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朋友》：孤独搭建桥梁，让人类与植物深情相遇

4月18日，电影《寂静的朋友》于上海举办路演活动，主演梁朝伟与导演一同现身现场。梁朝伟身着色调相近的服装，在影院略显昏暗的灯光下，宛如一团温暖的黄色，仿佛身着僧袍一般——在影片中，他所饰演的科学家Tony也散发着一种类似僧人的独特气质。现场观众的热情与目光大多聚焦在这位影帝身上，却不经意间忽略了身旁那位低调朴素的老太太——她可是世界级电影大师伊尔蒂科·茵叶蒂（Ildikó Enyedi）。

这部影片堪称视角独特且极具魅力，它既有着先进的理念，又蕴含着浪漫的诗性与深刻的哲学气质。当电影大银幕将一棵树作为主角，甚至把植物列入片尾演员表时，这无疑宣告着“去人类中心主义”叙事时代的正式来临。后人类（Post - humanism）、后自然（Post - Nature）、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些近十多年来在学界和当代艺术领域颇为时髦的议题，正通过这部电影以更为大众化的方式得以表达与传播。

那么，这部电影究竟是哲学议题的艺术实践，还是开创了全新的理论及叙事模型呢？这部让大众在观影时产生一定隔阂的电影，到底在深入探讨什么呢？本文将尝试从电影中的三个“古典”元素切入，进行详细解读，这三个元素分别是诗人歌德、里尔克以及瑞典女画家希尔玛·阿夫·克林特（Hilma af Klint）。

诗人歌德：连接古典主义与“人类世”的桥梁

影片中呈现了歌德的《植物变形记》，《寂静的朋友》剧照里也有相关画面。

“你知道吗？种子内部还沉睡着一股奇特能量，

它可以预示植株将来的形态，包裹在种皮中的还有

胚根、胚芽和子叶，然而都只是苍白的雏形。

这个生命体安静而平静

慢慢地它向上肿胀，依赖温柔的露水

快速冲出黑暗的怀念。”

—— 歌德《植物的变形》

诗人歌德除了是文学巨匠，还有着自然科学家这一重身份。他的《植物变形记》在影片中意义非凡，它不仅是流转于两个时代科学家手中的重要道具，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元素，为影片奠定了浓郁的诗性气质。在1908年女植物学家Grete的面试场景中，提及了瑞典生物学家林奈，他是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歌德曾深入研究林奈的理论，但并不完全认同，尤其是对分类学将植物“物化”的倾向持保留态度。为此，歌德提出了植物“原型”理论，他认为植物的所有器官均源于“叶”的形变（Metamorphosis）。

在影片1970年的故事里，Hannes与研究植物信息素的Gundula初次相遇时，两人的交谈围绕着Gundula正在进行的植物实验展开。Hannes表示：“它们（植物）有自己的意志，但我们看不到，也无法接受。”这句话与歌德的观点不谋而合，即“超乎感官的植物原型，超越了人类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范畴，是一种不可见、不可闻、无法触摸的存在”[1]。不过，两个时代的表达所处的语义场景有所不同：Hannes是对人类与植物沟通的技术可能性存在疑虑，而歌德则是在古典主义时代发出了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革命性宣言。古典主义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认知主体；而歌德却反对自然科学领域的“目的论”，也就是将人视为造物的终极目的，他认为世间万物的存在及运转并非都服务于人类。两个世纪后，歌德的这一“小众”观点得到了历史性的呼应。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后人类”哲学思潮对人类中心主义、人文主义提出了批评，认为“人文主义理念演变成了霸权主义文化模式”[2]。

歌德坚信，植物与自然界同样拥有意志（精神），这种意志不仅是推动万物生长的强大驱动力，还能与人类的精神达成和谐共生。在《寂静的朋友》中，通过科学家们的科学实践，展现了人类为获取、理解植物“意志”所进行的探索历程，从最初的显微镜、照相机、传感器，到后来的脑波仪、计算机等。

导演伊尔蒂科在映后交流中表示：“本片讲述了人类接近植物并试图与之建立联系的种种略显笨拙的尝试，比如通过根系、气味等途径。植物其实也具有社交属性，它们会交流、互动、互相帮助。我想将这种‘植物园化’的植物景观，与植物能够真正自由交流的原始自然共生理想状态进行对比。”她对植物交流系统的探讨，与人类学家爱德华多·科恩（Eduardo Kohn）的研究不谋而合。在著作《森林如何思考》（How Forests Think，2013）中，科恩基于对厄瓜多尔亚马逊地区鲁纳人的田野调查，探讨了森林及其生物如何通过符号系统展开交流与互动。该书被纳入“人类世”的研究视野，“（它）有助于我们彻底重新思考文化与自然的相互关联。”[3]

在翻阅与伊尔蒂科导演同龄的女哲学家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的著作《后人类》时，我发现了一个关于女性主义的有趣观点：女性主义理论能够填补科学研究与政治认知主体之间断裂的联结。我认为，这部影片正是女性创作者进行这种有效联结的尝试，也是缝合古典主义与“人类世”之间裂隙的有效实践。

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在《伊西丝的面纱》中曾提到，人们看待自然存在两种方式：普罗米修斯式与俄耳普斯式。前者试图以技术手段揭开自然的面纱，后者则选择言说、诗歌与艺术。可以说，影片《寂静的朋友》巧妙地结合了这两种路径，将科学实证与诗性完美地缝合在一起。一方面，通过三个时代科学家的故事呈现科学；另一方面，通过极富美感的影像、声效、音乐来言说诗性。歌德的诗篇《植物的变形》在影片尾声得到了精彩“显化”：银杏白色的种子缓缓发芽，并在夜空中浮现出如满月般的“幻象”；同时，贯穿全片的电子配乐，也让人联想到歌德笔下“宇宙的脉搏”——大自然心脏节律性的收缩与舒张。

植物种子与夜空月亮的叠合画面，《寂静的朋友》剧照将其完美呈现。

影片最后，当第一次完整展现银杏树的全貌时，一首歌响起，歌词正是来自歌德的诗《二裂银杏叶》，“这首诗描绘了自然的景象，同时也提到了人生非常短暂，人的生命和其他的生灵相比十分短暂。”伊尔蒂科导演在上海场的映后交流时这样说道。

孤独：相互吸引的奇妙力量

“但愿我们也能找到一个人的存在：

纯粹，隐忍，菲薄，一片自己的果园

在万物身上看到自由者的反应，

我们转向万物，永久超脱！

万物充塞我们 ”

———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

伊尔蒂科导演的作品风格独特，她的《肉与灵》（2017）展现了人的孤独与链接，而《寂静的朋友》则延续了孤独这一叙事主题，并将其巧妙地分层为两个维度展开：人的孤独、植物的孤独。

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出现在1970年故事主人公Hannes的手中，镜头特意给了诗集封面一个特写。这是Hannes与Gundula的初次碰面，也是一段即将展开的爱情的序曲。Gundula的开场白是“你进入了我的花园”，这句话十分微妙，既是刺破平静的主动社交，又呼应了《杜伊诺哀歌》的内容，“初次相偕漫步，穿过一次花园”。虽然这段故事是片中三个故事里色调最明亮、气氛最轻盈的，但通过“里尔克”还是传递出了孤独的信号。里尔克书写的是人的孤独，正如学者胡桑所言：“在他的诗歌中心，居住着一个孤独而敏感于危机的现代主义自我”。

“植物园里全是孤独的灵魂，没有社交，也没有互动，我觉得它们会抑郁。”影片中，2022年故事里的女科学家Alice这样说道。导演在映后进一步阐释：将植物圈养在植物园，其残酷程度堪比圈养动物的动物园，“影片把故事场景设定在植物园，那里，每一株植物是出于人类的意愿才存在的，这意味着它们缺失了天然的共生纽带。而银杏树，这一六百万年前就濒临灭绝的植物，在我眼中，恰如一位完美的孤独英雄。”

人的孤独，源于连接的失效。影片中2022年的故事，呈现了当代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极致孤独情境：全球性的疫情结束了“地球村”的美好幻梦，人类分离成一座座孤岛。影片中，女科学家Alice在陈述植物园圈禁的植物境遇时，比拟了自身被隔离的处境。中国香港学者Tony在德国校园被隔离的故事中，影片呈现出与科幻电影《Her》（2013）相似的孤独感：巨大的、寂静的、充满吞噬感。令人惊悚的是，《Her》展现的人类未来的虚构场景，仅仅十年就真实降临了，借用互联网黑话：两部电影的孤独，颗粒度对齐了。

除了呈现景观化的人类孤独，影片也将叙事的笔触深入到人性的细节中，展现了原子化社会里年轻一代的真实状貌。学校给Tony分派的年轻助手，起初还热切地用粤语主动与他建立身份联结，可当Tony向她求助时，却立刻拒绝并撇清责任——这一幕让观众直呼“太典”。这种当下流行的“自保”生存策略，比病毒更毒，生出比物理隔绝更深的孤独。

影片通过赋予三位主角共同的边缘身份，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孤独处境；而这份人类的孤独，又在植物这里得到慰藉。这三个人物中，年代最早的，也是被边缘化程度最深的。1908年，作为德国大学的第一位女学生，Grete被男权社会全方位打压、羞辱、驱赶；第二个故事的主角Hannes来自农村，是精英社会中的边缘人。出场时，他一身黑色西装与周围人随性的穿着格格不入。香港人Tony在德国成了异乡人，一场看似热闹的接风宴，红酒与德国肘子换来醉酒呕吐。后来，他出现在冷清的广东餐厅独自用餐。学校旁植物园里的银杏树，既是串联三段故事的线索，也承载了这三段人类故事的角色功能，成为了他们“寂静的朋友”。Grete在面试中遭到男学者们的集体羞辱，身心受创的她奔逃出教室，来到银杏树下——这棵树成了她的庇护所，她感知它、触碰它，将手掌轻轻覆在树干上。在2022年的疫情故事中，镜头语言更是将人类世界的孤独及植物的抚慰形成鲜明对照：一面是巨大建筑、室内环境的冰冷及压迫；一面，树木映射在窗户、光影投射在身上。

疫情中，孤独的人类被植物抚慰的画面，《寂静的朋友》剧照生动展现。

影片尾声，三个不同时空的人同框：Hannes与Tony同坐树下，Grete则温柔地抚摸着绿叶，她的影像也由黑白转为彩色——在这棵树的时空维度里，他们三人相遇、共享同一时刻。就像谷川俊太郎《二十亿光年的孤独》中写的，“万有引力是相互吸引孤独的力”，孤独让人类相遇，也让植物与人类相遇。

关于人类社交、植物社交、人类与植物的社交这一影片的核心议题，影片展开了一系列高哲学浓度的情节。Hannes与Gundula的故事，始终围绕着语言的接受、转译、沟通。不同语言、不同物种之间可以通过转译实现沟通；借助“转译”机制，植物甚至能与人类产生即时的同频反应——比如，Hannes制作的开门感应装置。此外，一场两人围绕咖啡滤纸展开的对话也是典型的哲学场景，是对维特根斯坦语言观的演绎：实现人类有效沟通的并非“精确的语言”（即逻辑语言）；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精确”，真正有效的是生活的语言，那些人与人之间的约定俗成。

尽管泛心论的代表人物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认为：并非所有意识的存在者都有语言能力；其他生物的体验，与它们是否与人类建立起类比，毫无关系。[4]导演伊尔蒂科仍在故事的结尾，给出了对于孤独的温柔解法，并呈现出《杜伊诺哀歌》中的宽阔意境：“这种联系无限温柔，我们转向万物”。

被压迫的“女巫”：女性命运的缩影

《寂静的朋友》中，1905年的故事密集呈现了女性被压迫的悲惨境遇，Grete遭受男凝、被荡妇羞辱。第一场戏里，男性面试官们不仅在知识领域显露性别傲慢，还借林奈植物繁殖理论的“拟人化”表述对她进行性骚扰，实施集体猥亵。Grete遭遇的第二次受辱来自女性——作为男权秩序维护者的女房东，对Grete的彻夜未归进行恶意诋毁，并驱赶她。

女植物学家Grete进行森林祭祀的情节，暗藏作为女性主义中的“女巫”线索，《寂静的朋友》剧照记录了这一画面。

Grete彻夜未归的那夜，其实是在森林进行祭祀仪式，与一群女孩翩然起舞，感受大地和自然。这一信息在2022年的故事里得到了呼应。女植物学家Alice家中挂着一幅瑞典艺术家希尔玛·阿夫·克林特（Hilma af Klint）的画作，而希尔玛正是一位“女巫”画家。这位抽象画的伟大先驱，世界上第一幅抽象画的创作者，却遭受了一个世纪的泼脏水，世俗、艺术圈及以父权意志书写的艺术史均排挤她。希尔玛所遭遇的异端境遇，与片中的Grete何其相似；或者说，Grete的经历正是所有伟大女性先驱共同命运的缩影。这一虚构的历史人物身上，也有英国摄影家安娜·阿特金斯（Anna Atkins）的影子，安娜是最早进行摄影创作的女性之一，也是首位出版摄影书的女性。

关于向女性泼脏水的行径，纪录片《超越可见：希尔玛·阿夫·克林特》（Beyond the Visible: Hilma af Klint）的导演、1970年代出生的德国女性哈莉娜·迪尔施卡（Halina Dyrschka）曾直言：“将一个女人描绘成疯婆子，远比改写艺术史去承认她要容易得多。我们把有精神追求的女性视为女巫，却将有同样追求的男性艺术家奉为天才。”[5]

值得一提的是，与歌德一样，灵性与科学在希尔玛这里，并非对立。她曾在兽医领域学习解剖学、密切关注当时原子论的发现，并提出了超越时代的、具有现代物理学的观点：“我们都认为宇宙由原子组成、原子决定了宇宙，但事实却相反；我是宇宙的一个原子，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我想探索这些可能性，用内心的自我创造宇宙。”

希尔玛被视为女性主义先驱，《女性主义全球史》中文版亦选用其画作作为封面。伊尔蒂科导演在影片中选用了希尔玛这一叙事元素，除了因为希尔玛将灵性与科学结合的创作实践与该片理念契合，也是导演女性主义立场的坚定显现。

人类世的生命故事，亟待新的叙事模型

“没必要害怕或希望，只需要去寻找新式武器”

——吉尔·德勒兹

歌德、里尔克与希尔玛三位来自不同领域、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均与神秘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神秘主义色彩正是伊尔蒂科作品的核心线索。她的创作超越了写实主义的范畴，弥漫着梦境、灵性联结与超自然力量等神秘又诗意的气质。从1989年的首部长片《我的二十世纪》到《寂静的朋友》，她持续在银幕上探索着人类经验中那些不可言说、超越理性的部分。

爱因斯坦讲，新问题无法用旧框架解决。伊尔蒂科进入的叙事领域是崭新的，它跨越了时空，也跨越了古典主义与后人类主义的对立、科学技术与灵性的对立。《寂静的朋友》的叙事结构是新型的，它借鉴了后结构主义的“根茎”式叙事，将人类与植物的双重时空维度交织融合。“根茎”也是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意象：从树木的根茎到计算机图像；“根茎”式叙事的非中心、多元化的反中心主义及游牧思维，也是与反人类中心主义相匹配的叙事模型。

新的叙事实践也贡献了新的美学经验。正如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所言，政治问题首先是一个美学问题，伊尔蒂科的作品一直没有让人在“美”上失望过。首部长片作品《我的二十世纪》即斩获第42届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肉与灵》斩获第67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寂静的朋友》的摄影师也曾掌镜威尼斯金狮奖影片《寒枝雀静》。

影片展现了植物的视角：植物也在观察人类，《寂静的朋友》剧照生动呈现。

在《肉与灵》、《寂静的朋友》这两部电影的去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实践中，导演及视觉团队贡献了全新的视觉经验。首先是镜头的转变，以植物、动物视角取代人类视角。《寂静的朋友》中，科学家的研究对象——银杏树与天竺葵，也深情凝视人类，影片通过镜头的切换与对焦的调整，模拟出植物的视角。《肉与灵》中出现的大量聚焦人体下半部的镜头，实则是在模拟屠宰场里动物的视角——这部被视为伊尔蒂科最具神秘色彩的作品，与《寂静的朋友》一样，同样在表达孤独以及生命体之间的意识连结，且同样带有“人类世”视域下泛心论与万物有灵论的思想痕迹。

本片其他的美学创新还有：将屏幕的视觉主体从人类让渡给其他生命体，把实验室里的科学视觉转化为电影屏幕的主体形象：比如计算机成像、显微镜头成像，利用微距摄影与延时摄影技术拍摄发芽的种子……就连人物与故事的转场，也采用了植物图像：银杏的信息素在科学仪器下显化为绿色光斑。以及，伴随着植物视觉时出现的类似白噪音的植物之声：那些被人类忽视的、未被人类捕捉的声音被放大，成为声效的主体，充斥影院，让观众完全沉浸在自然之声的抚慰中。

作者简介：潘丽，媒体人、作家。长期从事当代艺术及文化领域的报道评论。

注释：

[1] 歌德：《植物变形记》，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前言第五页。

[2] 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第19页。

[3] 阿恩·约翰·维特勒森：《人类世的宇宙论》，商务印书馆，2025，第25页。

[4] 阿恩·约翰·维特勒森：《人类世的宇宙论》，商务印书馆，2025，第51页。

[5] Stuart Jeffries：hey called her a crazy witch': did medium Hilma af Klint invent abstract ，2020，The Guar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