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冷饭的《抓特务》：大院子弟的怀旧情结已难打动观众

文 | 徽声在线特约评论员

尽管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整体表现略显低迷，但仍有不少作品让人眼前一亮。例如，近期上映的《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感动了无数国内观众，甚至在东南亚地区也引发了强烈反响，让某国媒体感到震惊与不安。

然而，在电影市场低迷之际，一些所谓的知名导演和演员却频繁发声，声称电影业即将崩溃，呼吁观众走进影院拯救市场。

然而，呼吁救市的同时，这些名导们是否真正拿出了让观众信服、能够扭转对他们日益失去信心的作品呢？像《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的佳作，才是真正在救市的。

反观近年来，无论是张艺谋、陈凯歌等早已功成名就的大导演，还是林超贤、徐克等曾经的票房保障，都未能交出令人满意的作品。曾经的“国民导演”冯小刚，更是风光不再。自十年前的《芳华》之后，他的后续作品几乎未能激起任何波澜。

冯小刚的新作《抓特务》打着“重温国民记忆”、“平民史诗”的旗号，拥有明星云集的阵容，却未能为电影市场带来一丝活力。截至目前，上映五天的《抓特务》总票房才刚刚突破七千万。

有评论试图用“叫好不叫座”来为该片挽尊，暗示电影本身质量不差，只是市场调节机制失灵，加上影片突然定档和宣发时间不足所致。

然而，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名导们的“怀旧”叙事对观众而言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他们不断重复老掉牙的故事，拉上一堆当红明星，重温自己意气风发时代的美梦。同时，他们还试图通过触及敏感话题，在安全区内搞一搞“冲塔”，既满足自己的政治露阴癖，又展示自己“敢拍”的胆魄，以获取特定的荣誉和口碑。

然而，时代已经变了。老导演们热衷的“冲塔式怀旧”在当下已经没有任何积极作用，这种创作模式只会加速他们自身艺术生命的终结。

冯小刚创作生涯中票房最高的《芳华》，便是这种“冲塔式怀旧”的典型代表。这类电影通常设定一个与时代若即若离的封闭空间，安排一群看似渺小的“小人物”。故事往往发生在共和国命运的几个关键节点上，以体现主角的身不由己和命中注定。时代的风浪影响着这些“小人物”，他们从温情走向决裂、冲突，残酷的命运将曾经的美好撕裂为苦难和厄运，以此显示时代的铁拳和万恶。

这种模式具有天然的话题性，尤其是在《芳华》上映当年，一些电影市场之外的风波使得该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热度，也让冯小刚收获了入行以来的最高票房纪录。

然而，这看似属于中国人的史诗，却并不深刻和独特，甚至谈不上用心。早已功成名就的大导们，又怎么会真正怀念那个自己远非主人的时代呢？这种基于算计的怀旧，只是用来营造氛围感的壳，用来碰瓷审查、吊人胃口的盘外招。

实际上，包括文革等被认为是电影“不能言说”的历史时期，在这类“冲塔故事片”中只是布景，而非观众期待的“批判”和“反思”的主体。《芳华》的时间跨度很大，涵盖了文革、改革开放和对越反击战，但最终让人记住的时代内核并不多，只有俗套的“都市伦理情感剧”和轻飘飘的“宿命无常”，以及导演本人毫无节制的春梦、对姑娘的追忆和对青春的歌颂。

在温情怀旧的基底上点缀几处触碰敏感议题的“冲塔”情节，就成了碰瓷一般的做题技巧。我们可以在老一代导演那里经常看到这种技法的使用。张艺谋的《一秒钟》借西北、借文革，表面上批判集体主义，骨子里却是幻想出一个电影的黄金年代，再进行避重就轻的自我感动。

陈凯歌还未上映的《少年时代》则让没什么戏拍的亲儿子陈飞宇扮演青年的自己，进行私人化的抒情回忆。王小帅的《沃土》则更为大胆，这部至今难产的农民题材作品不仅直接质疑土改，还敢在没有过审的情况下违规去柏林电影节参展上映。

他们始终带着特定阶层、年龄、地域的滤镜，要么是北京大院子弟的优越感，要么是精英的自上而下的悲悯，要么是功成名就之后塑造自身青年时期“抗争”的发家史，以及永远带着一种“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如何如何”的自恋。

同时，这类“冲塔式怀旧”的自恋作品也往往会配套骗廷杖式的宣传。所谓不过审以及为了过审与审查体制斗争的种种传闻，便是这些电影卖惨吸睛的通用套路。或者再加上定档又撤档的惯用技俩，展现“身不由己”、“勇于抗争”，电影和导演本人便可被塑造为“斗士”和“勇者”的形象。这种“骗廷杖”的传统做法从所谓的“禁片大王”娄烨到早已不用对抗体制却偏偏要摆出造反姿态的商业大导那里，早就形成了一整套的说明书和操作手册。

我们这些年见过不少如此富有“良心”和“胆识”的作品，但是却始终看不到这种明显只是表演的“创作斗争”除了能把作品的热度炒得高一点之外，还有任何深刻、独到的反思、批判和令人尊敬的人文精神及关怀么？

更何况，这种冲塔实际上对导演本人也会有严重的副作用。导演本人在开了这个头之后不仅会如娄烨等人一样形成创作惯性和路径依赖，还极有可能迎来舆论的反噬。去年的“芳华”解读风波便是如此。

对于如《芳华》这类作品，有一些人揣着明白装糊涂，忽悠那些不明白这是名导刻意表演的观众，把一部充满特定人群意淫的青春回忆片硬生生解读为“捍卫文革”。这是一些导演“冲塔式怀旧”的必然结果，他们既要擦边搞暧昧，又不愿意真的承担表达风险，只想着坐收名利。而一旦有人替导演完成这个使命，作品和导演本人自然会被人架在火上烤，承担起他们远远不敢承受的政治风险。

这也极大影响了《抓特务》的市场运作。在多年的不思进取吃老本且市场反响不佳之后，本片又是个和《芳华》大同小异的作品。客观来说，以本片的导演背景、制作成本和阵容知名度，本来可以有着大手笔的宣发待遇，鼓动起一部分受众进场买票，至少票房不会如此不堪。但是有了之前恶劣的负面效应之后，本片就硬生生被自己人断绝了大卖的可能。

本片临时空降一个不温不火的端午档期，上映前在官方层面也只能搞几个没多大的宣传动作。原因无他，本片和《芳华》有着同样的“冲塔”结构，有着一样的“怀旧”主题、一致的“时代碾压人”的内核，甚至连叙事逻辑都差不多，而不是有任何新意和诚恳的匠心之作。在去年年底的“解读风波”已经使得导演本人快跟“危险”划上等号的情况下，完全不宣传固然不行，但铺天盖地宣传、引发又一波“芳华”式解读也是片方避之不及的了。

《抓特务》故事的核心舞台是北京胡同里的一座四合院，它被美化为一种温馨、充满光晕的生活集体。建国时，主人公民警肖大力认定教师冯静波是特务，特地与其成为邻居，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猫鼠游戏”。当然，片子的重点并不是谍战与抓奸，而是邻里之间的互相帮衬、温情守候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给四合院带来的影响和人物逃脱不了的命运和苦厄。

肖大力因四十年如一日的“轴”搞得家破人亡，而冯静波却因为懦弱和小心得以全身而退。不同的人物命运导向同一个主题，即发行物料所反复强调和暗示的市井百姓、小人物在大时代中悲怆的命运。

看过《芳华》的读者朋友都不难看出来，这只是换了皮的部队文工团故事。同样是用一个无法逃脱的物理空间框住一群人的人生命运；同样是以数十年为尺度表现时代变迁左右人物命运的价值主题；同样是前半段温情脉脉、后半段突然血雨腥风、急转直下的剧情结构；同样是在片中制造特定时代爱而不得的女青年形象。

最终，一通套公式做题下来，片末肯定是暮年壮志未酬的悲叹和“造化弄人”、“时代辜负人”的空泛感慨。

一些关联宣发方所谓的“小人物史诗”的宣传话语，我们也可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究竟是北京东城区的小学教师是小人物，抑或生活无忧的胡同片儿警是当年中国社会的“平凡”角色？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些被片子包装成“完美受害者”的角色无论是今天还是在过去都会是城市社会的中上层，而非命不由己的小人物。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更多的是身份落差使然，而远不是真正底层民众的生存境遇。

更不用说片中那些可有可无的政治运动背景板了。本片除了将符号化的口号、标语拉出来显摆、用来标记时代之外，所谓的“万恶”的政治运动并没有起到任何叙事上的推进作用。它只是希望给观众带来“这也敢拍”的猎奇以及用俚俗俏皮的北京话和饶有趣味的市井生活换取特定城市观众的好感与话题度而已。再者顶多就是用庸俗人道主义质疑革命叙事这种烂俗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人文关怀罢了。

实际上，这与真正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都并无多大关联。在他们那里，革命历史是从天而降的，对所有人的无妄之灾，往往没有任何起因就开始平等地碾压和摧毁所有人。不同阶段的社会变革也只是方便讲故事的背景板，除了吸引眼球，没有任何深刻的意蕴。

因而，《抓特务》的剧情就显得无比的单薄生硬，宛如人临终前的濒死体验，人生记忆如跑马灯一样快速播放。本片的改编对象《无悔追踪》本来是个好模板，演员演技极为精湛，对北京市民文化、时代变迁的描摹异常精准。20集的体量容纳了创作者对复刻时代的野心以及书写革命历史与家国大义的初衷。

要将其改编为电影固然很难，但也不是不可以。只要对原作的情感和用意有所体会，只要能把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时代背景搭起来，即使再笼统也能达到与原作八九不离十的近似度。

但是，大导只看上了北京市民生活史的噱头和对应的市场，远远没有捕捉到原作的意蕴。剧版里片警肖大力为人热心淳朴、忠肝义胆、关心邻里、热爱人民。在《抓特务》中，他的热心肠戏份却被删得一干二净，电影版给人的感觉因此截然不同，似乎这四十年来，肖同志不干别的，只是在盯着冯静波。原版中的肖大力被揪出来批斗也不只是因为收听敌台，而是因为在混乱年代中恪守政治规矩、维持社会秩序所致。

更不用说全片刻意美化冯静波这一人物的小九九了。为了照顾演员、安抚其粉丝群体、保护他的偶像光环，电影版《抓特务》极大淡化了冯静波这一人物的负面色彩。

冯老师出轨徐小妤被拍成是因原配大眉子嗓门大没文化，而忽视了原作中男主本人为明哲保身故意选大眉子当护身符又因婚后生活不如意主动勾引校长女儿的情节。男主的脚踏两只船因此在电影中成了时代的悲剧，而不是他又当又立、既要还要的软弱本性所致。一个知识分子在49年还接受国民党的潜伏任务，如果真的是存在一个相对完美而不是为人巨欠、神经大条的冯静波，他又怎么会不明就里的接下这茬活忐忑不安的活了几十年？

显然，大导只是把自己青年时代熟悉的北京胡同生活套进了《芳华》验证过的商业套路中。以自以为深刻、珍贵的生活记忆当原材料，加上一些公式化的“冲塔”小技巧，就包装成了献给观众的“平民史诗”。但是很可惜，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今非昔比，这类精致的炒冷饭已无法取得市场的怜悯和关注。

若是放在十年前，当大导光环尚未褪去时，这套“冲塔式”怀旧也许还能收获掌声和热泪。《集结号》、《芳华》都以“敢拍”出名，《抓特务》本想照着同样的剧本再演一遍，靠着惯用的创作套路复制票房神话，却没想到观众早已不吃这一套，最终落得个票房口碑双双遇冷的尴尬境地。

上映前不敢大动作宣发，路演还要依靠根本不是北京人的韩红扯一嗓子号召父老乡亲前去观影。眼看票还是卖不出去，最后还是出现了一大堆媒体写通稿来来回回还是那些平民史诗、时代眼泪之类的废话。

自然，这类赶鸭子上架和逢场作戏式的作品已经起不到任何正面和积极的作用。

这套公式之所以越来越不行，根本在于这种“怀旧”早已和当下观众的情感需求格格不入了。这批大导的怀旧本质上只是有了特权之后拍一拍当年的怨念和不满，唱一唱属于他们自己的青春挽歌罢了。一些人怀念北京四合院、部队大院，却无法回答这种生活“意义何在”的问题，也无法直面观众的诘问：为什么要跟着他们一起怀旧？

相反，今天的观众看到四合院时想起的更多是“特权”而非温情脉脉的市井生活。看到有关文工团长篇累牍的青春赞歌时脑海里只有“自恋的老登”而不是一起跟着歌咏青春的美好。它只适合给一批特定群体用于追忆根本不会对整个大盘、电影产业有所帮助。

这两年来，在中国电影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困境中，有不少优秀的电影人已经示范了突围和复兴的可能。老导演们不懂得功成身退，不懂得用自己的余热做些对中国电影的未来真正有益的事情，还是想着用“冲塔式怀旧”应付电影市场时，这种错位只会突然导演本人的“登味”和落后。那么最终，迎接他们的不会大概不会是“中国电影的黄昏”，只会是名导声誉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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