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爱替明星发律师函的星权：缘何成为“艺人御用”律所

6月12日当天，两位知名女星接连发布律师声明，引发了广泛关注——

白鹿针对网络谣言提起诉讼，马思纯则就侵权行为进行维权，尽管事件性质不同，但她们背后都选择了同一家机构——星权律师事务所。

提及星权，关注娱乐圈的网友们应该并不陌生。在内娱领域，星权几乎成为了明星维权的“标配搭档”。

然而，很多人不禁心生疑问：一家成立时间并不算长的律所，为何能够赢得如此多明星的青睐？为何在不少顶流明星遭遇塌房风波后，仍有大量艺人选择继续与其合作？

对此，徽声在线从某业内知情人士汪纯（化名）处获悉，星权之所以能够受到明星的追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采用的“零基础全风险代理”模式，这一模式在吸引娱乐客户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正式成立，其创始人为朱晓磊。

朱晓磊是山东烟台大学法学院2001级的学生，2008年硕士毕业后，他选择在北京开启实习律师生涯，成为了一名典型的“北漂”。

据知情人汪纯评价，朱晓磊非常拼搏，且极具市场开拓能力。“他以前在山东读大学，之后背着包来北京闯荡，是典型的北漂律师。”

早在2009年，朱晓磊就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当时尚未被充分重视的市场——艺人的名誉维权。他在当时执业的律所牵头成立了“演艺维权中心”，专门承接名人维权的案件。据说，朱晓磊经常留意报端杂志上的明星报道，一旦发现侵权情况，便会想方设法联系到该艺人的团队。

在星权挂牌前后，朱晓磊就因代理了李连杰诉大旗网、向华强诉人民网等名誉权案件而在圈内声名鹊起。随后，杨幂、刘诗诗、吴奇隆等众多明星也相继成为他的客户。

朱晓磊还曾登上《天天向上》的舞台，向观众普及网络暴力中的法律常识。

对于许多艺人团队而言，打官司不仅麻烦，而且未必划算。尤其是名誉权、肖像权案件，赔偿金额通常不高，即便最终胜诉，获得几万块钱的赔偿和公开道歉，从账面上看也并不划算。因此，“值不值得折腾”成为了他们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朱晓磊和他的星权律所，则成功降低了这一门槛。

汪纯向徽声在线透露，星权能够迅速打入艺人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不少案件都采用了“零基础全风险代理”模式。

那么，什么是“零基础全风险代理”呢？简单来说，就是律所先免费为艺人打官司（有时甚至会垫资诉讼），如果胜诉，再从赔偿金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分成；如果败诉，艺人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律师行业的“分佣”模式。

对于艺人团队而言，这种模式显然非常划算。毕竟无需先支付一大笔律师费，胜诉后还能获得赔偿，同时让黑粉道歉，给粉丝一个交代。尝试一下，似乎并无损失。

在律师界，这种模式并不新鲜，也并非星权的独创。然而，许多律师并不愿意采用这种方式。汪纯透露：“律师的劳动本身就具有价值。你不能因为案子输了，就否认前面的智力劳动。很多律师并不太接受这种模式。”

对于律师而言，前期需要查看材料、进行取证、查找主体、撰写文书、跑程序、与法院沟通等一系列工作。一旦败诉，时间、人力和精力基本上就付诸东流了。

汪纯认为，法律服务多少带有一些“半奢侈品”的意味。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纠纷时，大家往往习惯私下解决，谁也不愿意先掏一大笔律师费去打一场胜负难料的官司。

星权能够接受不收取前期费用，艺人自然愿意尝试。只要有一个有分量的艺人尝到了甜头，消息就会在艺人和经纪人圈子里口口相传，后面的人自然会纷纷效仿。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当案件越来越多时，律师和法律服务机构究竟能投入多少精力去研究每一个案件？当维权越来越标准化、流程化时，个案处理质量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汪纯坦言。

不过，对于星权而言，艺人维权已经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案件，而是一套可以相互借鉴甚至复制的流程——实现了标准化。有些起诉是由艺人发起，比如针对某自媒体侵权；但不少案件则是星权主动发起。

单看一个案件，赔偿金额可能并不多，最多几万块加公开道歉；然而，一旦是大面积侵权，案件“走量”积累起来，数目就相当可观了。何况很多这种案件根本走不到公开宣判阶段，诉前通过调解、仲裁等方式就非公开地解决了，这算是一块“稳定的现金流”。

这也是为什么明星并不一定在乎那几万块钱，但律所和团队依然愿意推进的原因。艺人在乎的是名誉和商业形象，律所在乎的是批量案件的回报，经纪公司在乎的是给粉丝和品牌一个态度。

各取所需，互利共赢。

朱晓磊

星权真正做的生意，不仅仅是法律服务，更是一种确定感。

艺人一出事，最先慌乱的往往不是外部，而是内部——粉丝催促工作室，工作室催促宣传，宣传催促法务，经纪人催促律师。品牌在观望，平台在看风向，对家粉丝在添柴，营销号在等第二波流量。

这时，一份律师声明（或是律师函）就像一块创可贴，它不一定能治愈伤口，但至少能让流血的伤口暂时止血。它具有法律功能，但公关功能更为明显。（事实上，律师声明和律师函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是发给不特定的大众，后者则是只发给特定的某一方，但本文不做区分。）

律所发声将艺人本人往后推了一步，不是明星本人出面，而是律师以第三方身份出来说话。语气严肃，格式规范，盖章醒目，天然自带一种“别闹了，我们要动真格”的气势。

尤其在饭圈语境里，律师代为发声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如此一来，工作室可以交差：“我们一直在保护艺人。”粉丝会跟黑粉说：“看见了吗？已经要告了。”

然而，这招用多了，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艺人委托律师发声，并不能说明艺人一定清白；它只能说明某些言论可能涉嫌侵权，不能证明所有争议都不存在；它更不能替代事实调查。

比如，2021年吴某某性侵事件，就让星权的律师声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笑柄。

当年事件发酵初期，吴某某方面曾通过星权发布严正的律师声明，完全否认相关指控，并表示将追责。后来的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但站在律师的角度，事情又有另一层复杂性。在较短时间内，律师并不能完全洞悉所有事实，客户给什么材料，律师就基于现有材料进行判断。如果艺人没有告诉律师全部事实，律师不一定能预判后续反转。

汪纯向徽声在线表示，律师作为代理人，很多时候只能根据客户提供的信息和证据来撰写声明：“艺人团队强烈要求发，律师前期若没看到明显风险，无法说服艺人团队，也不得不配合发。”

朱晓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为：“如果律所对虚假内容并不知情，仅依据艺人的单方面陈述发布声明，通常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若艺人的虚假陈述给经纪公司或律师造成了损失，后者有权向艺人追偿。”

这在职业逻辑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舆论逻辑中，公众很少区分“代理客户发声”和“为客户事实背书”。当律师用高度确定的语言介入一个信息不完整的娱乐事件时，他很难只停留在“代理人”的位置上。

如果事情顺利发展，它就是一把有力的武器；如果事情出现反转，它就会成为一把回旋镖。

不过，在吴某某、李某某等顶流塌房后，星权虽然成为了一时的众矢之的，但并没有影响其生意，明星艺人仍然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

汪纯向徽声在线分析，首要原因就是它用零基础全风险代理模式降低了艺人团队的决策门槛。其次，律所的负面在圈内的实际影响与外界的直观感受之间存在偏差——“就像一个大品牌出过公关危机后，照样有人购买。”

至今，星权已经代理了上百位艺人的案件。早在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星权律所高级顾问丁相顺就曾透露：“娱乐圈三分之一的当红明星都是他（朱晓磊）的客户。”

外界看星权，最容易看到的是明星律师声明——他们确实爱代替艺人发声明。

而在业内，不少律师对星权频繁发律师声明的行为多有质疑，甚至有的表示不屑。

在他们看来，很多娱乐事件初期信息都不完整。艺人团队情绪急切，粉丝压力巨大，舆论变化迅速。律师如果贸然站出来，用非常绝对的语气说“严重失实”“恶意造谣”“将追责到底”，后面一旦出现新事实，律所自己的信用也会跟着受损。

“律师声明是一把双刃剑。”律师语言天然追求确定性。但在舆论场里，没有什么事儿是真的确定的——虽然大家都在调侃“微博升堂”，但社交媒体毕竟不是法庭。法庭讲证据链，舆论讲情绪、时机、观感和反差。

一个律师觉得没有问题的表达，到了微博上可能就变成挑衅；一个律师觉得足够克制的措辞，到了粉圈可能被当成冲锋号；一个律师以为能平息争议的声明，反而可能把事情重新送上热搜。

这几年，很多艺人团队其实都吃过这个亏。

有些事本来已经降温，声明一发，等于把网友重新叫回来围观；有些事本来是小范围争议，声明一发，大家开始考古、截图、扒旧料。还有些事，艺人团队想要的是“吓住对方”，但公众看到的是“你急了”。

对此，朱晓磊在2025年7月接受《中国新闻网》采访时也曾做过反思。他说：“从艺人、公司的角度，声明不服众，民事诉讼的周期过长，而谣言对艺人的伤害过大，动辄数亿人次浏览量，仅能通过报警的方式来快速表明自身态度。长此以往，维权成本将不断攀升，不仅耗费巨大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也可能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当然，明星有权维护自身名誉权、肖像权，造谣、辱骂、盗图、AI换脸等行为都应该付出代价。普通人也不能因为对方是明星，就觉得自己可以随便攻击。

但另一边，明星也不能把律师声明当成万能盾牌。当维权对象从恶意商业侵权者逐渐扩展到普通公众时，社会自然会追问：“除了诉讼之外，是否还有教育、提醒、整改等更合适的解决方式？诉讼是否一定是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

而且，网上打嘴仗的粉丝、黑粉中，很多都是学生，有的甚至是未成年人。在追星文化和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仅仅因为表达喜爱、参与讨论或者分享内容而卷入法律程序，即便最后只是和解、撤诉或者承担少量赔偿，也可能给他们带来长期的心理压力。

在实际案例中，有的律师遇到过某明星告黑粉，但该“黑粉”前来咨询是否会影响考公的情况。所以，部分律师认为，在强调明星权利得到保护的同时，未成年人、公众教育以及法律谦抑原则同样值得重视。

的确，公众有合理质疑的权利，媒体有监督报道的空间，消费者有评价艺人商业行为的自由。真正该被追责的是造谣、侮辱和恶意侵权行为，而非所有不顺耳的声音。

星权正好就站在这条边界线上——它既是明星维权的工具，也是艺人公关的某种附属配件；既帮助艺人对抗侵权，也因为过度卷入舆论战而不断消耗自己的信用。

如何拿捏分寸，可能就考验星权掌舵人朱晓磊的智慧了。

撰稿｜筱熙

策划｜文娱春秋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