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特雷斯十年任期将满，联合国新秘书长选举中方立场引关注

联合国即将迎来新一轮的领导层更迭。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自2017年入主联合国总部以来，两届任期共计十年，其合约将于今年12月31日正式到期。

这位葡萄牙籍的资深外交官即将卸任，而下一任秘书长的遴选工作，正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目前，候选人名单已初步确定。

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阿根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哥斯达黎加前总统格林斯潘、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以及新近加入角逐的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构成了此次竞选的五人阵容。今年5月11日，安提瓜和巴布达正式提名了埃斯皮诺萨，为这场竞选增添了新的变数。

在这五位候选人中，三位女性与两位男性构成了独特的性别比例，拉美地区成为最大赢家，非洲则有一席之地，而传统欧洲强国此次却意外缺席。尽管竞选规则未变，但门槛却悄然提升。

根据规定，新任秘书长需先获得安理会的认可，至少赢得9票赞成，且五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得行使否决权。中、美、俄、英、法五国，各自掌握着决定候选人命运的关键一票。

在此背景下，中方何时表态、支持哪位候选人，成为了外界猜测的焦点。

古特雷斯在任的十年间，可谓历经风雨。美国自特朗普政府以来，对联合国的态度愈发强硬。

会费拖欠成为常态，加沙问题上，一旦秘书长对以色列提出批评，美国便立即以冻结预算作为回应，这种施压手段让古特雷斯倍感压力。

俄罗斯方面同样不容小觑。俄乌冲突持续多年，莫斯科一直期望秘书长能在关键议题上表明立场。

古特雷斯则试图走中间路线，通过派调查组、发布报告等方式，避免直接点名批评。然而，这种两头讨好的做法，最终却落得两头不讨好的境地。

中方的态度则更为鲜明。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秘书长得秉持公正立场。在涉疆、涉台等敏感议题上，西方国家不断施压秘书长表态，而古特雷斯却以模糊话术应对，结果既遭西方批评为亲中亲俄，又让中方觉得其立场不够坚定。

发展中国家同样对古特雷斯的表现感到不满。气候融资、债务危机、疫苗分配等问题年年被提及，却年年得不到有效解决。古特雷斯能调动的资源日益有限，议程设置往往被几个大国所主导。

新任秘书长将接手一个财政紧缩、改革停滞、危机四伏的烂摊子。

5月26日，在纽约举行的由中方主持的高级别会议上，主题定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引发了广泛关注。

此次会议吸引了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其中20多位外长亲自到场，规模、议程、级别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王毅在开场致辞中直言不讳：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着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战争阴云密布，丛林法则抬头，人类文明的航船正驶入危险水域。这番话为会议定下了基调。

他强调，联合国不能再成为摆设，安理会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随后，中方提出了五个“重振”倡议：重振联合国宪章、重振安理会权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

这五条主张条条精准，与新秘书长选举的节点紧密相连，为候选人描绘了一幅清晰的画像。

中方传递的信号十分明确：下一任秘书长需坚守宪章原则，顶住各方压力，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这四把尺子将成为衡量候选人的重要标准。

先来看格罗西。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他长期负责核监督工作，与中美俄等大国均有交集，履历光鲜。然而，在伊朗核问题、扎波罗热核电站、福岛核废水排海等关键事件上，他的表现并未赢得中俄等国的好感。技术官僚在面对深水区政治议题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再来看巴切莱特。她曾两度担任智利总统，并曾任联合国人权高专和妇女署执行主任，简历堪称辉煌。然而，她的竞选之路却充满坎坷。

今年3月，智利新总统卡斯特宣布撤回对她的支持，目前她主要依靠巴西和墨西哥的提名维持竞选。与此同时，28名美国共和党议员联名要求国务卿动用否决权阻止她，理由众多。

巴切莱特处境微妙，其他三位候选人也各有短板。格林斯潘长期从事经贸工作，知名度有限；萨勒虽曾任塞内加尔总统，但2024年推迟选举的旧账被反对派翻出；埃斯皮诺萨5月才加入竞选，时间上明显滞后。

与2016年相比，这一届的竞选形势显得更为严峻。那一届有13人报名，最终古特雷斯脱颖而出。而这一届到5月才凑齐5人，候选人数量锐减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有能力的人不愿来，愿意来的人又过不了大国关，这把椅子早已成为烫手山芋。

很多人认为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只是走个流程。然而，5月26日的这场会议却具有深远意义，它提前明确了游戏规则。

王毅在会后向媒体公开表示：联合国宪章并未过时，仍是国际秩序的基石，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实际上是在向候选人划清红线。

中方至今未公开支持任何具体人选，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策略。

在4月21日的候选人互动对话环节，五常中只有英国和俄罗斯主动提问，中国、法国、美国均保持沉默。不发问不代表没有立场，而是将发问的机会留到了更关键的环节。

按照地区轮换的惯例，这一轮本应轮到东欧人选。然而，俄乌冲突尚未平息，从东欧选出秘书长显然难以获得大国共识。

各方心照不宣地将机会让给了拉美和非洲，这正好为中方提供了运作空间。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与中方一直强调的“全球南方”叙事不谋而合。

更深层次地看，秘书长的真正决策权掌握在安理会五常手中。即使大会193国全票赞成，五常一票否决也能直接否决候选人。因此，王毅在纽约强调规则，实际上是在亮牌。

回顾古特雷斯留下的摊子，财政赤字、改革停滞、效率低下等问题几乎无解。下一任接班人将面对一个被钱袋子卡脖子、被改革议程拖后腿、被层出不穷的危机轮番冲击的联合国。这把椅子坐上去，舒适日子将一去不复返。

放在2026年5月这个时间节点看，外部世界的变化更值得关注。美国一边在安理会消极拖延，一边在东南亚、拉美等地积极推进军事合作、能源协议和技术围堵。而中方则在安理会主动倡议、立规矩，节奏完全不同。

一边搞双边围堵，一边抓多边定位，两条路径正面碰撞。

秘书长选谁，对普通民众来说可能感受不深。但这背后牵动的，是国际规则由谁说了算的根本问题。秘书长不能成为大国的传声筒，更不能沦为某一方的附庸。这是中方反复强调的底线，也是此次纽约会议传出的最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