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旗鼓的“饭圈”，身不由己的“饭圈” | 徽声在线圆桌

徽声在线记者 | 丁欣雨
徽声在线编辑 | 姜妍

饭圈再次以负面形象进入公众视野。近期，跳水运动员全红婵遭遇网络暴力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一个流传甚广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曝光，其中充斥着针对她的恶意言论。后续通报中，该群群主被描述为“体育运动爱好者”，暗示其粉丝身份。这场网暴与体育界长期警惕的“饭圈化”现象不谋而合，官方结案时明确表示“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对体育领域的侵蚀”，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畅畅长期研究粉丝文化，他发现每当“饭圈”引发社会热议，学术界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浪漫化地为其正名，将问题归咎于其他因素；要么直接给粉丝贴上负面标签，加入声讨行列。他在新书《偶像与我》中提出，粉丝并非完全盲目，而是“理性与疯狂并存”：追星本身是高度感性的行为，但粉丝会不断反思，试图寻找追星的理由和意义，即使偶像多次“塌房”，这种纠结仍会持续。

在国产影视剧和综艺行业深耕多年的廖媌婧有更直观的观察。她曾参与《青春有你2》等项目，与粉丝有过长时间近距离接触。她回忆，当陪同练习生从封闭训练基地出来参加活动时，机场接机场面失控，她不得不充当安保人员维持秩序；她也目睹粉丝在网络空间“战斗”时展现出的理性一面，比如分析战况、制定策略，甚至在必要时果断“断尾求生”，这种冷静让她惊讶。

2018年蔡徐坤深夜抵达机场，因人群过于拥挤导致马路栏杆被挤塌两次（图源：视觉中国）

在与徽声在线的圆桌对话中，廖媌婧和吴畅畅指出，追星对粉丝而言具有“人生缝合点”的功能：“粉丝通过追星体验三种逻辑：亲密关系、社会化、政治化，三者缺一不可。”当情感出现空白、主体完整性缺失或欲望匮乏时，成为粉丝往往成为吸引人的选择，陪伴迷茫的人度过难关。但吴畅畅也提醒，随着粉丝非理性行为在舆论中愈发突出，粉丝内部的理智与疯狂“分裂”会更加明显，“这将成为饭圈的典型特征，但问题不在于粉丝，而是任何文化组织都可能出现的状况。”

01 清朗行动后，饭圈如何“重生”？

徽声在线：2021年清朗行动后，各平台减少了投票和榜单机制，选秀综艺也相继取消，饭圈如今以何种形式存在？

廖媌婧：传统选秀综艺虽退出主流舞台，但粉丝的需求和参与热情并未消失，而是转向其他领域。《乘风破浪的姐姐》和《披荆斩棘的哥哥》延续了选秀的核心逻辑——舞台竞演、排名、成团，满足了观众对“打投”和“陪伴成长”的情感需求。恋爱综艺如《心动的信号》《半熟恋人》也承接了粉丝的参与感，观众通过“嗑CP”表达支持，这本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打投。此外，传统电视剧粉、同人粉依然活跃，近两年社交平台上的团播也快速聚集了新粉丝群体。粉丝消费正从线上文本转向线下体验，如地偶演出、小剧场互动等。甚至体育领域、企业家如雷军、知识分子等也拥有大量追随者，“粉丝”关系已超越偶像范畴，成为更广泛的情感认同模式。

地偶是起源于日本的唱跳团体，通常在小型livehouse活动，不直接暴露在大众视野中。（图源：小红书@番茄水煮鱼）

吴畅畅：音乐剧或体育圈的粉丝文化并非近年才出现，2015年中欧引入体育经纪人制度后，运动员与外界的交流增多。2021年后，原有的在线打投和文化运营转向其他平台，粉丝文化不再局限于商业偶像领域的现象愈发明显。

粉丝向小红书、抖音等平台迁移，体现了中国粉丝极强的适应性，类似历史学家德·塞尔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提出的“策略”：因地制宜、及时止损、借力打力，为偶像争取支持。

TF家族四代考核曲目《卡拉永远OK》在抖音走红（图源：抖音）

徽声在线：选秀综艺曾赋予粉丝主动参与感和即时反馈，如打投送练习生出道。取消后，粉丝如何获得反馈？

廖媌婧：打投机制虽消失，但若将其视为衡量粉丝反馈的唯一标准，容易误解粉丝。他们的情感远比“打投”丰富。许多恋综设置排名，虽无实质奖励，但满足了粉丝的表达欲；如《乘风破浪的姐姐》中，姐姐们挑战自我、揭露过往缺憾，观众能产生共鸣并获得慰藉。粉丝反馈是多元的，远不止“打投”二字。

很多恋综会设置排名，虽然这些榜单不发放实质性奖励，某个CP人气高不意味着他们的实际走向也是如此，但它至少满足了粉丝的表达欲：我认同他们的相处模式，我希望他们被看见。再比如《乘风》，虽然不能打投，但当看到姐姐勇敢地挑战自我，揭开自己过往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缺憾时，电视机前与她有共情的人同样能获得某种抚慰。粉丝群体的反馈是多元的，远不是“打投”二字能概括的。

吴畅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迷”“粉丝”“饭圈”的本质未变，即粉丝与偶像建立情感关联。粉丝通过母子（妈粉）、恋爱（女友粉）等关系与偶像连接，偶像在粉丝精神世界中扮演“他者”角色。它取代了信仰，但并非真正的信仰，因为信仰涉及宏大的形而上学建构，而偶像只负责粉丝的微观治理，即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日常生活政治，而非解放的政治。

《偶像与我：狂热、共情与自我建构》
吴畅畅 赵淑荷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6-2

徽声在线：情感联络是否包括同好之间的互动？

吴畅畅：不能一概而论。同好之间有分享、交流，也有“雌竞”。例如，某粉丝被偶像“翻牌”会引发其他粉丝的“同担拒否”反应，即拒绝承认“那个人比我更值得被偶像关注”。更多时候，粉丝之间是同仇敌忾的连接，这体现了饭圈的组织化过程。饭圈的“天顶”是偶像，它为粉丝和同担提供安全感，类似“房”的概念，由粉丝一砖一瓦搭建。为维护“天顶”，部分粉丝可能“铤而走险”，突破社会规范、伦理甚至法律边界，即“无法”。粉丝常说，偶像发展好时“没我什么事儿”，但一旦偶像遭遇不公，她们会充满战斗力，因为感受到“我的价值又回来了”。同仇敌忾建立在非同一性基础上，即存在可能的“敌人”。饭圈的行动逻辑与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敌我”政治相似，涉及身份认同的再现政治（政治哲学家南希·弗雷泽语）基本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上，饭圈并非特例。

廖媌婧：粉丝组织内部有不同分工和阶层。早期加入、参与活动多或与经纪公司联系紧密的粉丝有话语权，被称为“骨灰粉”或“元老”；边缘粉丝过去叫“潜水”，无地位也无人关注，只有组织需要聚集力量时才会动员他们，但需要彰显高层权力时又不需要他们。高层粉丝往往有优越感。

韩剧《她的私生活》剧照（图源：豆瓣）

粉丝还分“氪金党”“白嫖党”和“数据女工”。氪金党通过经济投入在关键时刻起决定性作用；数据女工通常是年轻女孩，通过做数据表达忠诚；白嫖党地位最低，几乎透明。粉丝之间存在明显阶位差。

吴畅畅：廖老师讲的是饭圈的“安内”逻辑，即达成同一性、各安其位；我刚才说的是“攘外”逻辑。“攘外”和“安内”同时进行，而非“攘外必先安内”。

02 粉丝投射的激烈与爱豆营业的谨慎

徽声在线：粉丝的集中追捧反映审美和时代情绪的变化，如今流行的明星人设是怎样的？

廖媌婧：大家不再喜欢完美人设，更偏爱真实的“活人”。这与经济下行有关，完美被集体“祛魅”。大众希望明星有小缺点，但不要涉及道德瑕疵，有自黑精神的艺人更受欢迎。

明星会刻意塑造缺点，如女演员包装自己“爱吃”，暗示“我虽瘦但无法抗拒美食”。大众也会主动“考古”明星过去。《狂飙》热播时，粉丝找到张颂文早年翻唱作品，评价他“有活人感”。这种情绪与当下对“精英”的解构心态相关。捕捉到这种变化，《乘风》等节目才敢做直播。十年前，让不会唱歌的人不修音直播会被批评，但现在大众心态更松弛：“看节目是为了娱乐，生活已够苦，何必较真？”

《乘风2026》舞台《心愿便利贴》截图

吴畅畅：偶像人设与粉丝的情感需求相关。社会学家南希·乔德罗在《母职的再生产》中指出，女性是关系性的，容易投入情感关系，而男性社会化过程要训练挣脱对关系性的依赖。从这个角度看，偶像几乎是为女性情感需求量身定制的。

团综兴起后，幼态柔弱的练习生出现，引发文化保守主义抨击，但这些偶像满足的是妈粉、姨粉、姐姐粉作为“照顾者”的精神诉求。近年也有漂亮偶像被粉丝称呼“老婆”，“嬷粉”在叔圈盛行，如战狼式吴京被粉丝“嗑”成同性关系中的被动角色，这是“第二性”对“第一性”的双重挑战。

廖媌婧：陈妍希和周柯宇主演的《狙击蝴蝶》很火，嗑的就是姐姐与弟弟的恋爱。

吴畅畅：近年男生“心灵”更加娇惯（借用《娇惯的心灵》一书概念）。在微侵犯意识增强、揭举和取消文化显著的环境中，女生“心灵”的适应性增强，如粉丝行动炼成的“共敌”政治；而男生因自尊和自我压抑的结合，表现出敏感易碎的特质。不少男偶像以这种特质的商品化进入“成名赛道”，更需要姐姐或母亲式的照顾。

大众文化不断制造从大女主到妈感、地母的人设，彰显女性主体性和能动感，甚至“召唤”母系社会女性角色的重要性。女性“母职”通过资本化公开并得到更多女性承认，社会经济地位提高实现了角色反转，本质是权力反转。

《狙击蝴蝶》主演宣传照（图源：豆瓣）

徽声在线：如何看待张凌赫因出演《逐玉》被称“粉底液将军”的争议？

廖媌婧：看剧要分类型和预期。若为偶像剧，我会关注CP打造、恋爱线表演和剧情；若为历史剧，我会关注历史诠释是否到位。不要赋予古偶剧过多评判标准。

吴畅畅：争议点可能在“将军”二字。“将军”与战争、军事、主权相关，这些领域在文化秩序中不容传统女性气质染指。将粉底抹在将军脸上，相当于对高度象征化的男性领域实施“性转”。批评者倾向于将男性体格强壮与品格属性划等号，认为“粉底液将军”有损男性社会担当和责任感。但从逻辑学看，将其上升到身体民族主义高度不恰当。

廖媌婧：我身边很多三四十岁女性爱看《逐玉》，最初是被武安侯的“破碎感”吸引。他受伤被杀猪女所救，一袭白衣、脸色惨淡，唤起女性照顾欲，观众会代入“妈妈”角色，且角色去精英化。

《逐玉》中张凌赫饰演的侯爷将军扮相（图源：微博@张凌赫z）

武安侯恢复侯爷身份后支持杀猪女，观众又获得“女友粉”感受。这种反差满足女性对两种极致人设的情感需求。大家喜欢的不是张凌赫或“粉底液将军”，而是叙事赋予人物的能量。

徽声在线：身份政治愈演愈烈，粉丝对偶像的期待有何变化？

吴畅畅：从韩国二代男团入华惹怒“虎扑”“帝吧”成员，到蔡徐坤被虎扑群嘲、男团选秀练习生被喷“娘炮”，再到张凌赫的“粉底液将军”遭主流媒体批评，这条受贬低的文化“谱系”是父权主义者或厌女主义者试图收复文化失地的应激反应，因为这些男性偶像代表异于主流霸权男性气质，且得到多数女性审美认可。

世纪初，韩国二代男团受女粉丝喜欢，她们被强加两层罪名：一是文化背叛者（为何不喜欢中国偶像），二是反直男文化传播者（喜欢“男性柔化”）。这两重“交战”属于身份政治，即在中国，再现政治主体间的冲突和对抗主要出现在文化领域。

从2005年《超级女声》中出道的冠军李宇春，在当时也被赋予性别政治的革命意味（图源：豆瓣）

徽声在线：要求偶像代表正确，是否是塌房频繁的原因之一？

吴畅畅：“塌房”前提是偶像有“房”，即“天顶”。“房”最初由经纪公司搭建，但练习生制度入华后，成本转嫁到粉丝身上。这种“共时性”成长对粉丝与偶像的情感关联至关重要，也决定了“安全房”的易碎性。国内偶像“塌房”多因爱豆情感事实与人设“裂缝”，如劈腿、隐婚、恋爱等，这与练习生制度有关。练习生制度打断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多数未成年或年轻偶像文化积累不足，情感诉求却超负荷。

偶像私德“有亏”也是“塌房”重要原因。在人情、面子和权力搭建的社会里，每个人都经不起查，但商品社会需要透明和完美的公共形象来实现商品化“造神”。粉丝更乐于相信偶像舞台上的“表演”，后者如展览品供人参观。

“塌房”频繁还让普通网民维持道德优越感。网民见证公众名人“塌房”，目睹少数成功者回落到与自己同样的状态，这一经验缩短了他们与完美人生的距离，印证了法律与秩序对“所有人”的约束力。

徽声在线：如今明星社交媒体多是商务或纪念日转发，生活分享减少，为何？

吴畅畅：常有人感叹世纪之交的明星敢说敢做，如今偶像营业谨小慎微。一方面，透明社会来临，偶像市场价值系于粉丝，而道德文化保守和身份政治显著化使偶像追求“最大公约数”更困难，谨言慎行成为保护机制；另一方面，若偶像真像前辈那样敢说敢做，大众社会未必接受。“活人感”的敢做敢当有道德和伦理底线。

03 畸形与疯狂：饭圈风评为何从未好转？

徽声在线：近年评价粉丝幼稚、非理性、疯狂的说法增多，为何？

吴畅畅：粉丝被骂有迹可循。大众对粉丝的负面刻板印象可追溯至1993年央视春晚小品《追星族》。蔡明扮演的高中生冒雨等四大天王演唱会，保姆车经过时她大声尖叫，车溅她一身泥点子，她竟说“这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啊！”

小品《追星族》剧照（图源：百度百科）

2006年杨丽娟事件、2021年倒奶事件，无论真伪，只要在大众文化中出现，粉丝就被媒体等同于疯狂、非理性。在此背景下，主流社会甚至第一代粉丝（“迷群”）都公开表示要与饭圈划清界限。但饭圈与迷本质无区别，极端打投在迷群时期也出现过，且非饭圈常态，而是“例外情形”。

徽声在线：全红婵被网暴事件落点在批评“体育饭圈化”和“畸形饭圈”，如何看待？

吴畅畅：媒体称其为“网暴”，但有何证据证明是粉丝所为？所有网暴都与饭圈有关吗？粉丝和饭圈常被拿来“背锅”。当年网络舆论称樊振东遭饭圈长期骚扰，并直言“体育不该沦为饭圈战场”，但乒联用人不端等问题也是关键因素。去年樊振东在德甲顺风顺水后，社交媒体讨论可见一斑，但舆论焦点很快偏移，粉丝再度成为“背锅侠”。

全红婵与陈芋汐在巴黎奥运会斩获金银奖牌（图源：视觉中国）

廖媌婧：饭圈组织常呈非理性、不受控状态，易被当作工具，让利用它的主体获利，或成为挡箭牌。找到“敌人”后，其他人无罪，问题被简单化。“饭圈化”一词已被套用到任何可关注的个体身上，尤其当个体具有被消费、资本化价值时。

徽声在线：为何饭圈内网暴事件屡见不鲜？

吴畅畅：有人问我饭圈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我认为成为粉丝不关涉主体自我持存权。粉丝对偶像的喜爱大体是策略性的，是人生课题的一部分，不会因喜爱或不喜爱而有性命之危。

但粉丝在线言论交战造成的暴力真实存在：第一，共时性成长使粉丝与偶像情感关联具独占性，对异见零容忍；第二，社交媒体匿名性使交流的体面感和可尊敬性消失；第三，粉籍与自我持存权无关，粉丝可恣意“开盒”异议者，取消其在线社交生存权，而非生命权。

徽声在线：如何看待“辱追”粉丝的出现？

吴畅畅：辱追不是黑粉，是边追边骂，缝合了羞辱与喜爱。辱追是对死忠粉“供养式追星”的“反叛”，部分粉丝不想继续做“仆人”，产生“我爱你，但我必须打击你”的心态。也有辱追粉认为只有“亲妈”或“亲老婆”才能开恶毒玩笑，建立越轨的假性亲密关系。还有学者指出，辱追粉升华了东亚式家长教育（恨铁不成钢的爱）的管教逻辑。辱追现象在美国或欧洲较少见。

廖媌婧：过去经纪公司策划、包装偶像，资源由公司争取，粉丝只能仰望偶像，接受公司规训。但现在权力关系翻转，粉丝觉得自己有能力为偶像“撕”资源，甚至替偶像“战斗”。你是我捧上来的，就得好好搞事业。有时他们会指责工作室不作为，甚至要求换工作室。本质是从“偶像被公司定义”转向“粉丝定义偶像”，粉丝从被动追随者变成主动参与者和监督者。

养成系组合TFBOYS（图源：单曲《样YOUNG》封面）

吴畅畅：粉丝是自主性的体现，我称之为过度自主。过度自主指暂时摆脱外在期待（“超我”）束缚，“做自己想做的”“爱自己所爱的”。我交谈的粉丝中，有几个成绩很好的女同学，初中时喜欢某偶像，但只是默默喜欢。她们清楚成为粉丝在生活中“不合法”，不会被爸妈老师理解，但仍继续，因为可以在繁重的自我实现道路上喘口气。

徽声在线：饭圈收到这么多非议，为何仍渴望迎合主流，如靠拢消费主义、宣传正能量，而非像其他亚文化那样“圈地自萌”？

吴畅畅：我反对将粉丝视为亚文化。英国传统文化研究中，亚文化具有抵抗性，但粉丝抵抗的是黑粉和对家粉丝，不是主流意识形态，不存在对既定政治机制或资本的抵抗，只有与外在异见者的“战斗”，与父权主义者的“战斗”。

廖媌婧：粉丝文化基础是产业化、组织化，要靠资源置换生存。偶像需被商业和品牌方认可，才能体现粉丝消费价值。

吴畅畅：我朋友研究韩团二代男团粉丝时发现，这些女粉在韩国本土被排挤，在国内又被父权主义者抨击，夹缝中生存。此时粉丝主要任务是寻求合法性位置，摆脱被树立为脑残、低幼和非理性的形象。但饭圈成型后，她们不再执著于自身合法性，而是爱豆的合法性，如爱豆签约更多品牌代言或被主流媒体接受，这构成粉丝打投的基本驱动力。

粉丝有“反规训”逻辑，但悖论在于，支持偶像时，粉丝不自觉靠近现实秩序，这个在成长岁月中不断束缚和管制自己的秩序，如今为让偶像被认可，粉丝又不得不面对它，被它看见、注意。粉丝以为能逃出大他者的手掌心，但一系列逃离和叛逆行为，只是将她们推向手掌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