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岁陈永贵退休后情绪波动，李先念贴心关怀：别再送这类文件

1948年，陈永贵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开启了为党和人民奋斗的征程。到了1952年，38岁的他肩负起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重任。上任伊始，他便带领全村仅有的58名劳动力，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一镐一镐地开垦山坡。他们将原本高低错落、杂乱无章的坡地，精心改造成整齐有序的梯田。经过长达四年的艰苦奋战，成功打造出300亩梯田，粮食产量更是实现了惊人的六倍增长，让大寨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1963年夏天，太行山区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凶猛的山洪如猛兽般肆虐，瞬间冲毁了大寨村七成的梯田和众多房屋，整个村庄陷入一片狼藉。面对如此严峻的灾情，省里迅速做出决定，计划拨款拨粮以助力大寨村进行灾后重建。然而，陈永贵却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他秉持着自力更生的精神，毅然决然地婉拒了国家的援助，表示大寨村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完成重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定胜天”的豪迈气概。

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村村民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了房屋的修缮工作。更令人惊叹的是，当年粮食总产量竟然达到了20万斤，还向国家上交了12万斤粮食，这一产量不仅超过了灾前的水平，更彰显了大寨村人民的坚韧和智慧。

这一壮举经传播后，引起了新华社的高度关注，并对此进行了专题通讯报道。陈永贵也凭借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大寨村的辉煌成就，从一名普通的山村支部书记一跃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知名人物，成为了广大农民学习的榜样。

1964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农业学大寨”的热潮。陈永贵受邀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用他那带有昔阳特色的口音，详细讲述了大寨村治山治水的有效办法和宝贵经验，为全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此后，陈永贵的职务不断晋升。1967年，他担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昔阳县委书记；196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更是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上，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工作。同时，他还兼任着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晋中地委书记、昔阳县委书记、大寨大队支部委员等五个职务，身兼数职却依然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在担任副总理的那几年里，陈永贵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工作安排：按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办公、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劳动。他坚持不领国家工资，吃大寨的粮票，挣大寨的工分，只靠中央和省里给的一点补贴过日子。开会时，他总是自己付茶水费；家里来客人时，也坚决不让公家报销一分钱。他的这些做法，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陈永贵一直保持着农民的习惯和本色。他蹲着端粗瓷碗喝小米糊糊，去市场买菜碰到优惠也坚持付钱。回大寨劳动时，他照样拿起镐头下地干活；基层调研时，他走村看田，亲手摸土壤、问产量细节。这些做法让他在中央和基层之间来回奔波，实打实地干着农业的事，为农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80年9月，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陈永贵主动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这一年，他已经66岁了。从高位退下来后，他住进了北京木樨地的一套公寓里。秘书还是按照老习惯每天给他念文件和材料，让他了解外面的情况。由于他识字不多，长期靠秘书帮忙读东西。退休后，他依然关心着国家农业的发展。有一次，秘书念到涉及大寨过去做法的内容时，他情绪激动地对秘书发了脾气。

事后，陈永贵身体不舒服，气色也越来越差。消息传到李先念那里后，李先念和陈永贵共事多年，深知他身体底子已经不行。于是，他专门交代秘书，以后这类文件不要再送给陈永贵看，以免再因为这些事影响他的健康。这个安排体现了李先念对陈永贵的关心和照顾。

退下来后，陈永贵觉得日子有些空闲，便给中央写信表示不想继续享受副总理待遇，希望组织能安排一份农业相关的工作给他。1983年，组织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每周他都会去农场一次，司机还是以前的汤占兴，只是车换成了伏尔加。他抵达农场后，受到了职工们的热烈欢迎。

年长的职工尊称他为陈大哥，年轻的则亲切地唤他永贵大叔。他主动与大家交流田间农事，仔细查看庄稼的生长态势，并针对种植与灌溉事宜提出专业建议。他还积极参与支部组织的各项活动，按时缴纳党费，始终以一名普通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展现出了他谦逊、务实的品质。

农场职工们深感他为人随和可亲、平易近人。有人关心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有人请他帮忙处理一些琐碎小事，他都一一记在心上。下次再来时，他总会带上相关物品，让职工们感受到了他的温暖和关怀。

这样每周前往一次农场的安排，让陈永贵重新与土地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他的生活也因此有了坚实的依托和明确的方向，继续为农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