惑。遇到的问题千头万绪，无法就某个问题与必强哥深入讨论下去。所以，这封信之后，并没有我预想的深入交流，当然，责任在我。他在信中还是认真推荐了几本书让我读，包括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王朝闻的《美学概论》。他特别强调：“下次最好请谈谈你读过这些书的具体体会，也谈谈你读这些书的目的和方法。”

这封信写于1985年12月14日，离我毕业只有一个学期。我不满足于平庸的学习生活，想另外开掘一片空间，但受限于视野和禀赋，终于半途而废，回到了现实，很快成为了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

这封信我保留了多年，是因为珍惜必强哥对我的关照。今天，我或许不会对一个年轻人写这么长的信进行指导了，一则我未必有能力，二则我也没有那份热情。

我在乡下初中任教时，必强哥的母亲正好担任赛口区分管教育卫生的副区长。我在《老校长》一文中写到的校长，他的村子紧挨着八房。老校长和副区长是儿时玩伴，那时常一起坐在全区教师大会的主席台上，给我们青年教师讲话。

副区长有着天赋的讲演才华。那时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大会上，她时而谈笑风生，时而正颜厉色。我记得她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全盘西化搞不得，你看赛口街上就是——路面硬化程度不够，一到下雨就全盘‘稀’化，寸步难行。”与会的老师都笑了。

副区长娘家有个内侄，正在上初中，成绩不好。老师在他作业本上批了四个字：不可救药。这件事后来闹大了，几乎每次会议都会被拿出来批评。“怎么可以说一个学生不可救药呢？老师是干什么的？”有老师小声嘀咕：“那孩子就不是个东西。”后来，副区长主要分管计划生育工作了，管理这些孕妇，比领导教师更麻烦，不过也没出什么乱子。

这一阶段，必强哥的妹妹必芳，分到了我父亲的单位工作。必芳姐小时候不慎落井受过惊吓，神经受到了一点刺激。我有时去父亲单位，常与她聊天。她性格直率，说话毫无遮拦。必强哥在我眼中是神一般的存在，但她却并没有觉得，相反，对母亲、兄长另有评判。其时电视里正在播放老舍的《四世同堂》，她就说：“我妈妈就是大赤包，跟大赤包一个样。”我不能接她的话茬，猜想大概是副区长母亲给了她较多的压力。兄长的名气很多时候也对弟妹形成不公正的压迫。我本来希望有一个必强哥这样的哥哥，但看到必芳姐的态度，又想，如果没有足够的天分，做他的弟弟也很难吧。

副区长常常收到儿子从北京寄来的《当代电影》《小说评论》样刊，塞满了书橱的上半格。我那时在地方报纸上偶尔才能发一篇千字文，副区长就说：“你还小，好好写。”必芳姐分在生资柜组工作，生意冷清。我记得有年春天，老是下雨。她在房间里一直哼唱一首歌：“为什么春天你要迟到，等得我好烦恼。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再不来鸟儿也飞了。”就这几句，像卡带一样循环往复。必芳姐比我大四岁，她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不知道。我猜想，在我眼里这个显赫的家庭里，她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温暖。

毕业回乡当老师后，我仍保持着阅读、写作的习惯。老校长的儿子也爱写作，天赋甚高，跟必强哥联系紧密。有一次我将一篇习作交给他一起寄给必强哥，回复时必强哥奖掖有加。但我更多的是惭愧，前几年说好的读书计划怎么就不了了之了呢？此刻的写作又能坚持多久呢？我不甘平庸，但终于还是败给了平凡的禀赋。

后来，我见过两次必强哥。一次是1991年，在八房放暑假时，我帮表哥家插秧。必强哥和他的妻子一人撑着一把小阳伞从田埂上走过。表哥大声跟他们寒暄。我像看天上的星宿下凡一样看着这两个人，他们肤色白皙，衣服轻软，谈笑着往不远处的公路走去。我一身汗水，稻田里的污泥溅在脸上也不好擦拭，手上也是泥，赶紧埋头继续插秧。

还有一次是1993年，他刚出版了《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我写了一篇书评发在《安庆日报》“读书”版上。他正好回家探亲，老校长在赛口中学招待他，喊我过去作陪。他专门问我讨要了那份报纸。

1995年夏天，我离开故乡到外地工作，与文学写作告别了，也与因文学而联系的师友逐渐失去了联系。

直到2023年，我看到作家舒飞廉在微信朋友圈里提到必强哥，赶紧问他是否有必强哥的联系方式。舒飞廉曾经是《今古传奇·武侠版》的主编，必强哥一生研究金庸、研究电影、研究当代文学，他们自然有交集。舒飞廉很快发来了必强哥夫人的微信，并说必强哥不用微信。

我怕陡然联系太唐突，嫂夫人本不认识我，必强哥对我的记忆应也已渺茫。正好有个年轻教师读《成长之道——20位名师的生命叙事》这本书时写了一篇读后感，在全国新闻出版领域的一次征文比赛中获了一等奖，此文刚巧发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我记得该报就是嫂夫人供职的单位。于是，我自报家门。

嫂夫人不久回复了我，我们又有了不绝如缕的联系。

我在网上找必强哥的照片时感慨万千，那个传说中踢遍铁锅的少年已经比我当初见到的他的父亲还要老了。那个撑着阳伞三十出头的必强哥今年已经66岁了。

春节回乡时跟父亲说起他们一家。我说：“陈伯伯古体诗写得好，县里人都知道。”父亲说：“陈主任的字写得奇丑。”“哦，没见过，但必强哥的字真漂亮，后来赛口中学的校名就是他题写的呢。”

必强哥写了四十多本书涉及多个领域。除了天赋之外他一定也很愿意吃苦。他能抵达的地方我永远无法抵达大概在1985年那封信里就能看出我们的差距了。时间流驶无论我怎样努力那些差距也不能缩小一点。

必强哥全名陈墨。

作者丨冯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