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三任妻子是黄宗英、上官云珠、吴嫣,皆是绝色,晚年却十分凄凉

参考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新四军战史》《1955年授衔始末》《毛泽东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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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在山东济南的一户书香门第中，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还未满月，母亲便因产褥热不幸离世。

父亲续弦后，全家对他疼爱有加，继母贤惠善良，尽管失去了亲生母亲，他却在七个弟妹中成为了最受宠爱的那一个。

八岁那年，全家迁居至北京。

他在教会学校育英学堂求学，性格活泼开朗，外号“活宝”，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让气氛变得热烈起来。

中学毕业后，他成功考入燕京大学教育系，并在辅仁大学完成了学业。

毕业后，他进入中央银行担任行长英文秘书，用自己的薪金作为经费，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北京组建了“南北剧社”，并担任社长。剧社成员包括丁力、黄宗江、孙道临、于是之，以及一位刚刚成为寡妇的年轻姑娘。

没人能预料到，这位年轻姑娘的到来，将彻底改变他后半生的命运轨迹。

三段婚姻，三位倾国倾城的美人，他倾尽所有，却在人生的最后阶段，独自走进上海的一家医院，再也没有走出来。

在他被送进医院之前，那个与他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女人，对他态度冷漠，甚至辱骂他，用烟灰缸砸向他——而他曾经付出的所有情意，都再也没有得到回应。

【1】 首段婚姻：剧社中的年轻寡妇，他不顾一切迎娶回家

1942年，17岁的黄宗英初婚，对象是南北剧社社长的同学郭元彤。

婚礼热闹非凡，宾客满堂，然而婚后仅仅18天，郭元彤便因先天性心脏病突然离世，留下黄宗英独自面对这个世界。

十七八岁的她，新婚丧夫，“克夫”的标签几乎成了她身上无法撕掉的烙印。

周围的人议论纷纷，认为她命硬，谁娶她谁倒霉，一时间，登门提亲的人彻底绝迹。

黄宗英独自在北京艰难生活，后来经哥哥黄宗江的介绍，加入了南北剧社，靠演话剧维持生计。

南北剧社的社长注意到了她。

他比黄宗英年长几岁，家境殷实，在银行有稳定的工作，又热爱文艺，拉扯着一群朋友办剧社，是圈子里公认的热心肠。

他看着黄宗英孤苦伶仃，心中先是同情，后来渐渐产生了别的情愫。

他向父母提出要娶黄宗英，却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

父亲说：“那姑娘克夫，名声全北京都知道，你要把她娶进门，是给咱家添什么乱？”

他低头沉思片刻，说：“她一个人不容易，我心疼她。”

父亲拍桌子怒道：“心疼？你以为娶妻是做善事？”

母亲在一旁叹气，说：“你要真想娶个好姑娘，这北京城里多的是，何必盯着这么一个命硬的？”

他没有再争辩，而是转头去找了媒人。

1945年9月，他不顾家人反对，与20岁的黄宗英在北京成婚。

婚后，黄宗英将母亲、养病的大哥、大嫂和弟弟接来同住，一大家子的生活开销全由他一人承担。

为了应对庞大的家庭开销，他在年底考入中央银行北京分行，有了稳定的薪水，才勉强维持住了这个家，毫无怨言。

剧社的活动仍在继续，黄宗英在台上演戏，他在台下张罗，两人各自忙碌，偶尔交集。

1946年夏秋，他们迁往中央银行家属宿舍，黄宗英的亲戚也时常来小住，家里热闹非凡，但两人坐下来交谈的时间却并不多。

黄宗英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她和他在一起的那些日子，两人之间总有一层难以言说的隔阂，他下班进门，她就莫名地紧张。

然而，这些她当时从未说出口。

他一直任劳任怨地打理着这个家，没有察觉到妻子心中的距离。

1947年，黄宗英接到赴上海拍摄电影《幸福狂想曲》的邀约，收拾行李南下。

在片场，她与男主角赵丹对戏，一场场拍下来，两人之间产生了戏外的情分。

他在北京等待着她，而她的心，却已经留在了上海。

1948年，黄宗英向他提出了离婚。

在离开之前，她在家里留下了一张字条，写道：我决意走了，不要找我，让我们好聚好散吧。

他拿着那张字条，坐在屋里，沉默了许久。

消息传开后，周围的朋友纷纷跑来替他抱不平。

黄宗江来了，坐在他对面，说：“述尧，你这是被我妹妹辜负了，你心里恨不恨？”

他摇了摇头，说：“她一时兴起嫁了我，也是我自己愿意的，怨不得别人。”

黄宗江说：“那她的母亲，她的家人，这些年都是你在养，你这样放手，不觉得亏？”

他说：“都是一家人住着，我赶得出去吗？”

黄宗江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拍了拍他的肩，说了一句：“老弟，你这个人，太好了。”

1948年，他与黄宗英平静地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后，他依然将黄宗英的母亲和几个兄弟留在自家住，没有开口驱赶，也没有说过半句怨言。

黄宗英的侄女阮丹青后来透露，黄宗英与程述尧离婚后，她的母亲一段时间内依然留在了程家；黄宗英与赵丹结婚时，程述尧的母亲还把她留在北京结婚时的聘礼，设法托人送还给了在上海的黄宗英。

这件事，当时知道的人，无不叹服。

黄宗英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一时兴起，我在北京和程述尧结婚了。述尧是个好人，可是我俩没什么话可说。”

1948年，他独自南下上海，进入昆仑公司任职，在电影《大团圆》中担任了一个角色，在这座城市里落下了脚跟。

那一年，他31岁，带着一段已经结束的婚姻，在上海重新开始了独自一人的生活。

他不知道，命运已经在前方悄悄摆好了下一局棋，那一局棋里，有一个比黄宗英更为耀眼的女子，也有比从前更深的伤痛，以及比从前更漫长的等待。

他在这座城市里慢慢站稳了脚跟，而机会，也在悄悄向他靠近。

1949年，上海解放，他受文化局派遣，接管了原本由英国人管理的兰心戏院，担任副经理，负责日常运营。

从一个在北京靠银行薪金办剧社的业余文艺人，到主持上海最有名的戏院，他的人生轨迹因为时代的转折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改变。

他的人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在那个他将在此后数年里朝夕相处的大戏院里，他遇见了让他再次心动的女人。

【2】 第二段婚姻：兰心戏院里，他遇见了上海滩最耀眼的明星

1950年，话剧《红旗歌》在兰心戏院排练、公演。

这台由刘沧浪等编剧、沈浮导演的话剧，在兰心戏院连演了130场，盛况空前。

主要演员中，有一个名字当时在整个上海滩无人不知——上官云珠。

上官云珠原名韦均荦，1920年出生于江苏江阴长泾，16岁便嫁给了同乡张大炎，后来辗转来到上海进入演艺圈，凭借1946年的电影《丽人行》在影坛站稳了脚跟，此后片约不断，成了上海最当红的女演员之一。

她的脸出现在电影海报上，出现在杂志封面里，走到哪里都有人认出来。

然而，她的身世并不简单。在遇见他之前，她已有过几段婚姻，身边带着一个年幼的女儿姚姚。

进入新时代后，她积极参加各类演出活动，想要在新的文艺环境里继续走稳自己的路。

《红旗歌》排练期间，上官云珠与担任兰心戏院副经理的他，接触越来越多，来往日渐频繁。在这之前，两人就已有过交集，他还曾与蓝马合演过电影《大团圆》，对她并不陌生。

有一天，排练结束后，两人在戏院里单独聊了一会儿。

上官云珠开口说：“我以前的那些事，你都知道吧？”

他说：“知道一些。”

上官云珠又说：“那些婚姻，那些孩子，你不介意？”

他停了一停，说：“我同情你在婚姻上的遭遇，要是我们走到一起，我一定会好好待你。”

上官云珠看了他一会儿，沉默片刻，没有立刻说话。

1950年3月19日，两人在兰心戏院举行了婚礼。

婚后，他对上官云珠带来的女儿姚姚视如己出，每天下班回来，第一件事便是陪着姚姚玩耍，嬉笑打闹，比戏院里那些热闹也不差什么。

家里的保姆忍不住对左邻右舍说：“程先生对姚姚好得不得了，亲生父亲也不过如此。”

1951年，儿子韦然出生，小名叫灯灯。

他担心姚姚因为有了弟弟而感到被冷落，特意找来儿子的奶妈，叮嘱道：“你要疼灯灯，也要疼姚姚，两个孩子一样地疼，不能厚此薄彼。”

姚姚后来主动提出跟着他姓程，在小学里全名是“程姚姚”，见了人就喊他“爸爸”，喊得自然，也喊得真心。

上官云珠看到这一切，心里原本对这段婚姻存着的那点不确定，慢慢消散了许多。

一家人过着虽然忙碌却实实在在的日子，他主持戏院事务，她在银幕上持续发光，一个儿子一个继女，有说有笑，像模像样。

然而，一道突如其来的坎，正在不远处等着他。

1949年8月，上海影剧界曾在复兴公园举办了一次为劳军募集资金的义卖活动，他担任了那次活动的财务。

活动当天，来的人远比预计的多，场面混乱，本来制定的销货、付款、记账手续根本没法按原计划执行，只好先收一批、先装袋送走一批，等活动结束再统一清点货款和物品。

他在钱财方面向来粗心，混乱情况下一些款项难免漏记、错记，却始终没有补立明细账册。

这件事在当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却在整整三年之后，成了压向他的一块巨石。

1952年2月，他正在皖北参加土改，一封电报把他急召回上海。一只脚刚踏进兰心戏院，便被人扣住了。

有同事检举，说他在那次义卖活动中有贪污嫌疑。

账目漏记，三年前的旧事，已经无从一一查证。

他心想反正金额不大，认了赔出来了事，还能争取一个宽松处理，便承认了贪污说不清楚的六百九十余元。

上官云珠拿出自己的积蓄，北京的父亲也寄来了钱，凑在一起交给了剧院，没想到，这一认一赔，反而坐实了贪污的罪名。兰心大戏院给了他机关管制一年的处分。

三反运动高潮时期，不许他回家，他住在剧院里检查、交代。

家里，上官云珠一个人撑着，内心却在经历着他无从知晓的挣扎。

她的演艺事业正在高峰，片约一部接一部，是整个上海影坛最炙手可热的演员之一。

丈夫头上顶着“贪污分子”的名头，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她比谁都清楚。

她从一解放就想方设法彻底改造自身，爸爸出事之后，她在电影厂受到了牵连，甚至在后来的“反右”运动里，还有人称她为“贪污分子的老婆”。

这顶帽子，对她的前途威胁极大。

她向他提出了离婚。

他不同意，几次让步，低声下气地求她留下来。

他的二弟程述铭当时在上海工作，亲眼看见了这一幕，后来说，哥哥那段时间忍气吞声，一再求她回心转意，上官云珠却回以狂躁的怒骂，情绪激动，完全无法平静地坐下来谈。

孙道临、舒绣文、白杨这几个与他们来往密切的朋友，听说了这件事，甚至组成了一个小组，来来回回地劝和，一趟趟往两家跑，磨破了嘴皮子，劝上官云珠三思。

上官云珠一度有所动摇，差一点就留了下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却犯了性子。

他觉得自己那么低三下四地求了这么久，她都无动于衷，现在凭什么又要他吃回头草。

那一刻，他摆了大少爷的架势，话说得硬气，把好不容易递出来的那个台阶，自己先踢翻了。

上官云珠见状，当场翻了脸，留下了儿子，带走了姚姚，决绝离去。

双方就此彻底分开。

机关管制结束后，他的案子得到了重新审查，被查明实无贪污行为，领导谈话时也隐约透露了歉意。上官云珠托人传来话，说愿意复合。他拒绝了。

韦然后来在文章里写到这一段往事，说父亲多年后提起，觉得有点后悔，如果当时同意了，灯灯会有一个完整的家，上官云珠也许不会走上后来那条路，然而人生没有如果。

1953年，他将儿子韦然送回北京，交由父亲和继母照料。

次年，他调往上海衡山电影院工作，后来升任经理。

那一年，他37岁，两段婚姻，两次被留下，带着这些沉在心底的重量，一个人继续在上海往前走。

而第三段婚姻，以及此后几十年里真正让他喘不过气来的漫长岁月，还在前方等着他。

【3】 第三段婚姻开场：家人全力反对，他一意孤行把人娶回了家

1954年，他在上海衡山电影院工作，生活表面上恢复了平静。

两段婚姻留下的重量，他从不在外人面前提起，出门上班，下班回家，偶尔去剧场看看演出，把日子一天天填满。

外号“活宝”的那个年轻人，已经变成了一个沉默的中年男人，但骨子里那种待人宽厚、不记恨、不计较的性子，从来没有变过。

就在这段时间，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吴嫣，当时在上海市文化局工作，是经由一位共同认识的朋友牵线，两人才有了来往。

吴嫣的过去，远比寻常女人复杂许多。

她自幼家境贫寒，少年时便被送入风月场所谋生，在上海滩辗转多年，被人包养过，做过别人的侧室，因身体原因失去了生育能力。

抗战期间，她受人引荐，以交际能力协助地下工作，收集情报，掩护活动，做了大量实事。

解放后，凭借这段经历在上海市文化局谋得了职务，才算在新时代里有了一个安稳的立足点。

他把吴嫣的情况如实告知了北京的家人。

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沉了下来，说：“那样的女人，进不了我们程家的门。”

他说：“爸，您先别急，她这个人——”

父亲打断他，说：“我不听。你要真想娶，程家不认这门婚事。”

他沉默了一阵，说：“我知道了，爸。”

挂了电话，他找了证婚人。

家里其他亲戚听说了，也纷纷来劝，话说得重，说什么前两段婚姻本就已经让人说闲话，这第三回要是再娶这样一个女人，脸还往哪里放。

他听完，没有争辩，也没有动摇，收拾了一下，去办了结婚手续。

1955年，两人在上海成婚，搬入吴嫣名下位于虹桥路丹天路86号的一幢花园别墅居住。

北京的父亲为了不让孙子韦然受到影响，坚持把孩子继续留在北京抚养。

婚后，他在衡山电影院做着工作，吴嫣在文化局上班，两个人各自有事做，日子起初还算平稳，看着像是终于要走上正轨了。

然而，婚后仅仅三个月，一纸逮捕令改变了一切。

1955年5月，吴嫣在黄浦路文化局办公大楼上班时被捕，受潘杨案件牵连，被押送至提篮桥监狱关押，名下财产亦被充公，此前那幢花园别墅，也就此不再属于她。

消息传开的速度极快。当天，他所在单位的领导便找他谈话。

领导让他坐下，说：“程老弟，吴嫣的情况，你也听说了。组织上的意思，希望你能尽快与她划清界限，离婚。”

他说：“我相信她是清白的。”

领导叹了口气，说：“相信不相信是你的事，但眼下这个情形，你继续和她维持婚姻关系，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你要想清楚。”

他抬起头，说：“你们冤枉她，我不能冤枉她，不离。”

领导沉了沉，说：“程述尧，你这话是想好了再说的？”

他说：“想好了。”

领导收了文件，站起来，走了出去，什么也没再说。

这句话说完，他便已经知道了自己往后要面对的是什么。

职务被撤，从衡山电影院经理降为普通职工，此后在徐汇区几家影剧院里做着送胶片、引位员一类的杂务，一做便是许多年，直到退休。

吴嫣在提篮桥监狱里一关便是五年。

这五年里，他用一点可怜的工资维持生计，把这个家残存的重量一个人扛着，没有向任何人开口求助，也没有提过一次离婚。

两段婚姻，两次被留下。

黄宗英把一纸字条放下，头也不回地走向了赵丹。上官云珠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松了手，带着姚姚决绝离去。

而这第三段婚姻，他在所有人都反对的声浪里硬撑着娶回来的女人，婚后仅三个月便身陷囹圄，把他仅剩的那点仕途和体面也一并带走。

职务没有了，在上海文艺圈里积攒了多年的位置，在这一次次打击里悄悄坍塌，什么都没有了。

吴嫣在狱里关押五年，他在外面等。

五年是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等待的人靠着微薄的工资度日，从没有对任何人开口说一句苦。

1960年，吴嫣从提篮桥监狱走了出来。

两个人重新住到了同一个屋檐下，他以为，这之后的日子，应该有了最基本的相依为伴。

然而等待结束的那一刻，他期盼中的那种温情，并没有来。

从那以后，他的后半生以一种令认识他的人无不唏嘘的方式，一步步走向了终点。

而那个终点到来之时，他躺在上海一家医院的病床上，意识越来越模糊，曾经与他共同撑过最难岁月的那个女人，早已把他彻底抛在了脑后，砸向他的烟灰缸和那些刻薄的骂声，成了他生命最后几年里最清晰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