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躲入农妇家避敌搜查，她竟大喊：共产党在此，快来抓！

195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站满了人。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被人搀扶着，一步一步走上了城楼的台阶。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藏蓝色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城楼很高，风吹过来的时候，老人的白发被吹得有些散乱。她抬手拢了拢头发，那只手骨节粗大，皮肤粗糙得像老树皮。站在城楼上，她看见了广场上的人山人海，看见了红旗，看见了欢呼的人群。没有人注意到，这位老人站在那里的时候，嘴唇一直在微微颤抖。她叫黄菊喜。人们叫她黄菊妈。很多年前，她还有一个称呼——吴家的童养媳。

黄菊喜说不清自己哪一年出生的。后来有人帮她查了，说是一八八二年。她生在湖北通城县黄袍山脚下的夜珠窝，那地方穷，山多地少，种不出几斗粮食。她父亲是个种地的，常年弯腰驼背在田里刨食，到头来还是养不活一家人。黄菊喜还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具体怎么死的，她后来从来不提。只知道父亲死后，母亲带着她改嫁到石下的黄家，她从此改了姓，叫黄菊喜。

那年她还不满十岁。

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姑娘，在别人家里吃饭，日子怎么过的，没有人记录过。只知道又过了两年，她十二岁那年，母亲再也养不起她了，把她送到夜珠窝一户姓吴的人家，当童养媳。吴家的儿子叫吴立成，年纪也不大，两个半大孩子在一个屋檐下，名义上是夫妻，实际上什么也不懂。

黄菊喜在吴家的日子，史料上只留了一句话：婚后育三男二女。

一句话，八个字。可从十二岁到生下五个孩子，这中间是多少年？没有人算过。只知道她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烧火做饭，喂猪喂鸡，洗一家人的衣裳。黄袍山的冬天很冷，山风灌进屋里，水缸里的水结了一层薄冰。她拿木棒把冰敲碎，舀水洗菜，手指冻得通红，裂开的口子里渗出血来。不洗不行，婆婆盯着呢。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熬着。

五个孩子先后出生了，三个男孩，两个女孩，满屋子都是孩子的哭声和笑声。黄菊喜有时候坐在门槛上，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手里的活计会停下来一小会儿。山里的麻雀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叫，太阳晒在院子里，地上落了一片光斑。但这样的时刻总是很短。她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又去忙了。

长子吴朝义不满十岁的时候，丈夫吴立成病倒了。

那天早上，吴立成还下地干了一会儿活，回来就喊身上没力气。黄菊喜给他熬了一碗姜汤，他喝了两口就放下了。到了傍晚，他开始发高烧，额头烫得像刚从灶膛里扒出来的红薯。黄菊喜叫了邻居帮忙，去镇上请郎中。郎中来了一看，摇了摇头。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病，放在有钱人家，几副药就好了。可吴家没有钱。一贴药都抓不起。黄菊喜把家里翻了个遍，只凑出来几个铜板。郎中没有收钱，叹了口气就走了。

那几天，黄菊喜日夜守在丈夫床前。她用凉水浸了布巾敷在丈夫额头上，敷了一会儿布巾就热了，她再换一块凉的。这样反反复复，从天黑到天亮，又从天亮到天黑。

第四天夜里，丈夫走了。

屋里安静下来了。五个孩子挤在角落里，最小的女儿还不太懂事，睁着眼睛看着母亲。黄菊喜坐在床沿上，没有说话，也没有哭。窗外的月亮很圆，月光照进来，照在丈夫的脸上，照在黄菊喜一动不动的背影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站了起来。屋里还有五个孩子要吃饭。

丈夫死后，家里的日子彻底过不下去了。黄菊喜没有田地，没有积蓄，只有五张嘴等着吃饭。她拿了一根竹竿，一个破碗，带着五个孩子出了门，沿着山道一路往东，在通城、崇阳、平江、修水四个县沿门乞讨。

那年她大概三十多岁。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手里牵着大的，背上背着小的，走在冬天的山道上。孩子们的脸冻得发青，脚上的鞋破了洞，脚趾露在外面。黄菊喜自己的棉袄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补丁摞补丁，棉花从破洞里钻出来，白花花的一片。

到了村口，她停下来，把孩子们拢到身后，自己走上前去敲门。有人开门，她就低声下气地说几句好话。有时候人家给一碗剩饭，有时候给一块红薯，有时候门开一条缝，看见是讨饭的，砰的一声就关上了。碰上后者，黄菊喜也不说什么，转身就走。她背后的孩子们互相拉着手，默默跟着母亲走向下一个村子。

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没有人知道。但五个孩子活下来了。

一九二七年，湘鄂赣边界的山里开始不太平了。但那是另一种不太平。七月，通城黄袍山来了两个外乡人。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后来被写进了教科书——罗荣桓。另一个代号C-1的人，后来才知道是毛泽东。他们在黄袍山的荻田一带开展工作，组建农民自卫军，发展党组织。

黄菊喜还记得那天的事。村子里来了一队人，穿着灰布军装，绑着腿，身上背着枪。村民们起初很紧张，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但这些人没有砸门，没有抢东西，而是坐在村口的大樟树下，跟出来张望的老人说话。有人帮着挑水，有人帮着劈柴。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们自己生火做饭，不拿百姓一粒米。

黄菊喜站在院门口看了一会儿。她见过兵。民国以来，通城一带来来往往的兵多了去了，有北洋的，有国民革命军的，有地方保安团的。她见的兵，都是凶神恶煞的，进门先翻箱倒柜找吃的，看见值钱的东西顺手就揣进怀里，一个不顺心就打人。眼前这些人，跟她见过的兵不一样。

这些人说话客客气气的，管她叫大嫂。

那天晚上，她的长子吴朝义从外面回来，兴冲冲地跟她说：娘，那些人是红军，是帮穷人打天下的。黄菊喜听了，没有说什么。她坐在灶台前往火里添了一把柴，火光映在她脸上，明明暗暗的。

但那天之后，黄菊喜开始留意这支队伍了。她看见红军战士住的是破庙和牛棚，吃的是糙米野菜。她还看见村里的年轻人一个接一个地往队伍里跑，回来的时候穿着军装，挺着胸脯，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毛泽东就是在那个时候住进了黄菊喜家的。

根据当地老人李海连后来的口述，毛泽东第一次到黄袍山时，就借宿在黄菊喜家中。他一进门，黄菊喜就愣住了。她盯着毛泽东看了很久，看得毛泽东都有些不解了。原因很简单——毛泽东长得太像她的大儿子吴朝义了。眉眼、脸型、说话的架势，都像。不了解的人，一眼很难分出来。

黄菊喜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招待他们。说是最好的东西，其实也就是几块红薯干和一碗糙米粥。但她是真心实意地招待。毛泽东和罗荣桓在她家住了一段时间，每天出去工作，晚上回来。黄菊喜给他们烧热水泡脚，给他们缝补破了的衣裳。有一天晚上，毛泽东坐在油灯下写东西，黄菊喜坐在旁边纳鞋底，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毛泽东管她叫菊妈。

后来罗荣桓提了个提议，说既然毛泽东跟吴朝义长得这么像，不如就让毛泽东认黄菊喜做干妈。黄菊喜听了，手里的针线停了下来。她看了看毛泽东，又看了看罗荣桓，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毛泽东倒是爽快地答应了，站起来，郑重地叫了一声：菊妈。

那天晚上，黄菊喜一夜没怎么睡。她躺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天快亮的时候，她起来烧火做饭，往灶膛里塞柴火的动作比平时利索了不少。

但那不过是短暂的平静。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日，罗荣桓在通城发动了农民暴动，夺取了县城，成立了中共八七会议后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通城县劳农政府。黄袍山从此成了湘鄂赣苏区的一部分。革命的火种点燃了，但随之而来的，是敌人更猛烈的反扑。

毛泽东不久就离开了黄袍山。

他走的那天早上，黄菊喜起得特别早。她把家里仅剩的几个鸡蛋煮了，用一块蓝布包好，塞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不肯要。黄菊喜就把布包硬塞进他的背包里，动作又急又决绝，像是怕自己后悔一样。

毛泽东走后，黄菊喜站在院门口，看着山道上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一片松树林里。她站了好一会儿，才转身回屋。

从那天起，这间简陋的农家小院，就成了一处秘密联络点。湘鄂赣边特委、湘鄂赣省委、红十六军的主要领导陈寿昌、傅秋涛、钟期光、徐彦刚等人，经常出入于黄菊喜家中，在这里接头、开会、部署战斗、传递指示。黄菊喜给他们烧水做饭，在院门口望风放哨。她不是共产党员，不认识字，但她知道这些后生仔做的事是对的。

一九二九年初夏，毛泽东第二次来到黄袍山。那时候，黄袍山的革命形势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农民赤卫军和游击队活跃在崇山峻岭之间，让当地的反动势力寝食难安。

毛泽东这次来，依旧住在黄菊喜家里。黄菊喜见到毛泽东，先是一愣，然后快步迎了上去。她没有说什么欢迎的话，而是转身进了厨房，开始烧火做饭。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她的脸上，手上的动作又快又稳。毛泽东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没有进去。他知道，黄菊喜是在用她的方式表达。

就在这期间，黄菊喜做了一件让整个黄袍山都震动的事。

一九三零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六军正式进驻黄袍山夜珠窝。队伍开进村子里那天，黄菊喜站在人群中，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从眼前走过，有的不过十六七岁，稚气未脱，背上却已经扛着枪了。

那天晚上，她把长子吴朝义叫到跟前。

她的嘴唇动了几下，才把话说出来：朝义，你去当红军吧。吴朝义愣住了。他是家里的老大，父亲死后，他就是母亲最大的依靠。田里的活要干，家里的担子要挑。他没想到母亲会主动提出让他去参军。

黄菊喜没有多解释。她只是又说了一句：在家也没好日子过，去了好好干。

吴朝义走的那天，黄菊喜站在院门口。她看着儿子背着行李沿着山道往下走，走得很快，一次也没有回头。等儿子的身影消失在山脚转弯处之后，黄菊喜突然觉得腿有些发软，伸手扶住了门框，站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身进了院子，继续干活。

吴朝义当红军后，果然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他在部队里吃苦耐劳，作战勇敢，很快就入了党，立了战功。喜讯传回村里，黄菊喜捧着那张立功喜报，翻来覆去地看。她不识字，看不懂上面写的什么，但她认得那枚红印章。她把喜报折好，小心地放进木匣子里，放在床头。

那年年底，噩耗来了。

吴朝义在江西铜鼓作战时牺牲了。送信的人站在院门口，半天说不出话来。黄菊喜看着送信人的脸色，手里正在择菜的竹篮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青菜散了一地。送信人终于把话说完。黄菊喜站在那里，一言不发。院子里只有风吹过竹篮的声音，那些散落的菜叶子在地上滚了两下，不动了。

过了很久，她弯下腰，把地上的菜捡起来，一片一片放回篮子里。

那天晚上，她把剩下的四个孩子叫到跟前。屋里没有点灯，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一家人身上。黄菊喜开了口，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她说：你们要像哥哥那样，勇敢杀敌。为了穷人翻身，死也值得。

接下来的日子，黄菊喜一个一个地把孩子往外送。次子吴朝炳当兵去了，三子吴朝福也去了，长女吴凤桂去了，连最小的女儿吴满桂，也当上了红军交通员。

五个孩子，全送走了。

送走最后一个孩子的那天傍晚，黄菊喜一个人坐在院子里。院子里没有鸡，没有猪，没有人声。她坐了很长时间，直到天完全黑透。山里起了风，吹得院门吱呀作响。

黄菊喜一家的事迹很快在湘鄂赣苏区流传开来。人们说起她，语气里全是敬佩。五个孩子全送去当了红军，这样的母亲，放眼整个苏区也找不出几个。但人们也知道，这敬佩背后，是一个母亲把心撕成五瓣的代价。她的孩子在前线拼命，她在后方也没闲着。她把家变成了红军的交通站，经常护送红军干部战士，替苏维埃政府做群众思想工作，侦探敌情，传递情报。有时候深更半夜，有人翻过后山的篱笆，轻轻敲三下后窗。黄菊喜就披着衣服起来，把藏了情报的竹筒或纸条递出去，嘴里不说话，动作又快又轻，像一只警觉的老猫。

但噩运没有就此放过她。

第一个牺牲的是长子吴朝义。他在江西铜鼓的一场战斗中阵亡。部队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时候，他的遗体没能带回来。消息传回黄袍山，黄菊喜的指尖掐进了掌心里。她没有哭。

然后是一九三零年十一月，长女吴凤桂。当时通城县游击大队在大盘山与修水上源的铲共团作战，吴凤桂是县苏维埃的妇女干部，带着担架队在火线上抢救伤员时不幸中弹被俘。铲共团把她押到土盖门，对她用了极其残忍的手段——剖腹、割乳。吴凤桂牺牲的时候，很年轻。

消息传到黄菊喜耳朵里的时候，她正在灶台前揉面。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揉起来。面团在她手里翻来覆去地转，转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用力，像是在跟什么东西较劲。她把面团使劲按在案板上，整个身体都在往下压。然后，她松了手。面团上留下了深深的指印。

短短三年不到，五个孩子已经没了两个。

一九三三年秋天，黄菊喜被国民党军队和县保安队捉去审问。他们把她关在一个小黑屋里，问她红军的去向，问她家里还藏着什么人。

她不说话。

他们用电刑。皮肉烧焦的味道在屋子里弥漫开来，黄菊喜的身体剧烈地抽搐着，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她还是没有说话。他们用鞭子抽。牛皮鞭子蘸了水，一下一下落在她背上，皮开肉绽。她咬碎了一颗牙，血顺着嘴角流下来，但嘴里没有吐出一个字。他们用尽了各种法子，从拷打到坐牢，再到陪刑——把她拉到刑场上，让她眼睁睁看着别的革命者被枪决。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她的身体跟着震了一下，但她还是站在那里，没有倒下。

她始终没有开口。

敌人没有办法，把她放了。也许是觉得这个女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活不了多久了。也许是觉得一个农村老太太，榨不出什么油水了。但不管什么原因，她走出了那间黑屋子，走回了黄袍山。背上的鞭伤还没有结痂，走路的时候，衣服摩擦着伤口，钻心地疼。她走得很慢，但一步一步，没有停。

就在这一年九月，毛泽东第三次来到了黄袍山。

这一次，毛泽东是来任命李海连为通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李海连陪同毛泽东一道，专程去看望黄菊喜。此时距离他们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三年多了，黄菊喜家里已经变得空空荡荡。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院子里没有了往日的声响。只有墙上钉着的几块木板，依稀还能看出当年孩子们在的时候留下的痕迹——一道刻痕，一个钉眼，一处被柴火熏黑的印记。

毛泽东走进院子的时候，看见黄菊喜正在坐在门槛上择菜。阳光斜斜地照在她身上，她的头发白了不少，脸上的皱纹也深了不少。她抬起头，看见毛泽东站在院门口，先是一愣。然后，她站了起来。手里的菜掉在了地上。

两个人就这样站着，隔着大半个院子，互相看着。院子里很安静，只有风从屋檐下吹过的声音。

黄菊喜嘴唇抖了抖，终于说了一句话：你来了。

毛泽东快步走上前去。但这份短暂的平静没能持续多久。村子外有一个叫何亚军的反动分子，发现了共产党重要人物的行踪，立刻向当地的反动武装告了密。

枪声响起的时候，毫无征兆。

先是村口传来几声零星的枪响，然后是杂乱的脚步声和吆喝声。黄菊喜正在厨房里做饭，手里的锅铲停了下来。她听了一耳朵，立刻放下锅铲，走到院门口，探出头去看了一眼。村子外面的山道上，密密麻麻的人影正往这边涌，手里的枪支在阳光下反着光。

敌人来得很快。

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子：敌人把整个村庄都包围了，正在挨家挨户搜查，要找出藏在村里的红军。

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躲到黄菊喜家中，利用她对当地地形的熟悉来掩护自己。黄菊喜没有犹豫。她快步走进院子，把毛泽东带到后院。

后院很小，只有几捆柴火和一个破旧的鸡笼，连一间像样的屋子都没有。

黄菊喜把柴火挪了挪，在后院的角落里腾出一个狭窄的空间，让毛泽东蹲了进去。然后，她把柴火重新堆回去，小心地盖住了空隙。她的动作很稳，没有一丝慌乱。但旁边的李海连注意到，她在搬最后那捆柴火时，手抖了一下。就那么一下。她立刻握紧了拳头，抖得停了下来。

很快，敌人的搜查队伍踹开了黄菊喜家那扇老旧的院门。

院子里突然涌进来七八个人，全都端着枪，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领头的那个一脚踢翻了墙角的背篓，里面的红薯滚了一地。

他们进屋翻箱倒柜，把黄菊喜家那几间破旧的老房子翻了个底朝天。可是什么也没发现。有人走到后院，在柴火堆前站住了。他拿着枪托在柴火堆上敲了敲。笃笃笃。声音在安静的院子里显得格外清晰。柴火堆里没有任何动静。他又敲了两下。还是没动静。他骂了一声，转身走了。

敌人把整个院子搜了一遍，除了黄菊喜和李海连，没有找到第三个人。但敌人显然不甘心。他们确定，他们要抓的重要人物就藏在这个村子里，没有跑出去。既然黄菊喜家里没有找到人，他们就准备用更极端的手段——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集合起来，一个一个地审，一户一户地逼。

包围圈越收越紧。

就在这时，黄菊喜突然推开门，走了出来。

她站在院门口，面对着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深吸了一口气。她扯着嗓子喊了一句：军爷，你们要找的共产党就在我家，快来抓他吧。

这一声喊，不但让敌军愣住了，也让躲在柴火堆里的毛泽东愣住了。

怎么回事？

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很快，毛泽东就听见了另一个声音——一个年轻的、沉着的声音。

一个年轻的男人从院门后面走了出来。

他长得很高，但有些瘦。身上的衣裳打着补丁，洗得很干净。他一步一步走到院子中央，站在那些端着枪的士兵面前。阳光照在他脸上，那是一张和黄菊喜有着相似轮廓的脸。

来，我就是共产党，不要难为乡亲们。

院子里安静了几秒钟。

然后，几个士兵蜂拥而上，把吴朝炳按倒在地，用绳子捆住了他的双手。绳子勒得很紧，手腕上的皮肉立刻就红了起来。黄菊喜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捆住，被拉扯，被推搡。她没有看儿子的脸，而是扭过头去，目光落在院子角落里那堆柴火上。她用尽全身力气，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很正常。

她不能让敌人起疑心。

其实，在敌人把村子围起来的那一刻，黄菊喜就知道，敌人既然来了这么多人，搞了这么大阵仗，找不到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挨家挨户搜不到，就会把所有人拉出去审，用皮鞭，用枪托，用刺刀，一个接一个地逼问，直到有人开口，或者有人站出来。这片山里，她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了。

黄菊喜自己不怕死。她受过三十多种刑，坐过牢，陪过刑，在生死边缘不知道打了多少个来回。她的身体已经被折磨得不像是自己的了。但院外还有几百个乡亲。她不能连累他们。她也不能让毛泽东被发现。

所以，她必须拿出一个人来。

她的目光，落在了二儿子吴朝炳身上。

他刚从前线回来，在这个村子里算是个生面孔。更关键的是，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红军战士。他身上有那种气质，敌人一眼就能看出来。黄菊喜了解她的儿子。她了解他从十二岁那年父亲死后，帮着她拉扯弟弟妹妹长大的每一个日夜。她了解他那双像极了他父亲的眼睛。她知道，只要她开口，他一定不会拒绝。

他们之间用不着说话。一个动作就够了。

吴朝炳被押出村子的时候，黄菊喜站在院门口。山风把她花白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她抬手拢了一下，又拢了一下，头发还是被风吹散。她放下了手。她的嘴唇紧紧抿着，抿得发白。太阳正在往西沉，光线斜斜地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印在坑坑洼洼的泥土地上。

她目送着那个背影越走越远，被推推搡搡地消失在山路的转弯处。吴朝炳没有回头，他的肩膀很平，步子很稳，像是去执行一次普通的任务。很快，山那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剩下风吹过松林的呜咽声，一阵一阵的。

黄菊喜一直站在那里，直到彻底什么也看不见了。

过了许久，敌人已经撤出村子了，她才动了动身子。她走回院子里，走到那堆柴火旁边。她没有去搬柴火，而是站在那里，对着柴火堆后面说了一句话。天黑了，安全了。

她的声音很平静。

毛泽东从柴火堆后面站了起来。

院子里已经暗下来了，只有西边天上还剩一抹暗红色的霞光。毛泽东站在那里，看着黄菊喜。她没有看他，正在低头捡地上那些被敌人踢散了的柴火，一根一根地捡，动作很慢，捡齐了，捆成一捆。

毛泽东站在院子里，看着这一切，没有说话，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村子里安静极了，连狗都不叫了。黄菊喜坐在灶台前，往灶膛里一根一根地塞柴火，火苗忽明忽暗，映在她脸上。她往锅里加了几瓢水，把仅剩的半碗米倒进去，拿木勺搅了搅。她搅了很久，久到锅里的粥都开始粘底了，她还在搅。

第二天，通城县的教军场上，吴朝炳被敌人活埋。

那一年，他二十五岁。

黄菊喜不知道这个细节。她只知道，儿子回不来了。她的第二个孩子，也没有了。

但敌人并没有就此罢休。把吴朝炳带走之后，他们的搜查还在继续，只不过没有之前那么严密了。趁着深夜，毛泽东在地方游击队的接应下，沿着一条不为人知的山间小路，悄悄转移出了黄袍山，撤往更安全的区域。黄菊喜没有去送。她只是站在院门口，望着那条黑漆漆的山路，望了很久。

那天晚上，她把屋里收拾了一遍。她把孩子们留下的衣服一件一件叠好，放进木箱里。有吴朝义留下的一件对襟布衫，袖口磨烂了。有吴凤桂的一方蓝布头巾。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一把木梳子，一双纳了一半的鞋底，一截断了带子的绑腿。她拿起那双鞋底，看了看，又放下了。她合上木箱盖子，盖得严严实实的。

她还有很多事要做。

三子吴朝福和小女吴满桂还在战场上。黄菊喜没有停下。她继续为红军烧水做饭，浆洗衣物，缝补衣衫。她的双手沾满了灶灰和皂荚的泡沫，指甲缝里永远是黑的。她弯着腰在溪边洗绷带，洗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上面的血迹淡得看不出来为止。有些绷带上的血迹根本洗不掉，她就放在石头上用棒槌使劲捶，捶得溪水溅了她一脸。她拿袖子抹一把脸，继续捶。

可是噩运还没有停止。

一九三四年，湘鄂赣苏区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国民党军队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红十六师在激烈的反围剿战斗中遭受重创。黄菊喜的三子吴朝福，当时已经担任了修通崇游击队队长，他带着七十多名战士在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屡建战功，令敌人闻风丧胆。

一九三六年深秋，吴朝福率部从修水回到望湖洞休整。

队伍刚驻扎下来，还没来得及生火做饭，敌人就摸上来了。又是叛徒告密。葛皇甫的铲共团像一群饿狼一样从四面八方扑上来，把吴朝福的队伍团团围住。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了整个山洼。吴朝福指挥战士们突围，战斗从黄昏一直打到深夜。

吴朝福的双腿中弹了。他趴在地上，子弹打光了，手榴弹还剩最后一颗。战友们已经冲出去了大半，但还有人在往外跑。他看了看身后还在突围的战友，又看了看围上来的敌人。

他拉开了手榴弹的引信。

那一声闷响过后，望湖洞就安静下来了。

山间的风把硝烟吹散了，留下几个弹坑和几具尸体。野兽的嚎叫声和虫鸣随后响了起来，盖过了刚才的一切。

消息传到黄菊喜耳朵里的时候，她已经记不清自己当时在做什么了。也许是洗衣裳，也许是喂鸡，也许是坐在门槛上缝东西。总之，送信的人说完，她手上的活计停了下来。然后，她又接着做了下去。只是手上那个活做得慢了，比平时慢了很多。

五个孩子，现在只剩下最小的女儿吴满桂了。

吴满桂那时候还很年轻，当红军的交通员，经常往返于各个根据地之间传递情报。有时候走夜路，翻山越岭，满桂从来不喊怕。母亲教过她，怕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

一九三七年四月，吴满桂在夜珠窝黄土坪被枪杀了。头一天晚上，满桂还在家，照顾着刚大病初愈的母亲，给母亲熬了一碗药，看着母亲喝下去。天没亮她就出了门，走的时候，黄菊喜还在睡着。

满桂走后没多久，黄菊喜就醒了。她听见了院门轻轻关上的声音。她躺在床上，没有动。她知道女儿走了，每次都是这样，天不亮就走，怕她担心。

这次，女儿没有再回来。

联保主任吴云岩勾结葛皇甫和黄崇云，派团丁吴海员在黄土坪截住了满桂。枪声在山谷里回荡了很久。等黄菊喜赶到的时候，只看见一具冰冷的身体躺在黄土路上，那条路她走过无数回。

她弯下腰，伸手摸了摸女儿的头发。

然后，她用手刨起路边的黄土，一捧一捧地盖在女儿身上。黄土很干，从指缝里往下漏。她刨了一捧又一捧，直到把女儿整个人都盖住了。她站起来，膝盖上的黄土没有拍。她站在路边，看着那座小小的土堆，看了很久。

从头到尾，她没有哭。或者说，她已经不会哭了。眼泪这东西，在连番的打击面前，早就被榨干了。

从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七年，整整七年，黄菊喜的五个儿女全部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吴朝义、吴朝炳、吴朝福、吴凤桂、吴满桂——三男两女，最小的二十一岁，最大的也不过三十出头。

他们都走了。

黄菊喜没有再去看孩子们牺牲的地方。她每天还是照常起来，烧火做饭，劈柴担水。只是有时候，她会在院子里站很久，看着远处连绵起伏的黄袍山，一动不动。

那山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一九三五年，红军主力撤离黄袍山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彻底放开了手脚。黄菊喜被他们当成了眼中钉，三天两头被抓去拷问。保安队的、铲共团的、县政府的，轮番上阵。他们用鞭子，用烙铁，用竹签，用各种能想到的手段。

她一个字都没有说。

葛皇甫曾经凶神恶煞地对她吼道：土匪婆子，留你一条狗命去沿门乞讨，让大家看看当红军的下场。黄菊喜听着，没有争辩，没有求饶。她只是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那些人，看着那些面孔。她好像要把每一张脸都记住。

后来，黄菊喜被逼得离开了黄袍山。她在崇阳县金竹坪的石岩下躲过，在修水县桃花洞的草棚里藏过，在湘鄂交界处的深山老林里像原始人一样生活，靠着野菜和山泉维持性命。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多年。

她一个人在深山里，白天听鸟叫，晚上听野兽叫。冬天冷得不行，她把干草堆在身上当被子。夏天蚊子多，她点一堆艾草驱蚊，浓烟呛得她直咳嗽。

但不管多苦，她始终没有放弃。她心里一直记着一件事。那个从她家后院的柴火堆里站起来的人，还在带着队伍在外面打仗。仗还没有打完，她就得活着。她得活着看到那一天。

一九四九年，通城解放了。

黄菊喜回到了阔别十余年的黄袍山老家。村里已经面目全非，很多老房子被烧了，很多人不在了。但她家那座破旧的小院还在，院墙塌了一角，屋顶长满了青草，院子里的杂草比人还高。她站在院门口，推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院子里空空荡荡的。

没有人迎出来。吴朝义不在，吴朝炳不在，吴朝福不在，吴凤桂不在，吴满桂不在。院子里只有风，和满地的杂草。

黄菊喜走进屋里。墙上还挂着当年孩子们用过的东西——一顶破草帽，一个竹编的鱼篓，一把生了锈的镰刀。鱼篓里还有当年满桂放进去的一块圆石头，石头还在，人没了。她伸手拿起那顶草帽，吹了吹上面的灰，放在了一边。

年过六十的黄菊喜没有让自己闲下来。她积极投入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她动员自己的孙儿参军，还把打草鞋攒下来的收入全部捐给了国家，有一万多元——那是旧币，换算成当时的新币，大概也就是十几块钱。但那已经是一个农村老太太靠着一双手搓草绳、打草鞋，一分一分攒下来的全部家当。

农业合作化以后，她年逾古稀，还带头参加集体生产。佝偻着腰，在田里拔草、施肥，干的活不比年轻人少。她多次被评为省、地、县劳动模范。省里的干部下来表彰她，给她戴大红花，她站在那里，两只粗糙的手交叠在身前，不知道往哪里放，只是微微红着脸。

人们叫她劳模，叫她英雄。她听到这些称呼，有时候会下意识地转过头去，好像说的不是她。

那张劳模奖状被她挂在了堂屋的墙上，旁边是五个孩子的烈士证明。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

国庆前夕，工作人员在拟定庆祝活动的嘉宾名单时，毛泽东突然开口说了一句话。把黄菊喜也加进去吧。工作人员很快查到了这位老人的下落——她还住在湖北通城县黄袍山下的那个小村子里，已经七十七岁了。

黄菊喜被接到了北京。

她这辈子从没有到过这么大的城市，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车，这么多的人。北京的马路上，到处都挂着红旗，到处都是庆祝的人潮。她坐在车里，看着窗外的街景，浑浊的眼睛里映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和光影。负责照顾她的小同志帮她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藏蓝色的布衫，黑色的裤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银簪子绾在脑后。

十月一日那天，她被搀扶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城楼很高，台阶很多。她一步一步往上走，走得很慢，中间停下来歇了两回。每歇一回，她都抬头望一望上面，望一望那朱红色的廊柱和金黄色的琉璃瓦。

当她登上城楼的那一刻，广场上人山人海，红旗翻飞如浪。她站在那里，望着眼前的一切，嘴唇剧烈地抖动着。她没有说话，只是那样静静地站着，浑浊的眼睛里慢慢蓄满了泪水。然后，泪水从她那布满沟壑的脸颊上滚落下来，无声无息。

她看见了毛泽东，看见了周恩来，看见了朱德。他们走过来，和她握手，跟她说话。她不太会说什么客套话，只是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那只手还是那么粗糙，骨节粗大。毛泽东低下头，看着这只手，看着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眼睛也红了。

一九七一年，黄菊喜以八十九岁高龄无疾而终。走的那天，黄袍山很安静。

后来，黄袍山人在她的家乡为她立了一座纪念碑，碑上刻着十个字：

一片丹心照日月，五腔碧血写春秋。

在她长眠的山坡不远处，还修了五个烈士墓和一个瞻仰亭。有时候风吹过来，满山的松树沙沙作响，像是在说些什么。那些松树很高，树冠连成一片，把阳光筛成细碎的光斑，落在墓碑上，落在亭子顶上，也落在那片沉默的土地上。

黄菊喜的名字，被刻在了石头上。那些石头不会说话，但风和雨会替它们说。一代一代的黄袍山人从这些石头前面走过，有些人会停下来，有些人会低下头，有些孩子会问父母：这是谁？然后父母就会蹲下来，指着一块碑，讲一个故事。

故事的开头常常是这样的——从前，有一个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