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暴力创伤难消，但“受害者”亦可成“世界的主人”

由尹佳恩执导的韩国影片《世界的主人》在多个国际电影节上崭露头角，收获了众多重量级奖项。近期，该片在流媒体平台上线后，口碑持续发酵，豆瓣评分从最初的8.9分一路飙升至9.2分，一举成为近十年来评分最高的韩国电影。尹佳恩此前曾执导过《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家园》，她擅长以儿童和青少年的独特视角来展开叙事。时隔六年，她带来的这部第三部长片，依旧延续了对成长困境的关注，不过此次她将镜头聚焦在了更为尖锐的性暴力题材上。

《世界的主人》海报

在当下，性暴力题材的影视作品似乎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叙事模式。然而，《世界的主人》却独辟蹊径，采用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叙事手法。女主角珠仁初次登场时，观众怎么也想不到她竟是性暴力的受害者。电影前半部分所塑造的她，是一个活力四射、乐观开朗的青春期女孩。当这样一个形象被置于“性暴力受害者”的定位上时，《世界的主人》所探讨的就不仅仅是性暴力的危害与防范问题了，它还引发了我们对受害者认知局限性的深刻思考。

按照戴锦华教授对优秀女性电影的评判标准，“女性并非是一种被局限的生命体验，女性处于一个不同的位置，是一种视点存在的可能。我们通过这个视点，能够看到从男性视点出发、从有史以来文明的视点出发，那些赫然摆在眼前却一直被忽视的东西”。《世界的主人》正是这样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凭借女性导演的敏锐洞察力，将一个只有从女性视点出发才能看到的景象呈现在银幕之上：在那间教室里，那张请愿书上，那个活泼开朗、大大咧咧的女同学身上，都隐藏着那些被我们视而不见的东西。

“乐观向上”背后的复杂人生

故事伊始，高中生珠仁展现出的是一副开朗活泼的模样。她朋友众多，男朋友换得也比较频繁，会悉心照顾弟弟，经常去跆拳道馆训练，还积极投身于义工活动……

珠仁

转折点出现在学校发起的一场联署运动。社区里有一个性犯罪者即将刑满释放回到社区，男同学秀浩组织全校师生在请愿书上签名抗议。请愿书上写着“性暴力会留下终生无法抹去的创伤，彻底摧毁一个人的人生和灵魂”之类的话语。全校师生都签了名，唯有珠仁拒绝落笔。她拒绝签名并非是同情罪犯，而是无法认同这条文案对受害者的定义。

珠仁不认同对受害者的这个描述

由于联署事件，爆发了两次冲突。之后，在双方家长和老师都在场的情况下，珠仁勇敢地诉说了自己小时候曾遭遇亲戚性暴力的经历，并且平静地再次强调：事情已经过去，她的人生并没有因此而被摧毁。珠仁拒绝让“受害者”成为自己唯一的身份标签，拒绝将自己一生的可能性都寄托在一个创伤事件上。她用实际行动表明，即便带着伤痕，她依然能够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

性暴力是一个残酷且现实的社会议题，女性是性暴力的主要受害群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许多影视作品在处理这一沉重题材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种叙事路径：将性暴力描绘成一种足以将人生彻底碾碎的强大力量，以此唤起公众最强烈的愤怒与同情，并借助这种集体情绪推动制度的回应。

例如2011年上映的韩国电影《熔炉》，其原型是2000年至2005年间发生在韩国光州仁和聋哑特殊教育学校的真实案件。这所学校的教职人员，包括校长和总务主任在内，长期对听力与语言障碍的学生实施虐待和性侵害，受害者中年龄最小的仅有七岁。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由于当时法律的漏洞以及地方保护等因素，多数施暴者仅被判处缓刑或极短的刑期，甚至有人还能继续在校内任职。电影中，那些聋哑儿童在法庭上用手语比画出的证词、施暴者脸上那漠然无谓的表情，以及最终令人窒息的轻判结果，汇聚成了一种远比眼泪更持久的力量——愤怒。这种愤怒从银幕蔓延至现实，影片上映后，韩国民众发起联署，要求重新调查此案，韩国国会也通过了《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也就是后来被称作《熔炉法》的法律。

2013年上映的韩国电影《素媛》，改编自2008年震惊韩国社会的“赵斗淳事件”。八岁女童在上学途中被有多次前科的男子诱骗至厕所实施性侵，给女童带来了终生的身体伤害。在现实中，凶手赵斗淳以“醉酒后意识不清”为由，仅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素媛》从微观层面展现了一个家庭在遭受灭顶之灾后，如何从废墟中一点点捡回生活的碎片，电影的情感力量也是建立在“摧毁”这一前提之上的。

在我国，也有许多优秀的电影人将镜头对准了类似的阴暗角落。2017年文晏执导的《嘉年华》，以海滨小城的一起少女性侵案为切入点，长时间地跟随两位女孩——一个是掌握证据的旅馆黑工小米，一个是受害者小文，一同在成人世界的丛林中艰难辗转。电影对案件本身的呈现极为克制，却尖锐地揭示了事件发生后，来自家庭、警方和社会的多重压力是如何构成二次伤害的。

2025年李玉执导的《下一个台风》，讲述了美术专业学生林沫沫在遭受老师性暴力后逃离到渔村，与沉默的渔家女阿汐相遇，两个背负着沉重过去的女孩在朝夕相处中逐渐向对方敞开心扉的故事。电影通过一段女性间相互支撑的情谊，来直面性暴力创伤与舆论暴力。

无论是毫不留情的愤怒控诉，还是克制内敛的文艺剖析，这些影视作品中的受害者形象，总体上都被同一种叙事逻辑所主导。这个逻辑，恰恰就是《世界的主人》里那封请愿书上的那句话——“性暴力会留下终生无法抹去的创伤，彻底摧毁一个人的人生和灵魂”。它不仅成为了这类创作的默认前提，我们很多人也几乎默认接受了这种认定。

但我们千万不要因此而怀疑创作者的真诚，或者怀疑我们自己的善意。这句话确实反映了很大一部分事实。性暴力确实会造成深远的心理和生理伤害，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慢性疼痛的发病率、抑郁症和自杀风险的升高，都有大量的权威数据作为支撑。强调伤害的严重性，唤起公众的愤怒与同情，推动社会正视性暴力，敦促法律和社会制度做出回应，在性暴力长期被忽视、被轻描淡写甚至被否认的文化土壤上，这样一种叙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如果一个叙事从“一种表达”演变成“唯一表达”，从“强调伤害的严重性”滑向“定义受害者的全部人生”，它是否也陷入了一种狭隘呢？在彻底摧毁的叙事中，受害者的人生被简化为一道分水岭：一边是遭遇性暴力之前，一边是遭遇性暴力之后。后者的所有内容，包括她的成就、她的爱、她的创作、她的幽默感，似乎都失去了被想象的基础，这些东西仿佛显得不合逻辑，甚至不合时宜。

这种遮蔽带来了一些难以回避的问题。一方面，它会让我们觉得受害者就不能乐观积极。如果彻底被摧毁是唯一的合法结局，那么一个在创伤后还能笑、还能爱、还能兴致勃勃地参与生活的人，她的存在本身就变成了一种难以归类的“异常”。那些性格乐观坚韧的受害者，甚至可能会被怀疑“受害的经历是假的”“不正常”，就像珠仁一度被同学背后议论的那样，仅仅因为她的表现不符合公众对性暴力受害者的刻板想象。

另一方面，如果公众只接受彻底被摧毁这一种叙事，那些正在努力重建生活、恢复工作能力、尝试新的亲密关系的受害者，可能会因为自己恢复得“太好”而产生一种不应有的内疚感。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康复是对其他受害者的背叛，并自我怀疑：是不是我的创伤不够深？是不是我的反应不正常？是不是我应该更痛苦一些才对得起“受害者”这个身份？这会让部分受害者把本该用于康复的心理能量，消耗在“我到底够不够格当一个受害者”的自我审视上。

《世界的主人》剧照

所以，《世界的主人》的视角显得尤为珍贵。在常规叙事中，性暴力受害者被期待呈现出某种可见的脆弱，如沉默、恐惧、羞耻、忧郁、小心翼翼等。而珠仁在校园中的形象却与此完全相反。她看起来百无禁忌，开心快乐，喜欢谈恋爱，被朋友戏称为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她和女同学在食堂毫无顾忌地讨论性话题，包括月经与生理反应、隐私部位乃至男欢女爱的细节，说得热火朝天。这些行为很容易被误读为轻浮，但又何尝不是珠仁对“受害者应该是什么样”这种预设的一种反抗呢？

当然，珠仁并非没有伤痛，性暴力仍然如梦魇一般困扰着她。她只是拒绝让“性暴力受害者”成为自己唯一的身份标识，拒绝接受一个人的人生和灵魂被彻底摧毁。她练跆拳道、做义工、嬉笑打闹，在志愿一栏写下“爱”字，希望过更加充满爱的人生。如此一来，所谓“世界的主人”，指的并非是掌控命运，而是无论命运给予了什么，仍牢牢把握住自己活着的姿态。

珠仁以她的主动性和丰富性，消解了单一受害者叙事，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在遭遇创伤后不动声色的顽强。她的生命力没有被伤害没收，她的能动性也没有被创伤缴械。她仍然在爱，在选择，在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

伤痛从未离去

《世界的主人》也遭遇了一些典型的批评声音，其中隐含着一个更深的忧虑：电影对于一个“乐观向上”的受害者的塑造，是否会造成一种误解，让人以为受害者都应该是这样的，从而否定受害者的创伤？如果观众看完电影得到的印象是“你看，受害者也可以活得很好嘛”，会不会反过来给那些没能“走出来”的受害者施加新的压力？

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当一种叙事被推向极致，它完全可能从一种解放变成一种新的规训。

但《世界的主人》的诚实之处在于，它从来没有否定“性暴力会留下终生无法抹去的创伤”这个事实。“乐观向上”是珠仁的一面，但另一面，性暴力受害者的经历还是给她留下了疼痛。影片用大量细节堆叠出一个事实：伤痛没有消失，它始终潜伏在珠仁的生活中，只是在某些时刻安静，在某些时刻发作。

比如珠仁害怕苹果。创伤记忆常常会附着在某些看似无关的物品或场景之上，形成顽固的触发器。当珠仁面对苹果时，那种瞬间浮起的恐惧很难用理性去克制。

珠仁害怕苹果

遭遇性暴力的经历，也让珠仁无法完全投入一段亲密关系。比如男友在跆拳道馆与珠仁独处，气氛亲密，可当男友想要更进一步时，珠仁几乎在瞬间做出反应，一把将他推开。男友心灰意冷，他觉得珠仁忽冷忽热，和她相处得太累，决定分手。但珠仁不知道该怎么向男友解释，身体里那种不受意志控制的警觉从何而来。而同学们也曾经因为珠仁换男友频繁而议论她在男女交往方面有些“随便”，专挑单纯的男生下手，没多久又将对方甩掉。珠仁为此感到愤怒，她知道自己不是同学们所评头论足的那样，可她也不知道如何辩解。

亲密关系成为珠仁既渴望又无法进入的场域。她想要爱，对志愿的规划是“爱”，说自己在这方面颇有天赋，希望过上更加充满爱的人生。可身体的记忆不与意志同步，它替珠仁记住了那些她试图用没心没肺掩盖过去的东西。渴望与恐惧的并存，是创伤留下的隐性标记。

全片中珠仁情绪最外露，也最触动人心的时刻，是洗车场那场戏。妈妈开车去洗，两人坐在车内，水柱冲刷车身的巨大声响里，珠仁的情绪决堤。她哭着责怪妈妈当年一心工作疏于对自己的关心，埋怨妈妈那时候不相信自己。汽车制造了某种物理上的遮掩，车内的哭声被水声盖过，反而让珠仁有了安全感。只有在那种封闭的、不会被外人听见的空间里，她才敢袒露创伤。母亲没有辩解，没有拥抱，只是沉默着听完，递了纸巾和水，然后问了一句：“想再转一圈吗？”这说明珠仁如此情绪爆发已经不止一次，也说明珠仁此前所有的没心没肺都是一场漫长的忍耐。

珠仁在车内情绪失控地痛哭

因此，电影从不否认“性暴力会留下终生无法抹去的创伤”这一点，它打破的是后半句——“彻底摧毁一个人的人生和灵魂”。二者并非必然存在因果关系。留下创伤，意味着疼痛是真实的、持久的、在某些时刻会突然发作的；彻底被摧毁，则意味着一个人失去了任何能动性，只能被动地承受创伤的碾压，不再有任何重建生活的可能。然而，能动性不是一种轻飘飘的乐观主义，它的每一次行使都可能被疼痛打断，它的每一步进展都可能伴随着反复。一个人可以带着创伤继续生活，但这生活并不轻松，她只是不再让创伤替自己做决定，但每一个决定都比旁人想象中沉重得多。

电影中有一个场景精准地呈现了珠仁身上的矛盾性，以及重建的艰难。妈妈担任园长的幼儿园里有一个小女孩，手臂摔伤，女孩在大人面前逞强，戳着手臂上的石膏说一点都不疼。之后，珠仁在一次与小女孩单独相处时，一次次加重力道去戳小女孩，同时问她疼吗，疼的话要说出来。妈妈从监控里看到无声的这一幕，最初感到困惑，直到小女孩用手戳她，问她疼吗，疼的话要说出来，妈妈抱住女孩坦白说“很疼”，她才恍然明白珠仁的用意：珠仁在教小女孩自我保护，不必逞强，不必做大人眼中懂事听话的乖孩子，疼就要说出口。

这是珠仁自身挣扎的外化。为了夺回生活的主动权，她长年让自己没心没肺，但没心没肺的痛苦只有她自己才知道。所以她才会在看见另一个孩子逞强的时候，以近乎偏执的方式去干预。她掐女孩时那股较劲的力道，是对女孩的着急，也是将自己未被妥善处理的痛苦向外置换。她希望女孩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她希望女孩充当世界的主人，但痛的时候也要说出口。自我说服“我没事”和事实上的“没事”是两回事，珠仁处于两者之间，不断地用前者安抚后者，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持续的精神消耗。

换言之，电影从未试图用珠仁的顽强去淡化伤害的真实。它呈现的，是一个人如何在伤痛从未离场的前提下，仍然为自己争取一种不被伤痛完全定义的生活。伤痛不必是人生的全部，但它仍然是持久的。

沉默背后的庞大群体

经由看起来“正常”的珠仁的塑造，电影还让一个客观的、令人心惊的事实变得清晰可见：大多数性暴力受害者并没有选择报警，他们选择了沉默，且不可见。

大量针对性暴力受害者的调查显示，只有三成左右的性暴力受害者选择了报案，多数人选择了沉默。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羞耻、恐惧、对司法系统的不信任，甚至还有自我责怪。受害者会反复拷问自己：我当时为什么不跑？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我那天为什么要穿那样的衣服？这种自我归罪让她们在尚未开口之前，就已经自行宣判了自己有错。

我们很少去想象，这些沉默的受害者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是不是像珠仁一样，一边努力生活，一边忍受疼痛？他们可能看起来也很“正常”，老师同学不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家长或者不知情，或者知情但像珠仁的父亲一样装聋作哑。总之，他们正常地上学，正常地考试，正常地参加工作，正常地恋爱结婚，然后在某些不为人知的瞬间，被某些触发器击中。他们不声不响、藏于人群，却构成了性暴力受害者里的绝大多数。

通过珠仁，我们看到了这些沉默的人。珠仁在请愿书事件之后，先后收到过几次神秘的匿名字条，从一开始怀疑她对请愿书那句话的真实想法，到后来追问她是不是真的没事，最后一次，字条的主人向珠仁道歉，并坦白自己也曾遭遇同样的事。目睹珠仁的勇敢与积极，让这个藏在暗处的同学想要打破沉默，想要积极生活。珠仁读完，眼眶泛泪，随即又回到同学们中间，带着一贯的没心没肺玩耍。

写字条的人是谁无人知道，电影最终没有揭示写字条的是谁，但镜头扫过教室里一张张脸，这个处理本身就构成了一组沉默者的群像。她也许是那个平时文静寡言的邻座女生，也许是那个在食堂讨论中总是红着脸却不离开的参与者，也或许是任何一张不起眼的面孔。她很可能是个女生，也有可能是个男生。

看见沉默的她，或者他

对沉默者的关注，也是这部电影珍贵的视角。我们往往关注那些已经发出声音、被看见的受害者案例，也应该意识到，在冰川之下，有无数从未发出过声音的人，在用各自的方式度过今天、明天以及之后的每一天。他们看上去一切都好，可能此刻就坐在某间教室、某间办公室里，做着和周围人完全一样的事，但他们心里，自我修复这场无声的马拉松，一直没有停下过。

《世界的主人》也许能够给予他们哪怕一丝的慰藉——有人温柔地注视着，支持着，理解着你们。珠仁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证明：你可以带着创伤继续活着，你可以在喊痛的同时仍然不愿意认输，你可以不被“受害者”三个字吞噬掉全部的自己。就像那个藏在暗处的同学从珠仁身上获得了主导自己世界的能量，你可以像珠仁那样有一天喊出自己的疼痛，你可以永不原谅，你还可以有属于你自己的对抗方式。重点是，亲爱的你，始终是你世界的主人呀。

把《世界的主人》放在更广阔的语境里看，它代表的是韩国社会问题电影在近二十年里一条渐进的演变轨迹。从《熔炉》的愤怒控诉，到《素媛》的温情修复，再到如今《世界的主人》对个体感受权的回收，始终不变的是制度批判，但叙事中心从旁观者的愤怒与同情缓慢移向了幸存者自身的体感叙事。这部出自女性导演之手的电影，在它沉静、不煽情却充满张力的日常叙事中，完成了一件男性主流视点很难做到的事——把一个不符合受害者刻板印象的女性受害者放在银幕中央，却不急于让她被理解，被接纳，被同情，甚至不急于让她被治愈。影片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让她被看见，不是作为某种范例、某种象征，而是一个实在的人，有着不完整的安全感，有着时而脆弱时而顽固的自我，在无从选择的过去和仍可以尝试的未来之间，做着每一天的努力。

这便是女性电影不可取代的意义所在：经由女性视点的敞开，让我们在直视性暴力的残酷、反思制度应当如何更坚决地介入与遏制的同时，看见那些原本就被遮蔽的、庞大却沉默的存在，看见她们在伤痛中不肯交出自我主权的倔强、不被苦难吞没的执拗、在废墟之上坚持重建日常的尊严，并由此重新理解“人”这个词所能容纳的更多生命力与复杂性。