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主人”：冲破反语，探寻爱的力量与正义之光

尹佳恩携《世界的主人》亮相平遥国际电影展

韩国导演尹佳恩耗费六年心血，精心打造出这部别具一格的创伤叙事佳作。她的第三部长片《世界的主人》在近几周引发了广泛且深入的讨论与猜测。这部影片以独特的叙事结构展开，从一次课间起始，至另一次课间结束，采用去事件化的镜头语言，细腻地跟随主角珠仁度过了高三的一段时光。影片前二十分钟节奏紧凑，全方位地铺陈了珠仁在校园、家庭、跆拳道馆以及清洁屋志愿者团体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呈现出一幅看似“正常”的生活画卷。然而，爸爸的因故缺席，妈妈埋怨外婆时那句“这孩子好不容易打起精神”，却隐隐透露出平静表象下的暗流涌动。直到同班同学秀浩发起反对性罪犯回到社区的联署活动，而珠仁因不认同“被性侵毁一生”的观点而拒绝签名，我们才逐渐揭开她被重重遮蔽的内心世界。这部影片以创伤不会定义人生为核心主题，通过精简有效的对话以及人物间巧妙的镜像关系，辐射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于这样一部极具深度的电影，“朴素”二字是我内心最真切的感受。创作者秉持尊重平等、不傲慢的价值观，摒弃了窥探内心的特写镜头，规避了回溯性痛苦的呈现，让观众得以“以精确的距离，凝视一切”，进而惊讶地发现，珠仁撕去“受害者”标签后，展现出的竟是一个如此普通、如此复杂、如此完整、如此广阔的自我。

《世界的主人》电影海报

影片中为人称道的洗车房那场戏堪称经典，导演运用密闭空间内的长镜头，让观众目睹了珠仁在片中唯一一次情绪的大爆发。但需要明确的是，这并非一部单纯为了表现痛苦而拍摄的电影。尹佳恩导演曾有过许多走出影院时心情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刻，她期望这部影片能给处于艰难时刻的人们带来类似的体验。影片最后那张匿名者们接力读完的纸条，便是导演为珠仁精心创造的一个温暖瞬间。“爱本位”的创作初衷与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的倡导不谋而合。努斯鲍姆倡导“我们不应再让对叙事色彩的自然欲望背离我们曾经的努力”，强调“我们都需要用某种方式向前走”，并且“需要从现在开始就积极建构未来，而不是把目光仅仅集中于过往痛苦所带来的折磨”。

努斯鲍姆在其开创性作品《傲慢的堡垒》中，深刻揭露了在性侵问责方面存在缺陷的特权领域。她指出，要找到特权堡垒的缺口，唯有凭借建设性的精神、宽宏但不妥协的心态以及“积极的爱”（affirmative love）。她提出“一个高贵的道德理想”，即每个人是为了寻求一个能够凝聚所有人的结果，而非仅仅为了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个结果能让包括女性和男性在内的所有人联合起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这恰似珠仁坦露过去后，同意签下的那张倡议书所蕴含的意义。

《素媛》电影海报

珠仁与秀浩之间的冲突，本质上可看作是珠仁与秀浩内化的社会结构之间的激烈抗争。有一种说法认为，联署事件的原型是电影《素媛》中的罪犯刑满释放回到社区所引发的全国性抗议。倘若如此，秀浩保护妹妹的心情便更容易理解了。努斯鲍姆在书中提醒我们要区分“对正义的强烈要求”和“主要寻求造成痛苦的报复性愤怒”。愤怒往往具有混乱、激进、盲从的特点，而正义则要求细致的区分、甄别以及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珠仁为了让大家完整地看待自己，努力改变我们思维中惯常的秩序，她属于追求正义的范畴。另一方面，珠仁第二次勇敢地说出口，相比第一次，她必定接收到了更多的善意。“道德世界的弧线很长，但它是向正义弯曲的”，电影和努斯鲍姆一样，都理解进步的缓慢，但始终在其中保留着希望。她们所追求的正义，是为了寻求和解。正如女性要求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一样，我们也必须下定决心在所有分歧中倾听彼此的声音，女性主义者应该而且首先要成为有爱的人。和深陷泥潭却仍要帮助更深陷泥潭的互助会成员一样，爱成为了凝聚在珠仁身体里的一种强大力量，最终落在了她的志愿书上。据徽声在线报道，这种对爱的诠释与展现，正是影片打动人心的重要元素之一。

尹佳恩的电影世界里没有邪恶的阴影，却处处闪耀着爱的光辉。她仿佛给我们营造了一种错觉，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多一点想象力，去探寻新的可能性。后来发现，导演明确表示“那不是不可能存在的幻想，而是确实存在、只是因为太常见所以常被我们错过的东西”。当我阅读加拿大作家米莉亚姆·泰维兹的《战斗之夜》时，这种感觉愈发强烈。书中主角是女孩斯维芙，她问外婆爸爸去了哪里，外婆幽默地回答这个问题价值六千四百万加元。全书以“我”对失踪爸爸诉说的口吻写成，充满了童趣与纯真。妈妈讨厌一切，还大喊：“这和孕妇没关系！”她肚子里怀着戈德，随时随地都觉得好累，还要去剧院排练。“我”因为在学校玩“占地为王”的游戏玩得每次流血，就待在了家里，刚好可以照顾外婆，外婆则给“我”上课。今天外婆吃了痛风、三叉神经痛、心绞痛三球套餐，外婆说最终的胜利者不是施加最多痛苦的人，而是最能承受的人。今天的数学题也十分有趣，一个逃走又回到丈夫身边的女人只能祈祷丈夫死掉，女人加上女儿加上朋友，一共有六个疯婆子一天不差地祈祷了五年，结果一个男人的性命一共需要祈祷多少次？小说中有许多大得荒唐的数字，也许在孩子眼中，世界很大，时间很久，而她还很小。孩子的视角吸收着成年人的理性，作者凭借孩子的口无遮拦传递真相，孩子在成长中经历的混乱则承担着所有人对生活的探索。在远行的飞机上，外婆说了整整一章，外公和阿姨相继因为抑郁去世，妈妈为他们伤心，也为自己的基因担心，她去很远的地方拍了很苦的戏，演了一个死而复生的角色，还有了外遇。这个关头她有两种可能，要么消失，要么开始重建自己。她真的死于心碎，又一路战斗着活过来了！“简单明了！”外婆说，你与学校不怎么对付，“你当时在战斗，我们都……瞎了”。我们都残缺不全，我和你妈妈坐在沙发上都怕挤碎她的骨头，但她没发疯，“我知道我不应该用‘发疯’这个词，她在战斗”。妈妈不得不全方位战斗，但她也付出了爱！“我”问因为戈德吗，外婆说因为所有的事情。外婆觉得斯维芙有一种能力，心中有一团火，她的工作就是不要让这团火熄灭。珠仁在志愿书上也写她有“爱的天赋”。快乐并非对痛苦的否定，而是对生命力的夺回。痛苦不仅存在，还可能是永存的，但也有很多人每次被推至痛苦边缘却不坠落，创作者可以选择表现这一点，这便是“世界的主人”冲破反语的时刻，也是外婆写给未出生的戈德的箴言——“你是个小东西，你必须学会战斗。”

《世界的主人》电影剧照

斯维芙一家三代，尤其是遇到再大的事只会说“多好玩呀”的外婆，看起来都“乐疯了”，她们不只追求快乐，更懂得作乐，这是她们独特的战斗方式。当妈妈谈起战斗，她说战斗中才能感觉自己活着，各种事情才能相互抵销，妈妈说有次她差点死掉，但又没死，惊恐不已居然没人知道。每次回望她都觉得自己好可怜，所以她不仅需要时时刻刻战斗、彻夜战斗，也需要加入所有人都想赢、而不是为了打破个人纪录的战斗。而我们回望珠仁读完纸条很快戴上墨镜去跳舞，发现弟弟藏的信扫了几眼很快又和弟弟打闹，她的快乐有表演的成分，也有真实的振奋，它们是珠仁一次次训练自救的时刻，是珠仁在与她面对的黑暗而战。“为什么没有人称赞说出口的孩子？”在可怜受害人与痛骂加害人这两种对性侵事件约定俗成的处理方法之外，尹佳恩赞美夺回人生的战斗，这是她想让大家看见的“日常生活中的伟大奇迹”。

而电影最令我们难以释怀的，是它通过前二十分钟的巧妙遮蔽，迫使我们与影片中不知情的大多数站在了同一立场。每个旁观者都因为珠仁身上的反差，不得不深刻叩问自己该怎么做。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德博拉·陶克海默注意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在行使一种强大的权力，即评判施暴者和指控者谁更可信，而社会和个人正在以令人不安的方式行使认可或贬损发声者的权力。因此，有人在勇敢发声，但这样的声音却常常被系统性消解。电影中美度在庭审中被质疑，她的受害者身份完全覆盖了女儿、高中生、跆拳道亚军的身份，她的上诉甚至还要被妈妈反对！珠仁在洗车房的大哭，也揭示了园长妈妈一开始没有相信她，导致性侵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也是妈妈自责酗酒的重要原因）。我们的判断往往受一种强大却不被觉察的力量左右，德博拉指称这一力量为“可信度复合体”。她亲历案例，深入研究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最新成果，写下《我们为何质疑受害者：论可信度》。书中指出，当指控者站出来时，施暴者从她那里夺走的大部分东西——力量、安全感、信任他人的能力、她的尊严、她作为平等一员的价值——都岌岌可危。当我们相信她的指控，我们实际上是在重新填补本该属于她的东西，给予她所寻求的认可和平反。我们对暴力行为的谴责，能被转而看作对性侵本身的必要纠正，帮助受害者将耻辱的重担从自己身上转移到施暴者身上。这或许是美度再怎么努力也原谅不了自己的症结所在。

德博拉也深入分析了指控者反而成了“牺牲品”的原因，被视为善意的共情，仍以和偏见一致的方式扭曲着我们的道德判断。施暴者要求旁观者束手坐视，而受害者要求旁观者与之共同承担痛苦。对所有人来说，关心幸存者和她们的需求可能会破坏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结构，我们忽视暴力指控，是为了维持现状。这种在经济领域中被称为“损失规避”的偏见，在德博拉看来，在反映我们作出稳妥而非颠覆性决策的倾向上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世界的主人》没有将关注点放在加害人身上，其本意是拆解受害人身份的枷锁，为了让珠仁在此后的人生中，拥有几个时刻不再想起罪犯的脸。这也很好地纠正了现实中我们的关照落差，即对幸存者的关照不足和对施暴者的过度重视，因为施暴者往往处在权力轴线中心，而指控者位置边缘。这也是为什么直到韦恩斯坦受审，十余年前塔拉纳·伯克发起的运动才被推至公共对话与意识前沿。《世界的主人》关注普通人的意义也在于此，如德博拉所说，“我们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因为每个人都是问题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