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剖析：OPPO母亲节广告的翻车与反思

我们来聊聊OPPO在母亲节期间推出的那则引发巨大争议的广告。其广告词为‘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她恨不得穿婚纱’。这样的表述，无疑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我看来，这则广告设计极其愚蠢，缺乏文化底蕴，甚至透露出一种傲慢与对女性的物化。我必须再次强调：文化工作者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

这则广告的初衷或许是想表达女性不应被母亲的身份所束缚，即便成为母亲，也应拥有自己的生活，包括追求时尚，甚至穿上婚纱去见一个‘一年仅见两回’的明星。然而，这样的表达方式却显得极为不妥。

其本意或许并无恶意，创意者可能还自认为紧跟潮流，巧妙化用了追星‘饭圈’中的两个梗——将追的明星称为‘老公’，以及流行穿着婚纱去应援。比如，2019年刘宇宁北京首场个人演唱会，就有数千粉丝集体穿婚纱应援，这一行为曾一度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

‘穿婚纱追星’作为部分明星粉丝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只要不侵犯他人权益，大众本无权过多指责。

但前提是这婚纱是粉丝自费购买或租赁的，而非穿完后利用7天无理由退款政策，给商家带来损失。近期就有所谓的‘新女性’组织女性聚会，主题为‘嫁给自己’，并集体购买价值数十万的婚纱，活动结束后却要求退货，这种行为已非情感表达，而是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犯。

我深知广告设计者的意图，也了解饭圈的玩法，并非老古板。但正因为了解，我才觉得这则广告的设计者愚蠢至极，充满了对女性的傲慢与物化。他们或许口口声声尊重女性，实则内心深处看不起女性，无论男女。

因为这则广告将女性置于男性的从属地位，无论是面对丈夫的不修边幅，还是面对明星的精心打扮，母亲都只是某个男性的装饰品。这是对女性的物化，剥夺了女性的主体性，将女性视为工具、对象或‘他者’，从而否定了女性的主体地位。

为何如此说？这需从真正的女权主义根源说起。

法国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强调女性在父权制下被系统性地构建为从属于男性的‘第二性’，即男性的对照物，而非独立的主体。她认为女性受到了男权的系统性压迫，呼吁女性解放。

那些言必称波伏娃的人，是否真正读过《第二性》？还是像国内一些言必称西方的所谓经济学家，只是看了几个词就妄加评论？

我确信自己读过，并且还读过许多与女性相关的书籍，如《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看不见的女性》《始于极限》，以及近些年打‘女性主义’旗号的畅销书，如《女性主义》《别把男人不当动物》《把自己重养一遍》。为了全面思考，我还阅读了男性视角的两性书籍，如《掉队的男人》《男性妥协》，这类书籍实属罕见。

为了进一步深入思考，我还从青春期入手，阅读了女性青春期教育的书籍，并从古代入手，研究了《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同时，我还从共产主义视角，由家庭入手，理解了性别关系，即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列举上述，只是为了证明，在女性主义和真正的女权方面，我的认识或许比大多数‘女权主义者’更为深入，更别说那些打拳的‘女拳主义者’了。我所谈论的是真正的、解放女性的女权，即毛主席所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女权。

中国的很多女权主义者，动辄以波伏娃为旗帜，但显然根本没看过波伏娃的书，甚至坚决反对波伏娃的观点。

波伏娃的理论具有革命性，她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父权制’。20世纪70年代，她与激进女性主义对话，坚持认为性别解放必须与阶级斗争相结合。

她多次批评布尔乔维亚，即中产阶级。1960年，她因签署呼吁法国士兵拒绝参战、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121人宣言》而被起诉，但她毫不畏惧，直接参与街头抗议，提出‘沉默即共谋’，呼吁‘笔与身体必须同时在场’。

她后来总结道，‘1960年让我明白，理论自由若不具化为政治立场，就只是布尔乔维亚的装饰品’。在这之后，波伏娃认识到资本主义父权和西方殖民主义是一体的，共享同一套压迫和暴力逻辑。因此，女性绝不能只追求本土的权利，否则只会成为女性剥削中的帮凶。

从单纯的理论空想家，波伏娃开始向实践转变，某种程度上，她已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家的某些特质。她从不反对、更不敌视男性，她针对的是压迫女性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压迫。在这场革命中，女性和男性是同盟军，正如她62岁在《清算已毕》中所述，‘我抗议更是那个总想把女人赶回厨房的世界’。

波伏娃始终坚持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正如她在1947年《模糊性的道德》中所述，‘个体通过自由选择定义自身，但必须承担选择的伦理责任’‘如果你想要自由，就必须也想要他人的自由’。

至于波伏娃之后是如何被扭曲的，这不就是资本主义那帮人的一贯做法吗？

就像西方经济学研究切断了政治和经济的联系，回避了资本主义系统性压迫和结构性剥削的本质。目前，很多关于波伏娃的曲解，一方面来自各种NGO的污蔑，将一名战士曲解为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另一方面来自针对打拳的‘女拳主义’的反击，出现了很多诸如‘法奸’‘给纳粹拉皮条’‘淫乱’等造谣式诋毁。

其实，两边斗来斗去，都只是扯着大旗，不在乎波伏娃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她到底在说什么。而网络、网民又特别懒，不愿意系统学习，就从波伏娃的书中断章取义，胡乱摘抄。

比如，《第二性》中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这被用来曲解女性被压迫，但实际上波伏娃也认为男性同样是被塑造的，同样在阶级社会中被重构，她从没说过谁没有被资产阶级秩序禁锢。

还有一句话‘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看起来是男性压迫吧？由此，有些女性也说得让女性当法官。但只要看过原文，就知道波伏娃强调的是对资本主义压迫的反抗。比如，当年波伏娃参与法国教资考试时，考取了第二名，但面试中，考官质疑女性是否有资质从事教学，这是当时西方普遍存在的女性歧视。

西方现在仍然普遍采取女性结婚后冠夫姓，中国女性需要吗？就算古代也最多是被称为‘某某夫人’，或者正式场合中称为‘某某氏’，日常还是用自己的姓名。怎么就觉得西方会比中国更尊重女性？

波伏娃一直说的很清楚：女性解放必须与所有被压迫者的解放同步进行。她从不认为女性的敌人是男性，而是号召无论男女团结起来一起打破剥削和压迫。

当然，这种曲解并非因为女性不了解，而是西方为了扭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所有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压迫本质的理论、人物进行了系统性的诋毁和洗脑，硬生生把20世纪60、70年代的红色革命浪潮，解构、贬低为新自由主义。西方莫名其妙赢了冷战后，由于西方的强大，这些被扭曲的东西就被很多不学无术的慕强者误以为真理引入中国。

类似的问题在各个领域普遍存在，言必称西方经济学的实际不懂经济学，言必称西方自由的不懂自由，言必称进步主义的不懂什么叫进步，言必称多元的也不懂什么叫多元。

而这也是西方对名词的篡改，争夺名词背后代表的话语权，顺带丑化、抹黑、扭曲原本的好词。实际上，当前所谓的‘进步主义’应该是‘激进主义’甚至是‘偏激主义’，又把象征解放的‘自由’曲解为随心所欲乃至特权，就全乱了。

回到OPPO广告，有一些广告人替OPPO抱不平，认为中国人不会开玩笑、不懂冒犯的艺术、对多元文化缺乏包容等等。有一位广告人原话是这么说的，‘能这么开玩笑，不仅仅是因为对‘怪人’容忍而已，还需要一种文化足够多元的氛围存在：没有任何神圣的存在，也没有任何人不被冒犯’。

我很想问问这位广告人：

他觉得犹太人能不能被冒犯？LGBT+能不能被冒犯？上帝、基督教能不能被冒犯？美国‘三权分立’制度能不能被冒犯？他本人和他最珍视的人能不能被冒犯？

什么‘冒犯的艺术’，说白了就是一次非常低级的营销翻车，竟然强行把如此愚蠢的错误拔高到文化冲突和女性觉醒上，这才是对女性最大的侮辱，也存在最基本的逻辑错误。如果按照他的意思，那么‘母亲’‘女性’也是可以被冒犯的？

没有任何一个成熟文化‘不能接受被冒犯’，前提是保持分寸感和语境，还需要注意，打破束缚与低俗擦边的界限。

从中还可以感知到，OPPO这个广告的设计者、审核者，已经陷入了名为‘多元化’的陷阱，误以为自己圈子里玩的所谓‘老公’‘穿婚纱追星’是全社会公认的基本常识，把小众圈子的自嗨扩散到大众视野。这就像前不久我批判的电视剧《逐玉》，待在古偶圈挺好的，非要搞破圈，强行碰瓷《狂飙》，离开了圈地自萌，当然要接受公众道德标准的审视。

这背后就是波伏娃批判的‘布尔乔维亚’们，误以为自己的小圈子就是世界的全部，喜欢把明星称为‘老公’，愿意‘穿着婚纱追星’的人，满打满算能有1000万人吗？相比14亿人，谁才是大众？谁才是主流？

这也是西方长期扭曲的结果。

所谓‘多元’是对标主流而来，‘多元’文化是一个集合，可能有几百几千几万甚至更多的细分小文化，这么多集合在一起也不过在大众沉默的时候，勉强跟主流比一比，但沉默不代表消失，一旦越过了红线，把沉默的大众激怒了，所谓‘多元’不过就是小众的‘乌合之众’。

就比如台湾大学打着多元文化的旗号，竟然有所谓的‘BDSM’社团，每年还要组织活动，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到学校观看所谓的社团演出。

平时这个社团很强势，动不动就以不尊重多元文化为由举报投诉。这不过是大众懒得跟他们计较罢了，也因为这些人相对还是圈地自萌，如果这些人敢冲上大街，随机抽选一名女性就要展示他们‘BDSM’的所谓多元文化，就算台湾人民也不可能接受的。

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结构，都是以主流为主体，否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散架了。所以所谓‘多元文化’，实际就是‘小众文化’，必须学会尊重主流，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来自主流的包容，决不能把包容当成纵容，去解构、嘲讽甚至试图取代主流价值。

就说OPPO的这个广告，母亲节敢说‘我的母亲有两个老公’，那如果这次没有引起大众的愤怒，那国庆节准备发什么？难道是‘我有两个祖国’？

我倒想问问，这些人有几个脑袋？电影《美国内战》有个镜头很有意思，这些人可以回顾下。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美国人也是厌恶的。

本质上这种所谓的‘我的母亲有两个老公’，不就是网络上某些人胡说八道的‘生物爹’？

试想一下，如果OPPO打广告说‘我的爸爸有两个老婆’，还会像现在这样和风细雨吗？

我其实挺可怜OPPO设计、审批这个广告的人，也很可怜那些为这个广告抱屈的人，因为他们从小可能没有体会到什么是正常的夫妻关系，从小可能没有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长大以后也没有找到一个有爱的伴侣。

从没看到过，自然不会相信正常的夫妻本就是最好的朋友，他们理所当然的会觉得一位母亲、妻子，会为了一个‘一年见两次’的‘老公’‘恨不得穿婚纱’。

OPPO这个广告本可以拍得很好，非常突出OPPO手机的优点，但被搞砸了。

如果是我，会这么拍：

一共1分钟，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最长，用40秒时间。

以童音‘我有几十个妈妈’开头，镜头紧紧跟随母亲，特写母亲的多重身份。

比如深夜书桌前疲惫辅导的妈妈、暴雨天撑伞紧紧护着孩子的妈妈、在厨房里忙碌的妈妈等等，童声说我的妈妈有时是家教、有时是守护神、有时又是厨师等等，把那些没有被社会定价的付出展示出来。背景播放温馨的音乐、画面是光明的。

这里可以充分展示哈苏双2亿镜头对母亲细微表情的充分捕捉。

第二部分用5秒时间。

开头要有所切换，音乐戛然而止、画面中忙碌的妈妈突然定格、画面转暗，一个疑惑的童声响起‘可是……爸爸在哪呢？’

第三部分用10秒。

音乐转为温暖宏大的弦乐，画面快速倒带、闪回，原本被虚化、被剪切在画框外的边缘，突然被超广角镜头重新拉回、聚焦、点亮。

自然而然地体现了OPPO超广角、哈苏人像抓拍、无影抓拍、夜影夜景等新模式的优势，这也是一种影像引导的艺术，第一部分镜头一直跟随母亲，所以观众第一次看的时候，会忽略很多细节。

比如在妈妈辅导功课的时候，画面的边缘，有一只模糊的手静静地放下了一杯水；妈妈在雨夜撑伞护着孩子的时候，镜头边缘，孩子实际趴在一个人的身上；母亲在厨房忙碌的时候，画面的边缘放着一把螺丝刀。

解密时刻到了，用镜头语言凸显OPPO的无影抓拍的优势，能够在光线不足的环境下也能拍得清晰、纯净。

第三部分超广角展示了完整的画面，原来爸爸一直都在，只是爸爸的爱是沉默的、暗处的，妈妈辅导功课时递上水、送孩子去医院时是爸爸背着孩子狂奔、妈妈在厨房忙碌时爸爸也在修理着坏掉的柜门，等等。

最后第四部分，只需要5秒钟。

童声再现‘我有几十个妈妈，我的妈妈不是超人，她只是被爱包围着，才变得无所不能，我爱妈妈，我爱这个家’。

最后画外音放广告词，比如‘OPPO，让爱不留死角’。

这样不可以吗？

凭什么非要把母亲与父亲割裂开？为什么一定要靠制造对立来展示虚伪的独立？某些人自己缺爱，能不能别恶心、扰乱大众？

一个人如果从小生活在爱的环境下，很难理解为什么要用‘两个老公’这种低俗的梗去结构家庭、物化母亲，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爸爸妈妈本就是一个整体，根本不需要通过切割来证明谁更独立。

说白了，广告的设计者、审批者可能无法理解‘夫妻是最好的朋友’，一位母亲会穿着漂漂亮亮的去看自己喜欢的明星，但不是为了这个明星，而是因为自己想穿的漂漂亮亮，是这个明星在满足母亲的精神需求，母亲是主体、明星是客体。

更不会认为这个明星是自己的所谓‘第二个老公’，很有可能她在拍到明星之后，第一时间分享的对象就是自己的丈夫。

如果看网上，好像大家都不想结婚了、不想要孩子了、觉得异性是魔鬼等等，但这么说的人，可能内心比谁都希望能找到一个陪伴自己的伴侣，只不过因为种种主观客观的原因，选择了防御性的自嘲。如果真像网上说的这样，那不孕不育、相亲、情感等各个产业为什么会如此火爆？为什么高价彩礼会得到如此大关注？

我不认为这些人是试图搞‘颜色革命’，他们也没这个本事，他们只是西方‘颜色革命’的受害者，被徽声在线欺世盗名的西方洗脑而不自知，大翻车意料之内。

需要反思一点：为什么某些大公司的宣传部门，会频频出现如此低端的错误？为什么老是把小众误以为是大众主流？

我觉得，这并不代表公司价值观有问题，更可能代表公司内部治理除了很大问题，对可能影响到公司整体形象的，缺乏风控管理，缺乏对营销、PR部门决策的制衡。

扁平化不能成为管理混乱的托词，如此只会让夹带私货变得肆无忌惮。这也是我在2024年分享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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