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达克设计的上海唯一单厅影院将独家放映沪语文艺片《行走的夜》

5月10日，位于上海浙江中路的浙江电影院迎来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热闹景象。这座自1930年便开门迎客、由著名建筑师邬达克精心设计的影院，以其独特的古早风格，成为了上海现存唯一的单厅影院。岁月流转，它虽已老旧，却依旧坚守在那里，默默诉说着过往的故事，不易被匆匆行人所察觉。

5月10日，《行走的夜》首映盛典在此举行

上海导演舒浩仑，被这座影院的独特魅力所吸引，决定将自己的新作《行走的夜》献给这座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影院。10日的首映礼后，这部影片将在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月里，每晚在浙江电影院与观众见面。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这部获得龙标的沪语文艺片，在全国范围内的唯一上映地点，无疑为影片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期待。

银幕上，一位失意的中年诗人与一位心事重重的少女，从杨浦那片荒僻的拆迁区出发，用一整夜的时间穿越上海的夜色，从城市的边缘逐步走向市中心。而银幕外，舒浩仑这位深耕上海城市叙事24年的作者导演，从自己的“根本电影”理念出发，完成了一次从创作到发行的全面突围。他摒弃了传统院线的发行模式，跳过了发行商的层层环节，也没有选择流媒体平台，而是将影片的全部生命力，完完整整地寄托在了这座老影院之中。

《行走的夜》宣传海报

夜色中的上海奇遇，只属于夜晚的故事

《行走的夜》的故事，源自一场杨浦的同学聚会。醉意朦胧的诗人爷叔在深夜的街头，偶遇了独自夜行拍照的失眠少女。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陌生人，就这样在上海的街头开启了一场彻夜漫游。他们走过空无一人的拆迁街道，路过深夜营业的烧饼摊，漫步在苏州河的堤岸。在对话中，他们袒露了各自的心事、过往与无法面对的创伤。直到天亮时分，这场如梦如幻的相遇，随着太阳的升起而悄然落幕。

“这个故事，只可能发生在夜晚。”舒浩仑在采访中坚定地说。在他的镜头下，白天的上海被规则、秩序与世俗眼光所填满，而夜晚则给城市蒙上了一层超现实的滤镜，让那些超出常理的相遇、毫无保留的倾诉成为可能。“我们常常在夜晚、午夜时分，发现那些社会边缘的、非主流的人在街上游荡。夜色就是他们的舞台，所以我决定把它拍下来。”

电影中，中年诗人与年轻女孩的对话絮絮叨叨、漫无边际，却从中透露出人物具体的生活和成长轨迹。一些看似奇怪的选择，都导向了某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可能性”。高密度的对话融合了剧情、纪实与诗歌元素，使得影片独具魅力。首映礼上，徽声在线评论学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刘海波作为主持人开场便直言：“这部电影挑战了我对于电影的很多定义和概念，它无法被简单归类。”

《行走的夜》精彩剧照

事实上，片中的诗人爷叔，几乎是按照上海诗人周海明的真实状态来塑造的。舒浩仑透露，其中不少细节都源自周海明的真实生活，包括他喝完酒就地躺倒的随性。而这场看似随性的漫游，背后却是舒浩仑极度严谨的创作态度。全片90%的台词都是提前写定的，这给非职业演员出身的周海明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舒浩仑说，这几乎堪称一场“天人交战”的过程。

“他和普通素人不一样，素人知道自己不会演戏，所以会用功背台词。但他总觉得自己有一套方法，一开始特别排斥背台词，我们要不停跟他‘斗争’。”舒浩仑笑着回忆道。直到拍摄后半程，周海明才慢慢明白，台词只是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里，他依然可以保留自己的感性与诗人本色，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演节奏。

舒浩仑与本片主演孙佳遥、周海明合影

徽声在线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对影片的本土表达价值给予了高度肯定：“上海需要被表述，但不能只有一种表述。舒浩仑拍出了这座城市沉默、幽暗，又极具隐秘的切面，证明上海有属于自己的本土艺术家，能拍出真正扎根于这片土地的作品。”他特别提到，影片中那些充满哲思与生活质感的台词，“需要年龄的阅历，更需要知识分子与诗人结合的艺术修养才能写就”。

《行走的夜》电影精彩瞬间

舒浩仑为这场漫游设定了精准的空间逻辑：两个主角从远离市中心、荒僻得“不像上海”的复兴岛出发，沿着街道往市中心走。随着空间上的不断靠近，两个人的对话密度越来越高，心理距离也越来越近。城市变化日新月异，仅仅拍摄完成几个月后，复兴岛就焕然一新，变成了另一番模样。

《行走的夜》剧照再现

这场“一夜的故事”，最终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顺拍完成，全程都是夜间拍摄。剧组每天傍晚六点开工，拍到凌晨三四点收工。能用来拍摄的有效夜色，其实远比想象中短暂。

最让舒浩仑难忘的，是凌晨两三点的拍摄现场。困意褪去之后，整个剧组的状态反而达到了顶峰。整条空无一人的街道仿佛都属于他们，周围安静得能听到风的声音，只有摄影机的运转声和演员的对话声。“甚至有外卖小哥深夜送餐过来，看到我们在拍戏，就安安静静等在旁边，等一个镜头拍完才把外卖递过来。那种感觉很奇妙，整个城市都在配合我们完成这场梦。”

回归“根本电影”，找回导演的本质与初心

这些年，舒浩仑的主业是在上海大学电影学院教授电影课程。《行走的夜》的拍摄，缘起于他向学生提出的“根本电影”理念。

舒浩仑说，这些年随着技术的发展，他眼看着太多学生拍作业的花费越来越高。有人毕业作业费尽心思借来昂贵的阿莱摄影机，组起庞大的灯光、摄影团队，花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成本，最后拍出来的东西却不如当初用微单预拍的素材动人。

“他们的精力全部放在了设备、灯光、大阵仗上面，反而忘了电影最核心的东西——你要讲什么故事，你要传递什么情感，你有没有拍出真实的、能打动人的表演。”舒浩仑说。他提出“根本电影”，就是要帮学生做第一道减法，先把那些花里胡哨的形式剥离掉，让他们聚焦到创作的本质上。“设备永远是为创作服务的，不是反过来让创作者为设备服务。”

于是，舒浩仑在课上发起了“根本电影工作坊”，提出了自己的“根本电影”宣言：拍摄简单的故事，必须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用极简主义的制作方式，在真实场景中进行拍摄，摄影仅使用现场光；录音只需人声录音清晰；制作团队保持纪录片的小团队规模。

《行走的夜》剧照赏析

“我希望学生们挣脱所谓工业化、技术化的枷锁，回归电影创作本身，聚焦内容表达与人文价值，找回电影最本真的模样。”

好友谢旺听闻他的这个教学实践后，建议他身为老师要以身作则，不能“光说不练”。舒浩仑也觉得，亲身实践一次这条道路，也算为学生们“打个样”。于是一场根本电影创作之旅就此开启。

舒浩仑回顾此次拍摄历程时表示，整个剧组满打满算只有十个人，两辆轿车就装下了全部的人和设备。摄影师小满拍片时还不满18岁，一个人、一台摄影机，自己跟焦、自己运镜，肩扛手持捕捉人物的举动呼吸。

舒浩仑谈到自己这次的体验时表示，不同于之前“大团队拍摄时导演根本挤不进摄影机旁边，只能在监视器后面当一个‘验收员’的感觉。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奇怪，我像一个观众而不是创作者，我和演员之间隔着一层屏幕，没法真正和他们在一起。”

舒浩仑工作瞬间捕捉

而这次的极简拍摄让他终于能站在摄影机旁边，直接看着取景器，和演员站在同一个空间里感受现场的每一个情绪变化。“这不是玄学，你站在摄影机旁边会觉得这才是真正参与创作的导演，而不是一个事后评判的裁判。”

最近，舒浩仑又给自己的“根本电影”理念提出了一条新的规则——“纯真人无AI”。在舒浩仑看来，电影最核心、永远无法被AI替代的是“真人出演”里藏着的生命温度与真实情感。“电影是人与人之间透过影像完成的一场情感对话，AI能生成再逼真的影像也只是镀金的仿制品。它没有真人的生命体验、没有真实的情感波动，观众永远能感受到那份真假的区别。”

现场工作照纪实

舒浩仑是上海最早赴美学习电影的那批电影人之一。1994年从华东工业大学工学院毕业后，他远赴美国南伊利诺斯州大学电影系攻读导演MFA。2002年带着首部纪录片《挣扎》回国，一举拿下瑞士弗里堡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2006年他用镜头记录下上海静安区大中里石库门的拆迁历程，拍出了纪录片代表作《乡愁》，拿下中国纪录片双年展最佳纪录片。

从纪录片到剧情片，从《少年血》到《黑白照片》，他的创作始终在纪实与虚构的边界游走。用克制的长镜头、低干预的调度、充满烟火气的沪语对白，把私人记忆与上海的城市变迁、公共历史缝合在一起。

舒浩仑现场交流互动

之后随着中国电影商业化的浪潮，他逐渐感觉许多创作变得“别扭”。他也有过靠近主流电影工业的尝试，但越是工业化的制作牵制的方面越多，也就有方方面面的限制和不自由，主动权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导演准备再多，资金、演员不到位，满腔的表达欲也无从下手。“但我觉得创作不该是这样的，有些东西对资方重要，对导演其实没那么重要。难道我们就要一直这么等下去吗？”舒浩仑说。这次的“根本电影”实践也让他重拾对创作的信心和主动权，自己走过这么一遭发现原来路还是能让人走出来的。

《行走的夜》剧照欣赏

一场作者电影的发行突围，一次与消逝时光的对抗

选择浙江电影院做《行走的夜》的独家放映，是一个既酷又有点残酷的决定。

在拍摄进入尾声时，舒浩仑就开始思考这部片子的放映问题。他过往的作品大多先走国际电影节的路径，《黑白照片》拿下鹿特丹电影节休·伯特剧本奖、华沙电影节NETPAC奖，《少年血》拿下迪拜电影节最佳短片，在海外收获了认可。但国内的普通观众却很难有机会在大银幕上看到他的作品。

而当下的环境里艺术电影的放映空间正在不断收缩。“以前美术馆、艺术空间还能做独立放映，现在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了。除了学校里相对自由，外面几乎找不到合适的放映空间。”舒浩仑坦言。一次朋友的无意提议给他带来新的灵感：为什么不找一家市中心的电影院专门做这部片子的放映？

浙江电影院，大隐隐于市的观影圣地

郊区的影院被直接排除，市中心的商业影城也不现实。最终他想到了浙江电影院。这座始建于1930年、由邬达克操刀设计的老影院原名浙江大戏院，是上海现存极少数仍在运营的邬达克建筑影院之一，也是沪上仅存的纯正单厅老影院。自诞生之初它便自带与众不同的文艺底色：民国时期专映好莱坞首轮影片，是老上海时髦的观影地标；公私合营后它长期深耕译制片放映，常年排映上译厂经典配音影片，《佐罗》《追捕》《简·爱》等译制佳作在此反复上映，是几代上海观众心中无可替代的译制片记忆殿堂。哪怕时至今日全城商业影院清一色排映外语原版片，它依旧坚守国语译制版排片，保留老上海独有的观影温情。

“我之前和这家影院完全不认识，就直接打电话找了经理。没想到他听完我们的想法特别认同。”舒浩仑回忆道。整个合作过程出乎意料地顺利，影院给了这部片子整整一个月的黄金场排期。不是常见的那种“包场”买断提前让影院锁定收益，而是走标准的院线分账合同，能卖多少票全看观众选择，双方风险共担。为了配合影片的画幅，舒浩仑带着团队多次到影院专门为这块老银幕调整了字幕位置。影院也在有限的空间里铺满了电影质朴的海报物料作装饰。

浙江电影院最初的风貌

放弃“全国铺开、求排片、求票房”的传统逻辑，转而选择“单点聚焦、聚拢观众、深度对话”的新路径。舒浩仑希望把所有的观众都聚拢到浙江电影院这一个空间里，让一部电影的生命周期从院线里的一两周拉长到整整一个月甚至更久。

作为一部沪语电影，《行走的夜》在这里首映既是对上海影史传统的致敬，也与影片内敛、真实的气质完美契合。知名上海电影博主妖灵妖推荐这部电影时给出的打开方式是建议“看一场《行走的夜》，来二两大壶春生煎或一碗老半斋雪菜肴肉面，也是一种有趣的观影联动”。而且因为创作者都在上海，放映期间说不定哪天你就能在放映前后的小马路上遇见银幕上的诗人，和你来一场现实中的对话。

如今走进浙江电影院大概会觉得它老旧得“不像在上海”。由于从十多年前起就被列入拆迁地块的规划，影院一直不敢贸然翻新。在影院商业化狂飙的浪潮之下，单厅结构成为它的桎梏。没有多厅分流排片、没有沉浸式影音升级、没有商业配套加持，在连锁院线的挤压下逐渐丧失市场竞争优势。而影院所处的黄浦老城厢近些年持续拆迁改造，周边原生居民不断外迁，陪伴影院成长的中老年核心客群逐步流失进一步加剧影院的艰难。

影院周边弥漫的市井气息

而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内容同质化严重、观影方式趋同，小众老影院夹缝求生似乎和舒浩仑镜头里消逝的上海形成了某种命运般的互文。它保留了几代人记忆中老影院原汁原味的模样，但也难免成为被时代遗忘的、上海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古早的装修是否唤起了你的记忆？

首映礼当天浙江电影院里3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其中绝大部分的票都由观众自发购买。甚至放映当天还有不少老年观众现场询问如何购票的事宜。“影院不是一个无情的自动贩售机，不是一个千篇一律的放映终端”，舒浩仑很感谢浙江电影院选择这样的方式合作，“也让我们看到电影院其实在这个时代也可以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徽声在线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对这次发行尝试做出这样的评价：“这是一次上海的文化事件，他们开创了一种新的自主发行模式，未来很多新的可供探索的可能性从今天开始发生。”

首映礼现场观众热情高涨

在国际上，有不少独具特色的单厅影院会专门放映某些导演或者主题的电影。往长远了看，舒浩仑导演心里有更多的期待：“比如有没有可能把这里变成一个‘导演之家’，可以不定期来放上海本土作者导演的作品，让这座上海的老影院真正成为上海作者电影的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