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特务》：突破法律与伦理底线的电影之殇

在观赏完电影《抓特务》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与其聚焦于抓特务的情节，不如将编剧和导演纳入审视的范畴。

韩红曾呼吁北京的观众“兄弟姐妹爷们娘们走个面儿”去支持《抓特务》，这一举动在她自己和导演冯小刚的职业生涯中，无疑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尴尬与羞辱。

冯小刚早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时代的红利。他凭借京式幽默和市井气息浓厚的叙事方式，填补了早期国产商业片在审美上的空白，从而在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观众的审美逐渐趋向深刻与理性，冯小刚那种浅层次的嘴皮子功夫逐渐失去了市场吸引力，其创作上的短板也日益凸显。从《老炮儿》开始，剧情的牵强附会和价值观的陈旧就已经显露无遗，而到了新作《抓特务》，更是突破了道德与法律的底线，成为了一部漠视公民基本权利的劣质影片。

这部影片最令人无法容忍的问题，并非其叙事手法的平庸或人物塑造的单薄，而是它以主旋律为幌子，公然歌颂程序违法的私自办案行为，这充分暴露了主创团队在法律常识上的严重缺失。

在影片中，基层民警在没有立案手续、审批流程和实质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个人主观臆断，就长期对普通公民进行跟踪、监视和私下盘问等私人化调查，这种行为完全脱离了法定执法体系的框架。

公权力执法的核心原则在于程序的合法性。公安机关的所有侦查和核查行为，都必须按照规定启动、执行和归档，严禁公职人员凭个人主观意愿随意开展执法调查。无依据、无流程的私自办案，本质上就是滥用职权和违规执法。然而，影片却将这种行为包装成正义的职业坚守，不仅抹黑了正规的公安执法体系，还传递了错误的执法认知。

面对这样的批评，冯小刚或许会辩解道：我只是在叙述当年的事情，你怎么能用今天的认知来批评我对当年的再现？

这确实涉及到了公共展示的底层伦理和法律底线问题。

首先，再现历史是每个人的权利，这一权利不容侵犯。

其次，个体思维无罪。即使你赞成私自办案，只要你仅停留在个人思维层面，那也是你的个人权利。但是，一旦你选择进行公共展示，就必须遵守伦理底线。你可以拍摄战争片，但你不能歌颂战争的残酷；你可以再现历史上的黑暗行为，但你不能美化或歌颂这些行为。

就像里芬斯塔尔，她虽然有权记录历史，但她不能用“我只是记录历史”来为她的《奥林匹亚》和《意志的胜利》进行辩解，因为这两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美化了法西斯主义。除非全人类的伦理底线在某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否则这种辩解是站不住脚的。

同样地，你可以内心赞成裹小脚这一陋习，也可以展示历史上的裹小脚现象，但如果你在公共展示中赞美裹小脚，那就是邪恶的。因为这违背了人类的基本伦理和道德准则。

同理，你有权内心赞成私自办案，但如果你选择进行公共展示，就必须坚持最基础的法治伦理：对公民要无罪推定。公民享有隐私权、人身自由权和人格尊严权，非经法定事由与程序，任何人不得非法干涉、监视或侵犯。你不能歌颂有罪推定，因为这违背了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

徽声在线认为，中国电影之所以难以取得突破，并非差在艺术手段上，而是差在缺乏基本认知和违背常识。只有当我们真正尊重法律、尊重人权、尊重历史事实时，才能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电影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